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两人商议好之后，就向各地民众发出通知，把他们召集到绛都，召开朝国人大会。郤乞在会上说道：“回来之前，国君让我务必把他的话带给各位君子。国君说，‘这次韩原大战所有人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寡人虽然身在秦国，可还是要感谢各位的尽心尽力，因此派郤乞回国给予大家封赏’。”

郤乞当场按照他与吕甥事先约定好的计划，公布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和封赏细则。宣布完毕之后，又声情并茂地说道：“国君还说，‘这次战败，都是寡人的过错，寡人无颜面对国人。就算是有幸能够回到国内，也是国家的罪人、宗族的耻辱。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这个罪人的用心，卜选一个良辰吉日，让太子接替我继任国君吧’。”

郤乞代表国君又是封赏又是认罪，一番煽情下来竟然让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吕甥还嫌不够，在台下继续煽情道：“国君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他自己在秦国受苦，不但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反而在考虑大家的苦衷，如此深情厚谊，真是难以为报！我们一定会尽己所能救国君于水火！”

此话一出，群情激愤，就连惠公的反对派都不好意思了。众人都议论纷纷：“是啊！要尽快救出国君才好啊！要不然我们晋人颜面何存？”

“可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有人关切地问道。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吕甥便登上台去，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国君身在秦国，我们鞭长莫及，也帮不了他什么，但我们可以招募士卒、修缮甲兵、善治国政，辅助太子即位，作为国君的后援。诸侯听说我们有新君即位，如今君臣和睦，而且还有了强大军力的保障，必定不敢有所觊觎！他们会和我们站到一起，支持和勉励我们！秦人，还有哪些仇视我们的国家，看到我们这么快就重振旗鼓了，也一定会有所忌惮！秦国人迫于国际压力，难道说还敢为难我们的国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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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甥的这段话所提出的，就是晋国在惠公年间所采取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作爰田、作州兵。关于这两项改革措施的具体细节，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说明，一直以来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推测，其中有很多争议，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

所谓的“作爰田”，李明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将土地与爵位脱钩，剥离其政治属性，以单纯的财产属性赏赐群臣。这种新型的分配制度使得晋国土地制度开始从井田衰败的集体农庄向小农经济过渡，从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土地私有制的雏形，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缓解了由天灾人祸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带来的经济危机。

所谓的“作州兵”，顾名思义便是进行军事制度上的变革。一直以来晋国的军事制度都是沿袭西周小国寡民时的习惯——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国家规模很小的时候，一旦有外敌入侵、或者国家需要对外征战的时候，国君只要派人在街头上喊一嗓子，满城的士人就会提着武器聚集起来。可伴随着国家规模的日益扩大，落后的征兵制度便与现实政治需要不相适应，从而成为阻碍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到晋献公时期，为了应对国家规模扩大后边防问题突出的新形势，晋国开始在靠近重要关口的地区设置县级行政单位，赵夙所获封的耿县、毕万所获封的魏县就是最早一批设县的地区。县级行政单位设立的初衷主要是起到边防的作用，在军事、财政上都具有很高的自主权，通常都会有独立的武装，以应对不时之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周朝诸侯国土都有国、野的区分，距离都城百里之内称为“国”，居住期间的民众被称为“国人”，其概念可以与希腊、罗马的“公民”相类比，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国”之外有“郊”，“郊”之外有“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被称为“野人”，通常既不享有政治权力，也无法应征入伍，只有当“县”制开始发展的时候，居住其间“野人”的政治地位才逐渐有所提高。

与“国”“野”的区分类似，所谓“州”“县”也是处于不同地区同一等级行政区划的不同称谓。只是与“县”享有军事和财政的自主权不同，“州”在非战争时期地方长官无权集结兵力。因此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有设“县”的地方通常还能进行抵御，可一旦边境防线被突破，敌人进入了“州”的范围之内，就再也无法组织有效防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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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韩原之战来说，晋国在龙门渡口附近设置了不少的县用以抵御戎狄，这种地方上的武装用来抵御小规模的袭击倒是不成问题，但当秦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举全国之力倾巢来犯的时候，其中的弊端也就显现了出来。

战争初期，边防县邑的兵力无法应付来犯的正规军，防线也一再被突破，用书中的原话说便是“三败及韩”。假如韩、耿两地的最后防线也被突破，那么从韩原到绛都之间便是一马平川任驰骋，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而在这个过程中，预警消息以缓慢的速度传到国都，国君临时征召士兵百里驰援，等遇到敌人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误了最佳的战机，失去作战的主动权，从而带来丧师辱国的风险。

晋国“作州兵”便是要以此为鉴，在信息传输系统无法快速健全的前提下弥补军事制度的缺陷，将原本仅限于边境县邑的军事自主权扩展到全境。在提高地方领主自主权与积极性的同时，也无形中提高了“州”的政治地位，促使军队设置由临时向常设的转变，进而推动国家整体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后如果再有战事发生，来犯之敌就算是突破了边境防线，也会被地方武装所阻截，从而为公室武装组织反攻、寻找战机争取时间。

经过“作爰田”“作州兵”改革，晋国在经济上开始逐步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的私有权，提升了国家的经济活力。在军事上打破了以往只有边境县才有自主征兵权的惯例，扩大了地方封君的武装职权。这些政策不仅解决了战后财政紧张、兵力短缺的难题，还顺带着激发了经济活力，缓解了国内各阶层、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

晋国在内忧外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逐渐成为了各国改革的方向。三百年后的商鞅便借鉴了这种做法，经过优化改进后以“制辕田、开阡陌”的政令在秦国大力推广，为秦国经济振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晋国就是在这种危难的局面之下，误打误撞地拉开了春秋列国体制改革的序幕，也为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小农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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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好国内局面之后，吕甥于当年十月（前645年，周历腊月）前往秦国，双方在王城（陕西大荔）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具体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了，史书上只记载了秦穆公和吕甥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秦穆公试探性地问道：“晋国国内和睦吗？”

吕甥故意叹了一口气说道：“唉！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各持己见，怎么可能和睦啊！”秦穆公听了微微有些得意，心想：“既然晋国不和睦，那寡人就放心了。”谁知吕甥接着又说道：

“小人（底层的士）认为国君被俘是国耻，扬言一定要踏平秦国。君子（贵族）们懂得忠信礼仪，知道是因为国君犯了错，所以才遭致这样的后果。可小人可不管这些，他们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所以都很痛恨秦国，宁愿抛家弃产也要立公子圉为国君，极力要求公子圉重整军队找秦国报仇。为了能够报仇，就算是闹得国破家亡甚至投身于戎狄也在所不惜。君子们知道秦公对我们有恩德，我们怎么能恩将仇报呢？他们都厉兵秣马等待着秦君的答复。双方一直都标着劲，所以闹得很不和睦，为了能够调和他们的矛盾，不得已耽搁了这么久才来。”

吕甥这一席话看似是一种自我贬低，抬高吹捧秦穆公，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警告。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晋国的底层民众都摩拳擦掌，就想找你报仇，可全是我们国内的贵族在压着呢！君子们都在等你的答复，可也不是空等，他们也是在修缮兵甲的（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所以大家对你的信任是有前提的，你之前答应了我们，只是对国君稍作惩戒，不会杀掉他，我们就姑且信了你。如果你不把我们的国君放回来，那小人们请战的热情可就压不住了。

秦穆公一听心想：“哟？你这是在威胁我？可是你的国君毕竟在我的手里，我要怎么做全凭我愿意。我就不相信你们能在短时间内能组织起一支比之前更强大的军队！”于是又接着问道：“那大家觉得寡人会对你们的国君怎么样？”

吕甥继续用两分的方法回答说：

“小人们认为国君得罪了秦国，肯定是回不来了。但是君子们识大体，知道您是一个忠厚的长者，您把我们的国君抓起来只是因为他有罪。既然现在已经认罪了，就没有必要再关着他了。您以公正无私的裁决来惩恶扬善，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包青天呀！有您老在，天下心怀不轨的人都会感到害怕，而那些尊敬服从你的人也都怀念你的恩德，天天为你点赞啊。”

这一番的吹捧触到了秦穆公的兴奋点，让他十分受用。吕甥随即趁热打铁：

“以您的声望威名，在中原各国中那可是数一数二的，以齐侯小白的作为也不敢跟您比呀！现在打败了晋国，您老人家称霸中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何必还要跟您的手下败将较劲呢？如果您一直都把我们的国君留在秦国，或者干脆废掉他的君位，这会影响诸侯对您的评价的。您的功业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难道还要因为这点小事抹黑了自己的形象，以至于诸侯对您产生怨言，导致无法称霸吗？”

这一席话句句都戳到了秦穆公的心坎上。要不是想做中原霸主，秦国就不会向东发展，与比自己强大的晋国死磕而赌上自己的国运。这次的军事大捷，让秦穆公的霸主梦更近了一步，因此难免会有些难以自制，于是便点头说道：“君子言之有理，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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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2 庆郑之死

因为韩战的失利，晋惠公做了一个多月的阶下囚，一切谈判都结束之后，秦穆公用七牢的待遇来款待他。古代三牲备为一牢，所谓的三牲指的是猪、牛、羊三种牲畜。七牢是侯伯之礼，也就是说为了宴请诸侯国君，就要杀掉七头猪，七头牛，七只羊。秦穆公以七牢之礼招待夷吾，就表明已经恢复了他的国君身份，让他可以重见天日了。当年十一月，晋惠公终于结束了客居生活，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晋国。

这次的秦国之行，是晋惠公一生的耻辱，除了成为阶下囚带来的痛苦与羞辱之外，对他而言，最大的损失莫过于霸业之路从此止步，以及从献公以来晋国集权化政策的失败。韩之战拼光了晋国自献公以来积累的军力和财富，使得锋芒毕露的晋惠公不得不从头开始积蓄力量。而战争造成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知道，哪怕拼尽全力，自己恐怕也等不到晋国成就霸业的那一天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庆郑。过去庆郑屡次出言不逊，晋惠公只当他是个性张扬、说话刻薄，都没有太放在心上，最多故意冷落他也就罢了。然而庆郑却不知节制，竟然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不听调令，造成丧师辱国的严重后果，这是永远都不能饶恕的。因此当他回到晋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庆郑开刀，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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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庆郑。

庆郑言语狂悖，跟晋惠公合不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他也并非完全不顾大局、不考虑国君安危的叛逆之人。他并不希望晋惠公真的出事，更不希望晋国吃败仗，在战场上跟惠公闹别扭，不过是想排遣一下内心的不满情绪罢了。晋惠公陷入泥淖的时候，晋军对秦军正占据着绝对优势，韩简带着人马亲自围攻秦穆公，只要再坚持那么一会儿，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胜局了。在此情形之下，庆郑本以为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让一直都看不惯自己的国君吃那么一点苦头也不会有什么差池，但却没料到战局会突然出现惊天逆转。当晋军因为自己的一声呼啸出现溃退，最后兵败如山倒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必须要做出补偿。

战争结束后，庆郑一直都焦躁不安地留意着吕甥在秦国谈判的动静。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假如谈判失败了，他就亲自带家人去讨伐秦国，誓死也要把国君救回来。等了一个多月之后，惠公要回国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庆郑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踏实了。此时有大夫蛾析劝他：“国君就要平安地回来了，你也该放心了吧？既然他已经无事，现在也是该考虑你自己问题的时候了，还是趁早出国避难去吧！”

庆郑知道国君回来之后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但还是决心要耐心等待，他甚至还大义凛然地说：“我犯了这么重的罪，国君要杀要剐，只要能让他消除内心的不快，我都认了。”蛾析看他心志如此坚定，也只能言尽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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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惠公到了绛都郊外，听说庆郑竟然没有跑，就在城外停了下来，让家仆徒去召庆郑。庆郑到了之后，惠公咬牙切齿地问道：“你难道不害怕吗？竟然还有脸留在这里！”

庆郑回答说：“我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知道难逃一死，但是我宁愿让国君亲自杀掉我以明正典刑，也算是成全国君、为我自己赎罪吧！即便国君宽容不杀我，我也会自杀的。”

惠公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听了这番话之后更是气愤难平，当即下令要将其处死。蛾析急忙劝道：“庆郑自知有罪，都已经认错了，还请国君开恩，放过他这一次！好让他戴罪立功，日后找秦国复仇来洗刷国君的耻辱！”

听闻此言，为惠公驾驭战车的梁由靡不答应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够成为国君的司机（御戎），不仅仅是莫大的荣耀，更意味着无限远大的前途。想当年，赵夙、毕万因随献公出征立功而封疆裂土，成为多少异姓大夫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鼓动着他们勇往直前、建功立业——梁由靡自是不能免俗。自他被选中为国君御戎的那一刻，他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想象，而这一切却都因庆郑的玩世不恭而被无情击碎，变成了梦幻泡影，他怎能不为此大动肝火。庆郑贻误战机导致的溃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国君一个人的利益，更有晋国上下众多贵族的利益。梁由靡作为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贵族，自然也对其恨之入骨，坚决不同意赦免庆郑。

家仆徒在一旁也是犯难，他知道惠公对庆郑的恨有多深，可也知道惠公一怒之下凭自己的好恶杀掉贵族会有很大的反作用——杀掉一个庆郑容易，但要再收拢国内的人心就不那么顺畅了。若能宽赦庆郑，也算是收拢人心的最好时机；即便是不肯放过庆郑，哪怕是让他自杀，也总好过国君将他杀掉。家仆徒想调和一下，建议让庆郑自裁以谢罪，国君还可以博得一个宽宏大量的名声，这样对谁都好。可惠公哪里听得进去，仍然坚持己见，反而是在听了家仆徒的话之后又补充道：“绝对不允许庆郑自杀，必须将他当场处死！”

这下谁的话都不管用了，司马说只好领了惠公的旨意，召集军士宣读了庆郑的四条罪状：扰乱军阵，违抗君令，其罪一；擅自进退，不听调遣，其罪二；贻误战机，放跑秦君，其罪三；国君被俘，不拼死营救，其罪四。罪状宣读完毕之后，庆郑被斩首示众，晋惠公在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才安心进入都城——这一天是惠公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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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惠公回国后所面临的第二大问题还是天灾。前面已经提到过，秦晋之间爆发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天灾。晋国早年经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因此才向秦国买粮，而秦国在公开表示慷慨的同时，又趁晋国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借口自己遭遇天灾向晋国落井下石，最后导致了韩之战的爆发。

战争结束后，晋国持续多年的天灾并没有结束，如今又逢人祸，境况自然是雪上加霜。晋惠公回国之后发现国内又没粮食吃了，干脆就又向老恩主买粮，秦国得了那么多的好处也不能小气，就又打出了仁义牌卖粮给晋国。

为了摆脱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晋惠公这次没有再失信于民，而是认真地推行吕甥所作出的许诺——也即“作爰田、作州兵”政策，使得晋国很快就走出了天灾人祸的阴影。

史料中对晋惠公后来的为政举措没有太多的记载，这固然是因为晋惠公屡次失信，不符合儒家仁义君主的形象，但更多的还是受到两个政敌的影响。人们为了吹捧秦穆公、尊崇闪耀着霸业光辉的晋文公，总要选择一个反面教材来作对比，晋惠公同时遭遇了两位身披光环的主角，其所作所为自然就被全面否定，其创造的功绩也被彻底掩盖了。但若要仔细推敲，晋文公重耳即位仅仅九年的时间，在即位第五年就打败楚国成就了霸业，如果没有惠公时期的准备，单靠那几年的励精图治，恐怕还无法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引向了霸主之路。

第三个问题，对于晋惠公来说也是个老问题，那便是重耳势力的反扑。晋惠公初即位的几年间，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迅速凝聚人心，也让敌对势力销声匿迹，稳固了自身的统治。但随着战争的失败和自身权威的扫地，躲在狄国的公子重耳却有些幸灾乐祸，惠公回国的第二年（公元前644年），就有戎族从吕梁山区出兵在绛都以北地区横冲直撞，先后扫荡了今临汾市境内、汾河以西的狐厨、受铎，随后又向东渡过汾河夺取昆都，斩断了晋国本部与北方霍、杨、贾等地的联系。

惠公虽然权势不振，可对付这些没有组织纪律的戎族还是有一套的，因此戎狄的这次侵略行动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反而让惠公再次意识到这个哥哥实在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于是到次年（公元前643年），晋惠公再次委派寺人披乔装打扮混入戎狄去刺杀重耳，这次的刺杀行动虽然又没有成功，但能迫使重耳慌不择路再次流亡，也算是暂时清除了时刻潜伏在自己身旁的威胁，使其得以安心梳理内政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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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3 迁徙陆浑之戎

韩之战后，秦穆公如愿以偿以国家外交盟约的形式，确定了秦国对河外列城五无可争议的主权。另外《史记》中还经常出现河西八城的记载，不少人都以河西八城和河外列城五为同一区域的指称，但此说并无依据。
河外列城五是秦国一直觊觎的战略通道，但由于地形险要不太容易攻取，一直都是通过要挟和敲竹杠的手段巧取豪夺，这也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所在。而河西八城应该是晋国在黄河西岸、陕西省境内的城池土地，秦晋两国的地盘在这里犬牙交错，多年来也一直是两国之间的缓冲区。晋国拥有这些城池可以作为遏制秦国东进、维护晋国西垂安定的前哨阵地；而秦国一旦得到河西列城，就可以将晋国的势力彻底赶出河西，在减轻自身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将经济重心东移，为此后争夺中原霸权奠定基础。

韩之战前，秦国多次打败晋国的边城部队，到了韩原才与晋军主力决战，因此河西八城很有可能是秦国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在这次谈判中，晋国因为战败受制于秦，不得不承认了他们的实际占有权。

交割给秦国的河外列城五中有一座解梁城，位于运城盆地内部，临猗与永济之间。向西可控蒲城渡口，向南则纵览崤函通道，是一座具有战略枢纽价值的城池。秦国获得了河外列城五，除了夺取崤函通道之外，还获得了在河东的解梁城暂时驻军，并派官吏征收赋税的权力。

这个举动更多的是表现一个姿态，以此向晋惠公施压，保证土地交割不至于再次被赖掉。战后第三年（前643年），秦国又提出让太子圉入秦为质，迫于秦国的威慑，晋惠公不得不忍气吞声同意他们的要求。一系列的交割手续完成之后，秦国也如约把他们所占据的河东之地（解梁城）归还给晋国，势力从晋国腹地退出，有关这次战事的后续事务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秦国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又以战争的胜利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土地，且再次施恩于晋，使得秦穆公的形象愈发高大。但秦穆公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战略通道的获得让他距离霸主的梦想更进一步，为了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个伟大理想，他踌躇满志很快就开始了新的布局。

大约是在韩战后第四年（前642年），夹在秦晋之间的梁国——也即晋惠公当年的寄居地——可能是征服了一些蛮族部落，于是在新扩张的领土上大兴土木。秦国在一旁观望了许久，等到新城建得差不多了，便突然出兵攻取，并把新城命名为新里，从秦地迁了很多移民占据。第二年（前641年）秦国又兴兵讨伐，彻底将梁国变成了自己的国土。

梁国位于黄河西岸今天陕西韩城一带，与晋国的韩原隔河相望，占领梁国将秦国压迫晋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不禁让河东的晋国人感到担忧。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晋惠公也毫不示弱，不过他并没有继续选择硬碰硬，而是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经过多年的策划运筹，晋惠公找到了当时被称为瓜州之戎的允姓部族，决定将其迁徙到河南西部的陆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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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之戎早期是活动在秦晋之间、如今陕北区域的游牧部落，据说晋献公征伐郦戎之前迎娶了该部族的女子小戎子，也就是晋惠公的母亲。而到了惠公时期，这个部族不知何故，迁徙到了今天甘肃西部酒泉一带的瓜州活动，这也是其得名的由来。

先秦史料中有关原始部族长途迁徙的事例并不鲜见，可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如此长距离迁徙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往往会选择水草肥美的区域迁徙，惠公早年山西南部和陕西中北部的天灾，很可能是导致他们长途迁徙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秦国长期经营宗周故地，他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驱逐或同化游牧部族而获得的，允姓之戎很可能就在驱逐之列。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允姓之戎才不得不向自家的外甥求救，而他们的诉求又恰好与晋国的战略方针不谋而合。晋惠公便借此开始着手组织这一次规模浩大的迁戎行动，将包括他的母族在内的戎族迁移到黄河以南、洛阳以西的伊川（也就是陆浑，今天的河南嵩县附近）地区。

这件事在半个多世纪后还曾被人提起，当时担任晋国卿士的士匄曾对一支姜姓戎的首领说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

姜戎氏的首领也承认这一点：“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这些都印证了当时秦国与诸戎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再现了晋国迁徙诸戎时的情景。

晋国主持此次迁戎行动，需要将众多的戎族从甘肃西部迁徙到河南西部，其直线距离便有上千公里，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不经过秦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从上述的资料中也能看出，秦国与诸戎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他们又是否会允许晋国借自己的道路，迁徙敌对于自己的部族到东方呢？

再往远了说，伊川位于成周西南的河南西部地区，地处晋陕豫鄂四省交界处，距离崤山函谷关的距离不超过一百公里。这片土地早年也曾被农耕文明开发过，并不是完全的生地，如果秦国能够据而有之，便能从南侧拱护崤函通道的安全，减少晋国的节制。反之，如果这片土地落入了晋国之手，他们便能对狭长的河外列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秦国好不容易获取的黄河大通道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单纯从保障崤函通道安全的角度来看，秦国似乎也不太可能允许这块土地落入敌对势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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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晋惠公是如何说服秦穆公，让他打消了这些顾虑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以当时的现实考量，秦晋两国尽管都已经把伊洛流域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盘中餐，都想要争取，但又谁也无法独占。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引入另外的变量以打破僵局了，这个变量就是南方巨无霸——楚国。

有周建立以来，楚国一直游离于中原文化秩序之外，对于北方诸侯来说是一个极端陌生的存在。进入春秋以来，楚国势力渐渐向北方渗透，其触角已经波及到周文化边缘的陈、蔡、许等国，甚至连毗邻王室的中原大国郑国都无法抵挡，从而不得不表示屈服。齐桓公称霸以来，曾召集诸侯大张旗鼓前去讨伐，最终却也因为忌惮其军力改成会盟草草了事。秦晋虽是东方联盟之外的新兴国家，但在文化认同上却与东方各国保持一致，在对待楚国的态度上，自然也是荣辱与共。眼下既然两家谁都吃不到，也不能便宜了楚国，这或许才是秦穆公最终同意迁戎的真正原因所在。

公元前638年——也即晋惠公在位第十三年，晋国终于在秦国的协助下，将瓜州之戎迁到伊川（秦岭地区，河南嵩县附近）。此后，这部分戎族开始被称为陆浑之戎（至今嵩县还有很多以陆浑命名的地方），又因陆浑地处黄河以南、秦岭北麓，故而又叫做阴戎。

陆浑之戎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族，他们初到伊川之时，那里还是一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原始森林，周边更有扬、拒、泉、皋和伊、洛之戎四处活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们不惧怕这些阻碍，硬是“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驱散居在伊洛流域的其他戎族，在秦岭地区扎根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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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在叙及这件事时曾回忆过一段往事，说是在平王东迁的时候，周朝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看见这里田地荒芜、文明颓败，渐渐恢复了原始森林的面貌，居住其间的人们不得不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心中悲伤莫名，于是便叹息道：这里原本是被礼仪浸润过的地方，可如今却让持守礼仪的人们失去了荫蔽，只能在野外祭祀。可他们又能撑多久呢？恐怕用不了一百年，人们就会连野外祭祀的礼仪都忘掉，这里就会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

古人征引这段往事作为附注，认为辛有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显然是为了给晋惠公的人设添砖加瓦的。在他们看来，伊川地区礼乐文化受到摧残，最终被戎人占据，晋惠公难辞其咎。直到一百多年后，还有王室大夫詹桓伯指责晋国说：“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

不过说话总得讲证据，胡乱栽赃总是不好的。晋惠公尽管人品不佳，但伊川被戎人占据的锅却并不是从允姓之戎开始的。早在惠公即位初年，王室爆发的王子带之乱，便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深度参与，可见戎狄的入主是早已有之的事情。人们把戎狄占据伊川的责任推到了晋惠公的身上，恐怕也算是墙倒众人推，故意往名声败坏的晋惠公身上再泼一盆脏水。

不管怎么说，对于晋国来说，陆浑之戎的迁徙的确是有着极大的利好。被迁徙的戎族有感于晋惠公的恩义，在此后的百余年间成为晋国“不侵不叛之臣”，使得秦岭这一片三国相争的要冲实际上成了晋国的附庸。他们就像是晋国安插在秦岭的一根楔子，有力地阻遏了秦国的东进和楚国的北扩，尤其是在后来的崤之战中晋国击败秦国，陆浑之戎便功不可没。姜戎氏在回忆起这段关系的时候曾经有个比喻，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可谓配合默契。

此外，戎狄的内迁，对伊洛地区的农业开发也助益颇多。这些戎狄部族身处诸夏之中，自然也大量吸收了中原的礼乐文化，生产方式也逐渐向农耕文化过渡。将近百年之后，这片被周王室荒置的土地在终于焕发了勃勃生机，成为一片土地富饶的所在。詹桓伯指责晋国诱戎狄以逼华夏，晋人倒也乐于知错能改，于是便顺手灭掉了陆浑之戎，将晋惠公苦心经营的战略宝地纳入晋国的版图。从这些影响来看，晋惠公的确是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可惜的是，晋惠公苦心经营的成果却并未被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享用，仅仅在迁徙陆浑之戎一年多以后，晋国的政权就落入了他的哥哥——重耳——之手，其所有成果也都被尽数窃取，而他自己却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这对他来讲未尝不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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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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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晋文公流亡之路与称霸前的国际局势


备尝艰辛

A5-1-1 渭水惊魂

晋惠公八年（前643年）一个惬意的春日里，两个狄人装扮的男子正驾着马车在渭水河畔田猎，有一队武士在他们身后百步远的地方嬉戏打闹。看到远处的车驾疾驰而去，便有人催促他们的同伴背起箭袋跟随，但总有人玩性正欢，一边收拾东西还不忘互相嘲弄几句，不知不觉间就见他们的头领在树丛中消失无影了。

武士们都有些害怕，急忙朝着二人刚才驻足的地方狂奔过去。原始丛林中堆积了多年的枯枝败叶，人们很难从这松软的枯叶上找到车辙的印痕，便只能散开了寻找。两位头领似乎是故意在躲藏，让他们找了大半天，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头绪，只能迅疾赶回营帐报告。

正当落日的余晖布满了水面，武士们垂头丧气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时候，有人猛然听到了密林深处有呼啸的声音传出。他们急忙朝着呼啸的方向奔去，却看到那位来自中原的公子，正被一名身形魁梧、疾似苍狼的刺客追赶着，身上的衣衫早已被荆棘挂破，从中渗出了殷红的血。武士们纷纷呼啸起来，拥着公子逃奔，而那位不速之客也紧追不舍，接连刺伤许多人。

听到密林中打斗的声音，公子的亲随也都闻讯赶来。他们把公子拉上了马车，慌不择路地奔逃了一夜，才在一处山坳中停了下来。众人搀着公子从车上下来，纷纷询问缘由，只见公子面无表情地对众人说道：“我遇到寺人披了！”

众人皆大惊失色，狐偃更是快步走到公子面前，扶着他的肩膀问道：“攻打蒲城的寺人披？”
公子点了点头：“就是他，十二年前攻打蒲城的寺人披。”

狐偃的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沉默片刻，他目光呆滞地巡视着众人，讷然地说道：“看来狄国是待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