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一）
      我是1983年来到芜湖的，先当市委副书记，后当书记，共计有十个年头。1992年离开领导岗位后，每年还有一半左右时间住在芜湖，算起来有三十多年了。所以芜湖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这三十多年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保存这段历史，我也有一份责任。下面，我就分几个方面来讲一讲芜湖改革开放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芜湖巨变

     近三十年，是我们国家大变革大发展的三十年，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三十年。在这个三十年里，芜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受最深的有这么几方面：

      第一，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5平方公里扩展到了165平方公里。大江两岸，高楼林立，道路畅通，湖泊园林山丘，星罗棋布，保存着半城山半城水的特色。90年代初期，整个芜湖市只有两座高楼，物资大厦和农行大楼。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在对岸二坝望芜湖，我说，只有两座高楼，太单调了；要是能有三十座高楼，就能把这座城市撑起来了。现在，何止三十座，三百座也不止，可能有上千座甚至更多。加上精心布局的绿化、亮化和美化工程，使芜湖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秀美江城。航拍芜湖全景，真是美不胜收。继芜湖长江公铁两用大桥通车之后，高速与高铁四面贯穿，作为皖南交通枢纽的芜湖，可谓四通八达。不仅保证了华东第二通道的畅通，而且也加速了芜湖市的跨江发展。市内鸠兹广场和中山路步行街、滨江公园和雕塑公园这些民生工程，可以说是芜湖历史性的精致工程，受到众口一辞的赞誉。大阳垾、保兴垾等的整治，绿化覆盖率的提高和污染治理的强化，芜湖市区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城市更加宜居。今年长江水仅次于1954年，防洪墙经受了考验，安然无恙；那么大的雨量，市区基本上没有受淹，排涝工程发挥了作用。这些都足以说明，城市功能有了显著提升。市区常住人口60万人发展到150万人，新增人口多数已融入市民行列，城镇化率已达60%以上。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向农村延伸，所有行政村都通了水泥路，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用上了自来水。美丽乡村建设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芜湖市正在打造“智慧城市”，也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这将是城市管理革命性的变化，也会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地方便。

      第二，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芜湖原来的主要产业是南烟北铜中纺织，香烟税收占到财政收入的70%，烟厂打喷嚏，全城都感冒。八十年代出了个傻子瓜子，不起眼的小产品发展成大规模，瓜子畅销全国，获得了瓜子城之称。但瓜子规模再大，也改变不了小生产的性质。九十年代出了小汽车，创建了民族自主品牌，又获得了汽车城的美誉。从瓜子到汽车，使芜湖经济实现了从小作坊工业到现代化工业的历史转变。新世纪以来，芜湖人着力推进以奇瑞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海螺水泥及新型材料、电子电器和电线电缆四大支柱产业，迅速壮大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芜湖经济。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建设外向型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199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折合人民币）436亿元，占全市经济总量的17.7%，这个比重1995年为8.27%，1985只有3%。经济外向度的提高还是相当快的。一些大型企业，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到海外投资办厂。奇瑞汽车出口量始终占据全国汽车出口的首位。十八大以来，按照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着眼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芜湖人正努力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目前，已有机器人产业园，现代化农业机械产业园，通用航空产业园及3D打印机产业园，等等，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群发展。还有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这是属于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完全不同，它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理念而发展起来的新的业态，是服务功能的换代，服务模式的创新。现代服务业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人们提供高文化品位、高技术含量的，比传统服务更健康、更便捷、更廉价的服务。比如电商的发展使网购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消费方式，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称心的商品。而作为这个产业的一些网点，看似不起眼，却有大作为。芜湖的“三只松鼠”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过去，我们一家百货公司，一天卖几万元几十万元就了不得，一家超市，一天卖几百万几千万元也就了不起了。“三只松鼠”这样一个小企业，只卖坚果这一种产品，凭借互联网，在购物节那天，就卖了2.6亿元，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三只松鼠”已经成了全国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在新兴产业中，文化产业正在兴起，2015年， 文化产业的经济总量达到63个亿，占全市经济总量的2.5%，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总而言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使芜湖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第三，人民生活明显提高。1985年，芜湖市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5元，2015年达到29766元，增长了46倍；1985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元，2015年增加到15964元，提高了43倍。人民生活的提高，不能光看收入，还要看消费，看消费结构。从城市来看，1985年人均消费640元，用于基本生活费的费用达601.08元（其中食品消费356元，占到56%），就没有什么钱投入其他消费了。2015年，人均消费17743元，比1985年增长了27倍多，其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消费只占35%，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达到8.5%。城乡居住条件都大为改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5.79平方米提高到34.6平方米，农村更宽一点，由4.79平方米提高到41平方米。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接近100%，移动电话324万户，城市农村几乎人手一机。互联网用户达72万户。城市公共交通也大变样了。1985年公交车只有131辆，而且破烂不堪，现在公交车有2000多辆，市区出租车有5000多辆，还有12000辆公共自行车。所以市民出行相当便捷。随着公共事业的发展，市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度大大提高。30年前，市民供水供电供气都相当紧张，当时老百姓批评我们赵市长是“赵三停”，实际上也是对我这个市委书记的批评。那时供气，“河南”就靠芜钢炼焦的副产品，“河北”只靠一个煤气包，市区气化率只有25%，还经常断气。现在天然气年供应量达3亿2千多万立方米，还有一万多吨液化气做补充，市区气化率达100%。在今年这样连续出现的暴雨、洪水、高温等恶劣天气条件下，没有发生断水断电断气现象。社会治安也有很大进步，人民过着和平安定的日子，幸福感自然就增加。除了基本生活，人们有了财产性收入，所以能够买房子、买车子。市区私人小汽车拥有量达32万辆，按城乡人口加起来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人民的购买力在购房方面表现更明显。

      第四，思想观念大有转变。总的看，同三十年前相比，芜湖人视野变宽了，气概变大了，境界变高了，思想解放了。八十年代人们对于傻子年广久雇工经营，发财致富，看作是大逆不道，投以不屑和鄙夷的眼光。他开始只不过是个万元户，后来也不过百万富翁，许多人眼红，妒忌，尽管小平同志讲了话，还是要找个罪名把人家抓起来。现在人们对年广久的看法大大改变了，把他看做改革初期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年家人建了个傻子瓜子博物馆，许多人主动前去参观，并表示赞赏。现在芜湖的首富不是百万富翁而是百亿富翁。本来，芜湖人很满足于工业的小而全，认为“船小好掉头”；经过了改革的大潮，才懂得船小难抵风和浪，主张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企业破产兼并，许多国企厂长都很不理解，有人甚至认为自己当了社会主义的败家子，从而痛哭流涕；通过破产转让，进行企业重组，实现资本优化后，一些企业起死回生，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同时也激发了芜湖人的改革创新意识。创新，成了芜湖人的新的追求。市委将这种创新意识，综合提升为“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冒尖”的创新文化，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创新热情，使芜湖成为安徽省首批创新型城市，被认定为创新型企业有119家（其中国家级创新型企业4家），占全省的三分之一。2013年芜湖市还被列为《福布斯》创新能力最强城市榜的第十七位，是安徽省唯一的入选城市。市民的文明素质也有明显提高。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多了，上车插队的人少了。爱护公共环境卫生的人多了，乱堆乱放乱扔乱吐的人少了。献爱心乐意助人的多了，老人路倒不敢扶的情况少了。对城市脏乱差的现象，三十年前还要靠门前三包，如今基本上靠自觉行动了。所以2015年芜湖市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这是三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去年《芜湖日报》登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外地人到芜湖搭出租车，上车说了一句过去芜湖脏乱的话。司机说，那是过去，现在大不同了，客人表示怀疑，司机不愿意了，跟客人打赌，你要到哪里，你要走哪条路随你。只要你发现一处脏乱现象，车钱我一文不收。这位“的哥”，把客人从“河北”拉到“河南”，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客人表示信服。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芜湖就没有一点脏乱差了；但这位“的哥”的举动，说明他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认可，说明他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说明他作为一个芜湖市民的自尊自信和自豪。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芜湖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难能可贵的。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二）


（二）探索芜湖改革发展之路

       建国前，芜湖就是安徽重要的工业城市，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在明代，浆染业与上海纺织业齐名：“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清代是中国四大米市之首。1876年，芜湖是英帝国眼中的一块膏腴之地，被辟为通商口岸。建国后，芜湖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不仅有长江的黄金水道，而且是华东第二通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用为主的制造业，有几十个门类，一百多家企业，一千多个品种。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是皖南地区的交易中心。经济总量每年都有一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在全省名列前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芜湖还是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条件下，过着比较安稳的小日子。可是，从1985年开始，问题接踵而来。当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第一，财政困难。1984年还是芜湖市财政小康之年，那一年，全市财政收入3.8亿元，除上交省财政外，地方可支配收入还有2亿元，所以那时花钱比较放手。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动用上百万元为市民放了一场焰火，这也是芜湖唯一的一次。那时省里财政非常困难，视芜湖为富裕户。1985年3月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决定，在十六个地市中，对芜湖采取特殊政策，让芜湖额外上交财政收入1亿多元，并以此定为财政上交的基数。尽管我们对这种鞭打快牛的做法提出反对，但反对无效。以后几年，由于企业不景气，利税锐减，导致财政收入下降。1990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地、市净上交12亿元，其中芜湖市净上交4.1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还多。这一年，芜湖市财政总收入为5亿元，除去上交4.1亿元，地方可用资金只有9654万元。这样一来，芜湖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连续两年发生赤字，年终发不出工资，不得不向省财政借款。

       第二，通货膨胀。高增速带来过高的货币发行量，导致物价飞涨，物价指数年上升10%以上。从而引发了抢购风潮，不仅抢购粮油肉，就连食盐、肥皂、火柴甚至卫生纸也被抢购一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紧缩措施，压缩投资，减少货币发行量。当时民间出现顺口溜“书记本姓金，银行里面无资金”。“市长本姓赵，家家空有煤气灶”。为了稳定局势，帮助银行的资金周转，市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缓发20%，一年后归还，按储蓄付息。我们芜湖的干部真是顾全大局。当我在会上讲明国家困难，宣布这个决定之后，大家都表示理解，竟然没有一点反对之声。

       第三，企业纷纷停产。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芜湖人原来引以为荣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众多自恃“船小好掉头”的小企业，不堪一击，根本没有来得及掉头，就被打蒙了，产品滞销，仓库积压，银行无钱贷款，工厂发不了工资，纷纷停产，有些企业连工人吃饭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又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拯救特困企业。成立了拯救特困企业领导小组，抽调一批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干部，到那些停产或濒临停产的企业进行诊断，帮助“生产自救”；对无力自救的企业，帮他们向一些形势尚好的企业求援，或向银行少量抵押贷款，以解决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持社会的稳定。

       这些现象，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一些企业多年积累的问题，诸如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不高、管理水平低下等等，统统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解救银行也好，拯救企业也好，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当时中央对改革的要求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行动上要摸着石头过河。同时要求，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认真结合起来。

       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在农村，在巩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着重抓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始改变农村单纯发展种植业的习惯；在种植业中，逐步改变单纯种植水稻的习惯，扩大苗木、蔬菜和水果的面积。而在水稻种植中，又逐步增加品质较好的单季晚稻面积，减少双季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变“高产穷县”的状况。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结果证明是必要的。

       在城市，我们着重对企业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工资计件、工资和效益挂钩，提高奖金，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破大锅饭，拉开工资的差距，以调动职工积极性等等，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改革措施，仍然是权宜之计。真正要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实施产权制度的改革，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让那些无力进行市场竞争的企业破产倒闭，让那些在竞争中有生命力的企业浴火重生，这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在当时，即使是那些权宜之计的改革措施，推行起来也有相当的阻力。为了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市委提出了一个“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方案，我和傅祖浩同志一道到微型电机厂进行试点，《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在北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理论界和媒体的争论。

       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的年代，芜湖经济如何发展，走什么路子，是我们不断摸索的另一个问题。作为工业城市，芜湖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大型企业。从沿江来看，安庆有“石化”，铜陵有“有色”，马鞍山有“马钢”，我们没有。开始，我们也试图自己培养大型企业，就是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对一些在市场有竞争力的产业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来壮大企业规模，这叫存量调整。这种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从哪来呢，银行贷不了款，财政更无力投资，所以，这只能是一个空想。这期间，我们也做过汽车梦。因为我市当时就有几十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造整车，为此我们曾经组织访问团去长春，到一汽去参观考察。一汽集团董事长耿昭杰是巢湖人，想借助他的力量帮我们造汽车，耿昭杰也表示支持。我们回来后，也曾与包括飞机大修厂在内的一些企业商量联合造汽车，因条件不成熟无果而终。这个汽车梦，在九十年代末期，在詹夏来同志主持下圆满地实现了。再就是增量调整，新建大企业，哪怕能新建一两个也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企业控制在国务院，在国家经委和计委。一旦国家发布信息，要上某个大企业，地方就一窝蜂地上，去要，去争。安徽人老实，跑得少。我当四年书记，除了跑开发区，跑大桥，还跑过两个大项目。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我们还尝试过自己成长一个大企业，以电子管厂为中心，将晶体管厂、电视机厂等电子企业联合成一个电子工业公司，统一核算，扩大生产规模，占领市场。结果闹腾了半天，协议也签了，爆竹也放了，还是以失败告终。捆绑终究不能成夫妻。

      芜湖发展的出路在哪里？经过几番探索，几番挫折，我终于悟出了一点想法，并且在我们的领导班子里面也形成了共识：芜湖的出路在开放。这就是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利用芜湖的区位优势和工业基础，进一步营造投资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胆地吸引国外和国内的资金和技术及人才，来改善我们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改进我们的生产技术，促进我们的产品转型升级。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工作的基本点和着力点就比较明确了，那就是要以开放为主线，把开放放在第一位，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开发；以开放，求发展。形成了四句话作我们的战略思想：全方位开放，综合性改革，突破式推进，超常规发展。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放到改善投资环境上来。第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增强开放意识，摒弃旧观念，换掉旧脑筋。并且提出不换脑筋就换人。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把奋力争取合芜高速和长江大桥的建设放在首位，尽快实现华东第二通道的通畅。同时全面改善市内交通，加快芜南路的建设，拓宽长江路，开辟延安路，将中山路改造为现代化的步行商业街。第三，加快朱家桥外贸码头和裕溪口煤运码头的建设，充分运用长江的黄金水道，争取尽快实现对外籍轮的开放。第四，认真学习和宣传国家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充分掌握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同时制订我市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措施，制订对引进外资的奖励办法，鼓励华侨家属及有海外亲友关系的人士积极参与招商引资。第五，成立招商局。这是内地的第一个招商局，负责招商引资的宣传组织和外商接待工作，协助外商办理申报登记等手续。第六，要力争创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接受外商集中投资的平台和载体。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宣布上海浦东开放。这是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对芜湖自然有很大的震动。浦东开放，这是全国最大的开放地区，是离芜湖最近而又有黄金水道相通的开放地区。浦东开放对芜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然是我们应该十分关切的。事隔几天，我找了几位同志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专门研讨这个问题。经过分析认为，浦东开放后，将会有大批外国企业和产品涌入，冲击长江三角洲及附近地区，芜湖也不例外。这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但是，随着浦东开放，外商投资的视野将由沿海转向沿江，在沿江的投资目的地中，芜湖具有一定的优势，即使是作为上海的拾遗补缺，也是必不可少的。外商进入上海后，也必将促进江浙地区产品的梯次转移，有选择地接受这些转移，对芜湖的结构调整也是有利的。所以浦东开放，对我们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机遇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只要主动应对，机遇大于挑战。对此，我们商定了十六字战略：“抓住机遇，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当时省委书记卢荣景同志正巧在芜湖，我专门向他汇报了这些想法，他表示完全赞同。

       一个多月后，约在7月初，省委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省里五大机关及有关部门领导60余人参加，从安庆到马鞍山，对沿江各市开放的条件和现状，进行现场调研比较，最后到芜湖总结。这次会议提出了“开发皖江”的发展战略，口号是“抓住机遇，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带动全省”。同时确定，以芜湖市为皖江开发的重点和突破口，从而拉开了皖江开发的序幕。根据芜湖市的要求，决定了以下事项：创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省财政投资公司贷款9000万元给芜湖市，作为建设开发区的铺底资金。加紧完成芜南路的修建，后期经费由交通厅安排。这次会议坚定了我们开放的信心，我们也加快了开放步伐。

       历史事实证明，以开放为主线的方针，是符合芜湖实际的。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芜湖市实施以开放为主线的方针的必要性。2014年芜湖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392亿元，其中招商引资占90.9%，其他年份也大体差不多。芜湖现有的几个企业巨人，如整体迁入的海螺，从引进设备开始的奇瑞，还有美的空调、华强方特，无一不是开放的产物。所以，全方位开放，始终是芜湖历届党委和政府抓住不放的主线，而且是一茬接着一茬干，这是外界公认的芜湖经验。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三）


（三）推动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

       所谓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改革开放的前提。

       芜湖是古老商埠，又是曾经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思想应该是比较解放的。像年广久这样的典型首先在芜湖出现，不是偶然的。当然这是时代的产物，但是与芜湖的开放意识也是分不开的。不过芜湖也有保守的一面，芜湖人有一个包袱，就是认为工业基础好，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因此许多人对这种“小而全”感到很满足。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小城镇生活，也使得一部分人安于现状，求稳怕变。表现就是小得即满，小富即安，多求安稳少求财，小小锅巴有得铲。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可以叫“小市民意识”，是小农经济的思想在城市的反映，对改革开放是极为不利的。市委认为，思想解放，必须把破除小市民意识作为重点，从自身抓起，从领导抓起，然后普及群众。为此，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请进来讲。1990年，市委先后举办了四期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班，市委常委和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参加，从广东、江苏、北京等地，请来专家学者讲课，讲全国的开放形势，讲国家的开放政策，讲招商引资，讲开发区。许多同志听过宣讲以后，深感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那些从开放前沿带来的许多新观点、新事物，我们的干部闻所未闻，感到顿开茅塞。这些讲座和报告，不仅领导干部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经过传达与转述，在群众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派出去学。就是组织相关领导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同时，派干部到沿海地区挂职锻炼。以改革开放为目标的学习，我自己带队或参加的就有：广东的深圳和东莞，上海的浦东和崇明，山东的烟台和青岛，浙江的杭嘉湖，江苏的苏锡常和昆山等等。每次参观都有触动，触动最大的是东莞和昆山。东莞原来是个普通的农业县，改革开放后，充分运用华侨和侨眷的关系，一下子就办了1000多家“三来一补”的工厂，村村都做出口产品，“暴发户”成千上万地冒出来，还为国家创造大批的外汇，成为全国首富县。如果说它有侨乡的优势，那么昆山呢，昆山也是一个县，他们自办开发区，靠引进外迁的三线工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起家，几年时间，使这座普通的农业县城变成了新兴的城市。到2003年，这个不过六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一天创造GDP一个亿，财政收入1500万元。眼界宽了，思路也就广了，多模多样的开放形式告诉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只要换脑筋、动脑筋，引进外资的机遇多的是,建设外向型经济大有可为。

       第三，广泛动员。在着力对干部队伍转变观念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大会小会，逢会必讲改革开放，把破除小市民意识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我在芜湖几所大学都去作了报告，安师大党委书记顾家山同志最近告诉我，二十五年前他在安师大听我的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小市民意识的剖析和批判，可见，这一点是深入人心的。与此同时，在《芜湖日报》上开展了一次《怎样做一个改革开放的芜湖人》的大讨论，从大学教授到在校学生，机关干部到普通市民，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实际上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全民自我教育活动。1990年，在省委作出开发皖江的决策之后，市委又开了一次改革开放动员大会，除了主会场外，还在各县区设了分会场，同时在有电视和广播的地方组织收看和收听，一竿子到底。我在代表市委作的动员报告中，除了讲全国和芜湖改革开放的形势，提出市委对改革开放的目标和要求以外，还特别表明了市委的决心，表示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不论前头有多少艰难险阻，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从发动群众的角度来说，这次是最广泛的一次。

       第四，典型引导。改革开放初期，芜湖乃至全国出现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傻子”年广久。1983年我到芜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雇工几十人、家私上百万的小富翁了。年广久的事，民间众说纷纭，媒体采访不断。我和市委同志都是一律表示肯定和赞赏，这对年广久，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支持，在社会就是一种榜样。这是因为，肯定他带头冲破旧体制，参与市场竞争的闯劲，就可以鼓励人们敢于改革，敢于创新；肯定他创造傻子瓜子积累财富的业绩，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自主创业，发家致富。事实完全证明了典型的力量。对于年广久，人们从“瞧不起、看不惯”渐渐变成了“学着做，跟着干”了。在年广久影响下，瓜子专业户从几家十几家发展到几十家，工商个体户从800家激增到9000多家。最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表示愿意与傻子联合经营，并且可以接受年广久当总经理，在芜湖从观念上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四）傻子瓜子和年广久

       1979年是一个春天。“春江水暖鸭先知”。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就是这样一只“鸭子”，他熟悉“春江”的气候、环境和水性，所以他对春天的感知比一般人来得早，于是他就提前下水了。我们说，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那么，年广久就是改革的先行者，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排头兵。这个曾经因“投机倒把”而两度蹲班房的小贩，得知“投机倒把”罪名如今不存在，他就决然地脱下上衣，重操旧业，光着膀子炒瓜子、卖瓜子，而且本着他的“经济学”，按照“以质取胜”“以廉取胜”的生意经，将瓜子炒得粒粒饱满，又香又脆，一嗑三开。价格由市场每斤2.4元降到1.76元，很快占领了芜湖市场，引起了芜湖市委市政府的关注。这样一个小产品，既活跃了市场，满足了群众需要，又增加了税收，当然是好事。分管财经的副市长赵文波亲自到他作坊探望，鼓励他好好干。这下年广久劲头更足了，生意也越做越大了，推动了国营和私营炒货业的发展，全市瓜子由几十万斤发展到几百万斤、几千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说实话，我一接触他的故事，就很佩服这个小贩的勇气和智慧。赞赏他提质降价的经营之道。媒体的舆论，也并非都站在年广久一边。有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的记者，写了一个关于年广久的长篇报道，叫《创世纪的荒诞》，把年广久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说他“性格中的变态因素恶性膨胀，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并且把矛头指向芜湖市领导。说“有人为他单独建立了一套价值系统，使他成了天马行空的超人”。这位记者就曾公开质问我，对年广久乱搞女人为什么不处理？我说，只要有人举报，有证据，司法机关当然会处理，道听途说不行。那天全国有十几个记者在芜湖，晚上我请他们吃饭。这位记者后来在报道里说，市委书记竟然出面请记者吃饭，他显然是为了摸底，说我在席间言语支吾，态度暧昧。好像我与傻子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在包庇年广久。所有这些压力我们都顶住了。1987年，我在中央党校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从傻子瓜子看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中央党校在《理论月刊》上全文发表了。回来以后，经我建议，《芜湖日报》和《中等城市经济》月刊都进行了转载，同时，以市委的名义转发到县区。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起到了统一思想认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当然，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我的文章，而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三次讲到年广久，中心都是说看一看，不要动他，也就是不要干预他的发展。小平同志是从政策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保护年广久的。可是，结果呢，年广久仍然是被抓起来坐了三年牢。事情的由来是：作为个体户似乎已发展到顶峰的年广久，自己有些害怕，寻找新的发展路子，他需要一种既能保持发展又能受到保护的体制，于是他就提出要与国营企业联合，走股份制的道路。新芜区和清水镇各有一个集体企业愿意出资与他联合，他以傻子瓜子的品牌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年广久一坐上这个总经理的宝座，他的软肋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由于他对公司管理是一窍不通，公司财务极端混乱，他本人的商务出差，公务购置，只支钱，不记账，不报账，结果被当成经济犯罪，锒铛入狱。本来，为了保护企业领导，保护企业的合法经营，我对市检察长打过招呼，对于人民来信，不能一来就信，要认真核实。凡是需要开警车着警服到企业办的公务，事先要向市委打招呼，防止因小事而搅乱大局，扰乱人心。可这次是区检察院办的案，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才知道的。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就不好直接干预了。

       1992年是又一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还没有形成文件下发时，有朋友提前传给了我，其中，小平同志第三次讲到傻子瓜子，还是说不能动，其实芜湖早已动了他，我感到不得不出面干预了。我从法院调出年广久的案卷一看，经济犯罪证据显然不足，我又找几个同志按定罪依据逐一查证，结果证明经济犯罪不能成立，我让法院尽快放人，小平同志讲话的文件一到我们就被动了。但是，法院还是以流氓罪判了他三年徒刑，缓期执行。出狱以后，市委常委决定集体接见他一次，以示对他改革精神的肯定。但见面如何称呼讲些什么，颇费思量。叫年先生吧，太正式；叫年广久吧，不够礼貌；叫年老板吧，有点生。后来决定叫老年，第一句话：“老年，你受苦了！”这表明，市委没有把他当成罪犯。见面后，他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那时，企业改制已经开始，傻子瓜子品牌还很响亮，瓜子市场也还旺盛。我们打算利用傻子的品牌，把瓜子产业进一步做大。提出三种方案与傻子合作。第一方案，让市里几家大的瓜子公司与傻子公司联合，组成股份公司，傻子以品牌入股，作为投资的股东，他本人不参与经营，他不同意。第二方案，他参与经营，担任技术总监，他也不同意，要当总经理。第三方案，让他把傻子品牌买断，他说可以考虑，市里嫌他要价太高，没有谈成，从而失去了最佳的市场机遇。此时，小刘瓜子、恰恰瓜子先后以新的品质占领市场，芜湖瓜子市场渐渐走向边缘。随后他家父子的品牌之争，对生产经营也造成不小的干扰。傻子的品牌效应逐渐衰减。只有他的次子年强，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比年氏家族其他成员懂管理、善经营，为适应市场变化，在炒货业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从而保持了傻子的品牌，但与当年的市场份额，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总而言之，年广久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既具备了劳动人民纯朴的品质，又掺杂了一些低俗的习气；他对改革中一些新事物很能敏锐感知和应变，可是他身上存在的某些旧思想旧习惯却顽固不化；在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表现得很坚强有力，在涉及一些经济纠纷和法律纠纷面前则表现得软弱。在商品经营中他显出了敏锐和应变的才能，在企业管理上则表现得无知和拙劣。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他的精明，来源于他的智慧和商海沉浮的经验；他的蹩脚，则是因为他文化缺失，他是文盲加法盲。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怪年广久。不管怎样，他在改革初期打头阵，他创造的傻子瓜子，对推动芜湖的改革开放，促进芜湖的经济发展，提高芜湖这个城市的知名度，都是功不可没的。芜湖的历史将会记上他这光辉的一页。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三）
（三）推动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

       所谓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改革开放的前提。

       芜湖是古老商埠，又是曾经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思想应该是比较解放的。像年广久这样的典型首先在芜湖出现，不是偶然的。当然这是时代的产物，但是与芜湖的开放意识也是分不开的。不过芜湖也有保守的一面，芜湖人有一个包袱，就是认为工业基础好，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因此许多人对这种“小而全”感到很满足。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小城镇生活，也使得一部分人安于现状，求稳怕变。表现就是小得即满，小富即安，多求安稳少求财，小小锅巴有得铲。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可以叫“小市民意识”，是小农经济的思想在城市的反映，对改革开放是极为不利的。市委认为，思想解放，必须把破除小市民意识作为重点，从自身抓起，从领导抓起，然后普及群众。为此，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请进来讲。1990年，市委先后举办了四期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班，市委常委和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参加，从广东、江苏、北京等地，请来专家学者讲课，讲全国的开放形势，讲国家的开放政策，讲招商引资，讲开发区。许多同志听过宣讲以后，深感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那些从开放前沿带来的许多新观点、新事物，我们的干部闻所未闻，感到顿开茅塞。这些讲座和报告，不仅领导干部思想受到了很大冲击，经过传达与转述，在群众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派出去学。就是组织相关领导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同时，派干部到沿海地区挂职锻炼。以改革开放为目标的学习，我自己带队或参加的就有：广东的深圳和东莞，上海的浦东和崇明，山东的烟台和青岛，浙江的杭嘉湖，江苏的苏锡常和昆山等等。每次参观都有触动，触动最大的是东莞和昆山。东莞原来是个普通的农业县，改革开放后，充分运用华侨和侨眷的关系，一下子就办了1000多家“三来一补”的工厂，村村都做出口产品，“暴发户”成千上万地冒出来，还为国家创造大批的外汇，成为全国首富县。如果说它有侨乡的优势，那么昆山呢，昆山也是一个县，他们自办开发区，靠引进外迁的三线工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起家，几年时间，使这座普通的农业县城变成了新兴的城市。到2003年，这个不过六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一天创造GDP一个亿，财政收入1500万元。眼界宽了，思路也就广了，多模多样的开放形式告诉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只要换脑筋、动脑筋，引进外资的机遇多的是,建设外向型经济大有可为。

       第三，广泛动员。在着力对干部队伍转变观念的同时，也展开了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大会小会，逢会必讲改革开放，把破除小市民意识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我在芜湖几所大学都去作了报告，安师大党委书记顾家山同志最近告诉我，二十五年前他在安师大听我的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小市民意识的剖析和批判，可见，这一点是深入人心的。与此同时，在《芜湖日报》上开展了一次《怎样做一个改革开放的芜湖人》的大讨论，从大学教授到在校学生，机关干部到普通市民，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实际上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全民自我教育活动。1990年，在省委作出开发皖江的决策之后，市委又开了一次改革开放动员大会，除了主会场外，还在各县区设了分会场，同时在有电视和广播的地方组织收看和收听，一竿子到底。我在代表市委作的动员报告中，除了讲全国和芜湖改革开放的形势，提出市委对改革开放的目标和要求以外，还特别表明了市委的决心，表示为了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不论前头有多少艰难险阻，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从发动群众的角度来说，这次是最广泛的一次。

       第四，典型引导。改革开放初期，芜湖乃至全国出现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傻子”年广久。1983年我到芜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雇工几十人、家私上百万的小富翁了。年广久的事，民间众说纷纭，媒体采访不断。我和市委同志都是一律表示肯定和赞赏，这对年广久，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支持，在社会就是一种榜样。这是因为，肯定他带头冲破旧体制，参与市场竞争的闯劲，就可以鼓励人们敢于改革，敢于创新；肯定他创造傻子瓜子积累财富的业绩，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自主创业，发家致富。事实完全证明了典型的力量。对于年广久，人们从“瞧不起、看不惯”渐渐变成了“学着做，跟着干”了。在年广久影响下，瓜子专业户从几家十几家发展到几十家，工商个体户从800家激增到9000多家。最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表示愿意与傻子联合经营，并且可以接受年广久当总经理，在芜湖从观念上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四）傻子瓜子和年广久

       1979年是一个春天。“春江水暖鸭先知”。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就是这样一只“鸭子”，他熟悉“春江”的气候、环境和水性，所以他对春天的感知比一般人来得早，于是他就提前下水了。我们说，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那么，年广久就是改革的先行者，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排头兵。这个曾经因“投机倒把”而两度蹲班房的小贩，得知“投机倒把”罪名如今不存在，他就决然地脱下上衣，重操旧业，光着膀子炒瓜子、卖瓜子，而且本着他的“经济学”，按照“以质取胜”“以廉取胜”的生意经，将瓜子炒得粒粒饱满，又香又脆，一嗑三开。价格由市场每斤2.4元降到1.76元，很快占领了芜湖市场，引起了芜湖市委市政府的关注。这样一个小产品，既活跃了市场，满足了群众需要，又增加了税收，当然是好事。分管财经的副市长赵文波亲自到他作坊探望，鼓励他好好干。这下年广久劲头更足了，生意也越做越大了，推动了国营和私营炒货业的发展，全市瓜子由几十万斤发展到几百万斤、几千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说实话，我一接触他的故事，就很佩服这个小贩的勇气和智慧。赞赏他提质降价的经营之道。媒体的舆论，也并非都站在年广久一边。有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的记者，写了一个关于年广久的长篇报道，叫《创世纪的荒诞》，把年广久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说他“性格中的变态因素恶性膨胀，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并且把矛头指向芜湖市领导。说“有人为他单独建立了一套价值系统，使他成了天马行空的超人”。这位记者就曾公开质问我，对年广久乱搞女人为什么不处理？我说，只要有人举报，有证据，司法机关当然会处理，道听途说不行。那天全国有十几个记者在芜湖，晚上我请他们吃饭。这位记者后来在报道里说，市委书记竟然出面请记者吃饭，他显然是为了摸底，说我在席间言语支吾，态度暧昧。好像我与傻子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在包庇年广久。所有这些压力我们都顶住了。1987年，我在中央党校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从傻子瓜子看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中央党校在《理论月刊》上全文发表了。回来以后，经我建议，《芜湖日报》和《中等城市经济》月刊都进行了转载，同时，以市委的名义转发到县区。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起到了统一思想认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

       当然，真正有力量的不是我的文章，而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三次讲到年广久，中心都是说看一看，不要动他，也就是不要干预他的发展。小平同志是从政策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保护年广久的。可是，结果呢，年广久仍然是被抓起来坐了三年牢。事情的由来是：作为个体户似乎已发展到顶峰的年广久，自己有些害怕，寻找新的发展路子，他需要一种既能保持发展又能受到保护的体制，于是他就提出要与国营企业联合，走股份制的道路。新芜区和清水镇各有一个集体企业愿意出资与他联合，他以傻子瓜子的品牌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年广久一坐上这个总经理的宝座，他的软肋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由于他对公司管理是一窍不通，公司财务极端混乱，他本人的商务出差，公务购置，只支钱，不记账，不报账，结果被当成经济犯罪，锒铛入狱。本来，为了保护企业领导，保护企业的合法经营，我对市检察长打过招呼，对于人民来信，不能一来就信，要认真核实。凡是需要开警车着警服到企业办的公务，事先要向市委打招呼，防止因小事而搅乱大局，扰乱人心。可这次是区检察院办的案，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才知道的。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就不好直接干预了。

       1992年是又一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还没有形成文件下发时，有朋友提前传给了我，其中，小平同志第三次讲到傻子瓜子，还是说不能动，其实芜湖早已动了他，我感到不得不出面干预了。我从法院调出年广久的案卷一看，经济犯罪证据显然不足，我又找几个同志按定罪依据逐一查证，结果证明经济犯罪不能成立，我让法院尽快放人，小平同志讲话的文件一到我们就被动了。但是，法院还是以流氓罪判了他三年徒刑，缓期执行。出狱以后，市委常委决定集体接见他一次，以示对他改革精神的肯定。但见面如何称呼讲些什么，颇费思量。叫年先生吧，太正式；叫年广久吧，不够礼貌；叫年老板吧，有点生。后来决定叫老年，第一句话：“老年，你受苦了！”这表明，市委没有把他当成罪犯。见面后，他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那时，企业改制已经开始，傻子瓜子品牌还很响亮，瓜子市场也还旺盛。我们打算利用傻子的品牌，把瓜子产业进一步做大。提出三种方案与傻子合作。第一方案，让市里几家大的瓜子公司与傻子公司联合，组成股份公司，傻子以品牌入股，作为投资的股东，他本人不参与经营，他不同意。第二方案，他参与经营，担任技术总监，他也不同意，要当总经理。第三方案，让他把傻子品牌买断，他说可以考虑，市里嫌他要价太高，没有谈成，从而失去了最佳的市场机遇。此时，小刘瓜子、恰恰瓜子先后以新的品质占领市场，芜湖瓜子市场渐渐走向边缘。随后他家父子的品牌之争，对生产经营也造成不小的干扰。傻子的品牌效应逐渐衰减。只有他的次子年强，因为受过高等教育，比年氏家族其他成员懂管理、善经营，为适应市场变化，在炒货业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从而保持了傻子的品牌，但与当年的市场份额，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总而言之，年广久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既具备了劳动人民纯朴的品质，又掺杂了一些低俗的习气；他对改革中一些新事物很能敏锐感知和应变，可是他身上存在的某些旧思想旧习惯却顽固不化；在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表现得很坚强有力，在涉及一些经济纠纷和法律纠纷面前则表现得软弱。在商品经营中他显出了敏锐和应变的才能，在企业管理上则表现得无知和拙劣。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他的精明，来源于他的智慧和商海沉浮的经验；他的蹩脚，则是因为他文化缺失，他是文盲加法盲。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怪年广久。不管怎样，他在改革初期打头阵，他创造的傻子瓜子，对推动芜湖的改革开放，促进芜湖的经济发展，提高芜湖这个城市的知名度，都是功不可没的。芜湖的历史将会记上他这光辉的一页。

芜湖老师

金老是芜湖改革开放奠基人开拓者，向金老致敬!

tao2236621

可以看出老书记的分析管理水平还是很可以的啊，比大多数记者写的通告要有理有据，思维缜密程度也是远远超出常人的。

wq1026

这是老文章了吧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四）


（五）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在前马场。也许这里在多少年前曾经是一个养马或驯马的地方，以缓坡丘陵为主，中间有一个小村庄和少量稻田。这块空地，在市区城南和城北之间，离长江江岸只有百米之遥，是前任老市长刘健农在规划时特意留下的，他说，也许未来建设中会派上用场，如今果然是派上大用场了。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外贸集装箱码头、拟作为军民两用的飞机场以及规划中的长江大桥，都在五公里范围之内，交通极为便捷，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理想之地。

       在省委皖江开发会议之前，这个开发区还是纸上谈兵，停留在一张规划图上。那次会议是夏天，时间也紧，当时规定所到的视察现场，只在汽车上听汇报。因为我们对这次会议的主要希望集中在争取“开发区”，所以提前要求，经过批准，安排在“开发区”路边下车停留一次。为了便于与会人员听取汇报，我们连夜赶制了一块特大的木牌竖在路旁，将开发区规划图复制在上，对四面环境标得清清楚楚。但对于与开发区相关的视察点，就只能在车上汇报了。与会人员共乘坐四辆中巴汽车，我们准备了四部录放机，将汇报内容统一录制在上面，要求汇报内容与经过的视察点同步。引导车是我们派的，车速可以控制，为使录放机转速与车速相对应，每辆车上，有专人掌握时间，准时开启录放机。为了力求准确，我和秘书长田唯谦来回测试好几趟。人民日报记者张振国对这些情景都看在眼里，他说：“为了争取这个开发区，你们真可谓用心良苦！”苍天不负苦心人，开发区终于取得了省委皖江开发会议的认可。可是一经启动，困难就接踵而来。

       首先是芜湖应该不应该建立开发区？在干部群众当中，多数人持肯定态度，但感到芜湖和省里的财力都有限，担心难以实现。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有的说，芜湖把现有工业搞好就不错了，还搞什么开发区？也有人说这是追浪头，赶时髦。当然，这些思想问题通过宣传教育，是可以解决的。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家当时的政策。那个时候正值国家治理整顿时期，中央规定，禁止地方未经批准擅自建立开发区。中央对浙江省奉化市擅自搞开发区的事件，在全国通报批评，并坚决予以制止。当时市税务局局长张元信专门拿了一份文件送给我看，是国家税务总局转发国务院规定，任何地方随意搞开发区，将严惩不贷。张元信在这些重点语句下面划了粗粗的黑杠，这是好心劝我不要触雷，不要撞高压线。外界对芜湖搞开发区也有非议。我们从上海请来了一批老同志，为芜湖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对芜湖搞开发区也不赞成，说上海有了浦东那么大的开发区，南京也有开发区，芜湖再搞开发区没有必要，弄不好开发区就会晒太阳。

       开发区到底搞不搞？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而且要做出抉择。

       我们经过分析认为，中央和国务院是从全局出发的。不顾条件乱搞开发区当然应该制止，但是不能一律化。三中全会不是强调实事求是吗，芜湖有芜湖的实际情况，芜湖要发展，不扩大开放，出路在哪里？浦东开放，皖江开发，多么难得的机会！如果层层上报，等待中央批准再去建开发区，要等到哪一天？即使国家批准了，那时大家都来搞开发区，还有什么先行的优势？想来想去，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再说，我们是自办开发区，不要国家投一分钱。而且，芜湖的老城区非常拥挤，建好了开发区，即使一时引进不了外商，作为老城区的扩展，也不会让它晒太阳。以上这些，使我们领导班子达成共识，下定了决心：开发区非建不可。

       经过多方筹备，开发区要开工了。我们正式报告省委，请省里领导来参加开发区开工典礼。迎来的是省委的电话通知，概括起来叫“四不”：不登报，不广播，不上电视，省里不来人。这使我们有点失望，有点彷徨。我们正在开常委会，讨论开工问题，常委们让我再找省领导争取来人的事。我给省里主要领导打了电话，要求来一位副秘书长也好，就这也没有得到同意，就这样，我们常委仍然决定，按时开工。

       既然省里不来人，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办。第一，典礼名称叫“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典礼”；第二，《芜湖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走昆山之路》。这篇社论，一方面表明我们是自办开发区，另一方面，是为了规避“擅自”的责任。不仅芜湖电视台，而且邀请了安徽电视台派记者来参加，安徽电视台非常支持，派来了女主播胥午梅（后调中央电视台）前来采访，第二天就播发了。

       1990年9月2日，开发区开工建设。本来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可那天却是阴云密布，大雨倾盆。我心想，今天的典礼场面一定很惨淡，没想到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很高，有1000多人冒雨来参加。那天风特别大，把典礼的横幅也吹断了，我穿着雨衣，帽子被风吹到脑后，头发被吹得站了起来，雨水满面，一副狼狈相。我作了简短讲话，然后和市长赵衡蘧两人各铲了一锹土，实际是铲了一泥浆，糊在纪念碑石上，就算开工了。胥午梅和摄影记者站在泥泞里来采访我，叫我谈感想，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开发区在风雨中诞生，必然在风雨中成长壮大！”

       其次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开发区？

       作为建设项目，必须首先经过省经委和计委批准立项。我市的开发区第一次规划面积为10平方公里，起步区为0.5平方公里，这是按照深圳的模式来的。报批立项，就是报0.5平方公里的起步区。省计委和经委不同意以“开发区”的名义立项，因为全国内地市一级都还没有开发区，他们要求改名“经济小区”。那就“经济小区”吧，只要允许开工就行。

       不管批文叫什么名字，我们要建设的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目标是国家级，所以必须坚持按照沿海开发区的样板，高标准高质量地进行建设。为此，我们成立了开发区建设指挥部，由市长任指挥长，需要选一名精明强干的人来具体负责。经过遴选，确定了王名轸同志。这个同志工作热情、踏实、责任心强，勇于拼搏，人称“拼命三郎”，由他担任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并且派他到深圳等地的开发区观摩学习后，确定以深圳开发区七通一平（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水、通排水、通燃气、通热力和土地平整）的标准进行建设。在八十年代，沿海建开发区，每平方公里需要投入一亿元，到九十年代，就需要1.5亿元了。起步区虽只0.5平方公里，但所有设备和管线都要考虑到对规划的10平方公里扩展的需要，这样，起步区资金投入至少需要七八千万元。省委确定省财政投资公司贷款九千万元，结果只应承七千万元，最后到位只有五千万元。芜湖市那时已是两年赤字，仍然挤出了两千万元资金，才勉强满足了需要，没有要国家投资一分钱，是名副其实的自办开发区。

       对起步区工期的要求是8个月，即到1991年5月完工。当时我给王名轸下了死命令，如果不能按时完工或者质量达不到要求，就要撤他的职。施工条件相当艰苦。指挥部是借用当地村委一间房子，里面摆了一张台球桌和一张条桌，几条长板凳，加上几张图纸，就是办公室的全部家当。王名轸果然不辱使命，他日夜都战斗在工地上，就连他母亲病重在床，他自己高烧40度，都没有离开工地。因此，不但按期完成了任务，而且，经过验收，质量完全合格。在施工的八个月中，前三个月主要是修通和拓宽周围的道路，开发区施工实际只用了五个月。当然，这与全市人民对开发区建设的热情支援也是分不开的。只要是开发区的事，所有部门和单位都开绿灯。尤其是开发区所在的鸠江区委和区政府，顾全大局，真心实意地为开发区的建设服务。区委书记章传几亲自出面，挨家挨户地做拆迁户的工作。一次因拆迁资金未及时发放，部分人聚众起哄，章传几挨了打，还挺身而出为市里承担责任。

       最后就是如何寻求国家的支持，争取成为国家级的开发区？按照程序，要争取国家级开发区，首先要成为国家级的开放城市，与之匹配的还要有国家级的开放口岸，能够对外籍轮船开放。

       开放口岸是首先争到的。朱家桥码头的提前建成是基础。我们向国务院申报后，国家交通部等有关部门组织了专家评估团来芜湖实地考察。我在汇报时，讲到芜湖人好做梦，梦长江大桥，梦对外开放，包括对外籍轮船开放。专家听了很感兴趣，经过评估，条件合格。在总结会上，专家团的负责人笑着对我说，你的外轮开放梦，今天就可以实现了。

       争取国家开放城市，是国务院特区办给我们通的信息。我们芜湖是内地与特区办结识较早的城市，芜湖的开放和争取国家级开发区，都是与特区办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们第一个开放学习班，就是请的特区办的综合司毛司长来作的报告。这位毛司长对芜湖人盼求开放的迫切心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为特区办了解芜湖打下了基础。

       特区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务院的新建机构。我跑了无数趟国务院，不知特区办门朝哪开。正因为是新机构，有一种新作风。他们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但接待基层的态度很热情。由于国务院已明令禁止地方建开发区，我是抱着挨批的态度来到特区办的。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同志接待我，想不到他对芜湖自办开发区却表示赞赏，说芜湖开放条件很好，自力更生办开发区决心很大，精神可嘉。他说，我们特区办也有这个设想，在内地有条件的地方设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同时，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国家正在考虑开放沿江城市，让我们争取第一批拿到这个帽子。他说，有了这个帽子，再报开发区就顺理成章了。特区办领导的态度使我们喜出望外，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开放的信心。回来以后，我们立即要求省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我们为沿江开放城市。1992年5月16日，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同时批准的还有重庆、岳阳、武汉和九江。

       当我们带着这些新的进展再次来到特区办，申报国家级开发区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特区办主任何春霖接待我们的，他对芜湖开发区的建设表示充分肯定，同时要求我们要继续抓紧地面配套设施的建设，包括建一些标准厂房和必要的生活设施，迎接客商的到来。同时还得到一个信息，1992年5月，特区办将在内地选择一个地点召开有关开发区的工作会议，我建议在芜湖召开，他们表示赞成。后来省里怕我们接待条件不行，移到合肥去开了。会后我们邀请与会的领导同志到芜湖实地考察。特区办几位主任和部分司长都来了，不仅考察了开发区及其周边环境，对于埋在地下的设施还审查了录像，大家都表示满意和赞赏。

       1993年4月，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那天，开发区举行挂牌仪式，国家、省领导都到场了。那天，芜湖市万里晴空，艳阳高照，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个场面，跟开发区风雨奠基的惨淡景象，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天，我在安庆家中看电视，看到这个场面，心情无比激动，芜湖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芜湖的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国家级开发区，不仅是名声响亮，更重要的是政策优惠。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十年以上的可以享受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我的后任用足用活国家的政策，大力招商引资，提高服务质量，使得开发区成了一片投资的热土，大批客商纷至沓来，到1995年，全市经济新的增长点，90%集中在开发区，开发区的GDP已经占到芜湖市的半壁江山。现在，开发区已经发展到120多平方公里，经开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将近1000亿。这是二十多年来，芜湖历届领导对开发区苦心经营的成果。

俺仔

金庭柏回顾芜湖改革开放（五）


       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就为芜湖规划了长江大桥。建国后，毛主席在50年代初提出要在芜湖建长江大桥。安徽省和芜湖市在1958年开始筹建，成立了大桥建设指挥部，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担任指挥长，市委书记杨明担任副指挥长，选定了桥址并且进行勘察。由于灾荒和文革的耽搁，未能正式上马，但大桥建设指挥部的牌子和大桥选址的界桩仍然保留着。改革开放后，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和行人的流量显著增加。高峰时，一天的人流量达35000人。长江天堑，严重阻塞了作为华东第二通道的交通，严重阻碍了芜湖乃至安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每天江上直行船只有2000多航次，横渡的船只有290多航次，全部在江面平交，随时都有碰撞的危险，落水伤人事故经常发生，也严重威胁着出行人的安全。因此，建设芜湖长江大桥日趋迫切。1983年，芜湖市成立了长江大桥筹建办公室，重新开始了筹建工作。从那时起，每年都有几次向省、国务院的报告，每年对全国人大和省人大都有提案，大桥办主任丁庆龙及市里有关领导同志也早已开始了“跑大桥”的长途跋涉。跑了四五年，办公室的文档汗牛充栋，但项目毫无进展，而且在关键时刻总是阻力重重。具体表现为两大争论，一是公路桥和铁路桥是合建还是分建，二是芜湖桥和铜陵桥谁先谁后。

       关于合建和分建问题。铁道部主张合建，交通部主张分建，国家计委倾向合建。芜湖“跑大桥”者在交通部和铁道部两大机关之间来回汇报，年复一年。铁道部认为，凡是通铁路的地方修长江大桥，都必须是公铁合建，节省材料节省工期。交通部认为不节省，不但不节省，两桥合一，还影响桥的牢固性和使用年限……1989年交通部长到安徽来，名义视察芜湖、铜陵两座大桥，实际上是应铜陵邀请看大桥的。那时，铜陵连个过江道路也没有；但铜陵要建的是单一的公路桥，如果建成，则是交通部在长江上单独建设的第一座大桥。

……

       1991年，铜陵大桥一帆风顺地动工了，芜湖人才又重新开始了“跑大桥”的艰难跋涉。1991年下半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所有领导人来，我们都提大桥。李鹏总理听了详细汇报后说，芜湖的位置很重要，芜湖建长江大桥是必要的。当场交代国家计委主任叶青予以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是从江北过来的。在过江轮渡上他感叹长江之汹涌澎湃，我乘机说，总书记呀，万里长江少一桥啊！回到合肥他记住了这句话。在听汇报时得知分建合建之争时，他批评这种现象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听说总理表态支持，他说我和总理是保持一致的。最后到来的是邹家华副总理。那是1992年的1月份，正是寒冷的冬天。邹副总理是分管国家计委的，我们商定，这次接待视察的重点是主攻大桥，而且着重从安全意义上汇报。视察长江时，不坐车，专门开一条小船，从八号码头下水，顺流直下四褐山。这一路上他看到火车、汽车和行人的轮渡有6道，特别是看到火车轮渡一次只能渡两节车厢，战战兢兢过江的场面，他说这太艰难了。我趁势向他汇报了七十年代安庆轮渡与驳船相撞，一次死亡100多人的特大惨痛事故，使他更加深了印象。

       邹副总理决定第二天过江到合肥，那天早晨大雾。本来决定八点过江，九点雾还没散。一夜之间，有几百辆汽车被阻，排队长达两公里，一直排到团结路。到九点四十分，在两辆摩托艇护航下，邹副总理才得以乘轮渡过江。长江两岸交通阻塞的状况，使他印象更深刻。我在干部大会上描绘这段情景，然后说了一句：“天助我也！”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

       这是春节前的事。过了春节，我就年满六十岁，该从一线退下来了。我对争取大桥立项，有一种特别的紧迫感。同时，我也预感到，邹副总理视察之后是一个最好时机。3月，我和市计委主任钱阳葆等人，又踏上了进京之旅。一到国家计委，交通司司长李端绅就传给喜讯，说邹家华副总理从芜湖回来，就在国家计委说过，“芜湖长江大桥非建不可，而且迫在眉睫。”李司长说，现在就等铁道部和交通部的态度了。他劝我们赶紧做两部的工作。那天清早，我们就来到交通部。现在的交通部长是黄镇东，因为前两天已经把报告送到了综合司，今天是来催他们签署意见。综合司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在门口等了半天，不让进。我气不过，大喊了一声：请你们司长出来！我一个市委书记到国家机关办事，就好比一个生产队长进城，你们竟然连门也不让进，什么道理？我这一喊，旁边的人也跟着叫起来，闹成一片。办公厅主任闻讯赶来调解，把我们让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安排了一位余副部长接见。余副部长正在跟江西副省长带的一帮人交谈。我在等候期间，跑到走廊透透气。正好黄部长出来送客。我一听是部长，就迎上前去说：“黄部长，我是安徽芜湖市委书记到交通部来汇报的，在这里等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给我半个小时，听听我的汇报？”他说：“怎么不能！一个小时也行。”

       听了汇报，他很明确地说，芜湖长江大桥很重要，我支持芜湖建长江大桥。安徽有人说我不支持芜湖长江大桥，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分建还是合建，最后由国家计委协调。如果是公路桥单建，我还要帮你们建成芜湖一景呢。部长的这个态度使我们喜出望外。当场就将他的讲话整理复印出来，报送国务院和国家计委，同时也发给了黄部长本人。   
这时，交通司司长李端绅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既然邹副总理认为芜湖大桥很紧迫，交通部也表了态，你们动作就要更紧迫一点。最好让安徽省委省政府写一份请求建设芜湖长江大桥的紧急报告，可能会引起国务院的进一步重视。我觉得有道理。我自己动笔，连夜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传到省委。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詹夏来亲自为我们打印后，通过机要报到了国务院。可能就是这份报告最后起了作用。

       1992年4月6日一大早，我们接到国家计委主任叶青的电话，让我们上午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行五人像排队一样，坐在他的对面。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国务院正式批准你们建设芜湖长江大桥。先立项，其他问题再协调。文件随后就到。他要我们回去以后，抓紧时间，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人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看到大桥办主任丁庆龙热泪盈眶。

       对于一座特大桥梁的建设来说，立项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尽管芜湖这一步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据了解，立项后又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所以直到1997年才动工，2000年建成通车；而铜陵长江大桥通车时间是1995年，我们的大桥整整推迟了五年，让我不幸而言中了。

       迟到的芜湖长江大桥，承担着更加繁重的任务。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桥的负荷很快就超过了设计的流量。值得庆幸的是，芜湖长江二桥，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即将顺利建成，商合杭高铁芜湖大桥和城南隧道也已开工兴建。这些新的桥梁和通道，将会助推芜湖走上更加宽广的快车道，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俺仔

芜湖老师 发表于 2018-8-11 21:15
金老是芜湖改革开放奠基人开拓者，向金老致敬!

金老已于去年9月29日在芜湖辞世，享年八十有六。

carcar

向为芜湖建设过程中作出贡献的前辈们致敬！！！

zb7451f

迟到的芜湖长江大桥是不重视芜湖造成的

jx159

zb7451f 发表于 2018-8-12 19:35
迟到的芜湖长江大桥是不重视芜湖造成的

人家铜陵三桥都快了，谁不知道芜湖没铜陵地位高

谷鎭

感谢楼主转载这么好的文章，基本涵盖了芜湖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感谢以金老，詹夏来为代表的老一辈为芜湖发展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有这样父母官是芜湖之幸，曾多次听闻安徽兄弟城市羡慕芜湖人始终有种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与地方领导的开放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

salon

这个回忆录芜湖日报连载，认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