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码头今古大观

蛟矶烟浪

八号码头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蛟矶烟浪

芜湖市历史地理概述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的东南部，滨临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的中下游，正当水陆交通的要冲。我们的祖先很早以来就在这里生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芜湖市有着发生、发展历史，城址也经历了转移、扩大的过程。本文试探索这一历史过程与规律，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求得对这一城市的职能和发展方向的深入认识。

起源于鸠兹的芜湖城

(1)鸠兹的原始聚落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芜湖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考古工作者曾在大、小荆山附近发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陶器碎片。阶级社会出现以后，芜湖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较大的部族集团，史称“越人”。越人很早便与中原地区有了文化上的联系。相传大禹葬在会稽，夏桀被商汤战败之后，也曾逃到现在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巢县一带。只是由于资料缺乏，现在对长江下游一带早期的历史情况还所知甚少，具体到芜湖地区更是渺茫。

    到了春秋时代的后期，芜湖地区的原始聚落才开始见于记载，当时名叫“鸠兹”。《左传》：“鲁襄公三年［元前五七六年］，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这里所记的就是这个鸠兹，衡山则是现在当涂县东北界(隔界为江苏)上的横山。自此以后，鸠兹一名史不绝书。由于古人用字往往同音假借，因此鸠兹也曾被写作“皋兹”、“祝兹”、“皋彝”或“勾慈”。直到西汉初年，鸠兹一名沿用不废。吕后执政时期尝封徐厉为“祝兹侯”，即是一例。

    鸠兹在芜湖城市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文献记载：“古鸠兹邑……汉置芜湖县于此。”可以认为，最早的芜湖城就是在古鸠兹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鸠兹就是芜湖城的原始聚落。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城市的原始聚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城市的起源，才能有个良好的起点来探讨它后来的发展。

    据有关文献记载，古鸠兹应在今芜湖城东四十里左右。经实地考察，在今芜湖城东约四十二里，有古城遗址一处，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遗址上散布有大量汉代遗物，如印纹硬陶、绳纹陶片、筒瓦残片以及五铢钱等。(见照片图一)据此判断，“楚王城”应是西汉芜湖县城的遗址，亦即古鸠兹所在之地。古城建址在水阳江南岸的—带侵蚀残丘上，这带残丘自东南方延伸而来，古城正当这一带残丘向水阳江边延伸的尽头，这一位置，给人以逼向江边的动态之感。(图二)由此再往西北，地势低平，直达长江沿岸。只是在近江边处，才出现几座孤立的小山。这一带低地，在古代多是湖泊沼泽分布的地区，居民点大都建立在岗阜上。鸠兹邑的位置正是如此。此外还要看到，鸠兹紧傍水阳江畔，这水阳江在古代乃是有名的中江上的重要一段。中江东通太湖(古称震泽)，西连长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东西交通的水道，对于江南“舟楫世界”里的吴越来说，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图1)鸠兹去长江不远，又是控制中江水道的重要渡口，上文所引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的记载，充分说明了鸠兹位置的重要。这是春秋时代的一个重要战役，《左传》作者用“克”字来描写攻取鸠兹的战事，足见在这里是打过一场硬仗的。

鸠兹之战以后，吴与中原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并在本国境内尽力从事开发，以满足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在开发事业中，水利工程占有重要地位。故《汉书·沟洫志》有：“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的记载。清人全祖望说：“此所谓通渠三江五湖者，通江湖也。禹贡时之中江，本不与太湖通，吴始通之。”沟通中江以入太湖，相传是伍子胥的功绩，宋朝单锷在《吴中水利书》内写道：“自春秋时，吴王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中江与太湖的沟通，大大改进了本地区内水上交通的形势。自此以后，太湖可与长江通航。加之吴都紧傍太湖东岸，中江航运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这直接影响到鸠兹邑的发展。如果说中江沟通太湖以前的鸠兹还只是一般的城邑，那么在此以后鸠兹的政治地位就日渐重要起来，最后终于在这里设置了芜湖县。

    从鸠兹的原始聚落发展到芜湖县城，经历了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到西汉初年，也就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鸠兹一名逐渐为芜湖所代替。至公元前一○九年(汉武帝元封二年)，芜湖已正式设县，这就是历史上早期的芜湖城。

蛟矶烟浪

(2)早期的芜湖城

芜湖设县以后，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的三个多世纪间，有关这一地区的记载并不多见，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汉朝的统治者曾多次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抗拒匈奴，防御北边，以致江南地区的开发受到影响。例如晚到东汉时期，与芜湖所属丹阳郡隔江相望的庐江一带，尚不知牛耕，而江南的丹阳郡还仍然保留着许多原始的风俗习惯，生产也比较落后。

东汉以后，孙吴崛起于长江中下游，与魏蜀鼎足而三，争霸中原。孙吴对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时长江航运进一步开发起来，芜湖正当孙吴都城建业(今南京)的上游，逐成为捍卫都城的重镇。在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芜湖一名，屡见不鲜，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如孙策、孙权、周瑜、陆逊、刘备、曹操等，都有与芜湖一带有关的事迹被记载下来。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芜湖首先作为一个军事要地为人所注目。吴国地处江东，以长江为天堑，西拒刘备，北抗曹操，而长江水道在今青弋江口附近急转而北，直趋建业，芜湖县境包有青弋江口，便成为内陆水运联系长江航道的咽喉刘备尝说：“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吴将陆逊曾“部精卒数万人”，屯驻芜湖，一方面镇压南部山区“山越”的反叛，一方面防范江北曹魏的进攻。为了加强芜湖的防守，孙权又在大江对岸开辟濡须水口，夹水立坞，筑城防守。曹操伐吴，或者亲自出征，或者派遣大将，曾几番进攻濡须口，但多没有取胜。总之，在吴魏交战中，芜湖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孙吴名将周瑜西征，病死巴丘(今湖南岳阳一带)，灵柩顺江东下，孙权还亲自素服举哀，迎周瑜灵柩于芜湖。相传今芜湖周村铺有大琢，即周瑜墓。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芜湖城在三国时代的地位确很重要。但在这个时期，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城市的设置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孙吴的主要城镇本不是沿长江设置的，而是在长江以东、以南距江岸较远的地方，如都城吴，在太湖东岸，芜湖城距长江也有四十多里。城市远离江岸的布局，与长江一线战争频仍的形势很不适应，正如刘备对孙权所说的“即有惊急，赴救为难。”为了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孙权决定在长江沿岸设立重镇，以应赴救之急。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迁都建业(今南京)，吴黄武(公元二二二——二二九年)初年，又把芜湖县治由鸠兹故地迁移到了青弋江口——也就是现在鸡毛山一带的高地上。至此，起源于古鸠兹的第一座芜湖城便结束了作为县治的历史，但仍有人继续在这里居住了很长时间。随着县治的这一转移，一座新的芜湖县城，在新的城址上开始发展起来。这座新城的出现，虽然最初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符合了这一带经济发展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在后来芜湖城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新的芜湖县城之所以要设置在鸡毛山一带，：除了这里是两江相汇的“形势之地”而外，也是由于此地早已有一个居民点存在了。新的芜湖城正是在这个居民点上建造起来的。

蛟矶烟浪

(二)历史上建址在鸡毛山上的芜湖城

    (1)芜湖名称的起源和演变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芜湖”一名的由来。

芜湖原非聚落，而是鸠兹附近一个古代湖泊的名称。这个湖泊大约从现在称为“楚王城”所在地的残丘以西，一直延伸到今芜湖市东南界外的大、小荆山一带，东西绵亘约三十里，其东北方又与古丹阳湖相连。它的名称，屡见于古代地理文献，且有解释说：这个湖泊“以蓄水不深而生芜藻”，因此叫做芜湖。实际上这就是说这一带的湖泊已经逐渐沼泽化了。可以设想，在古鸠兹的原始聚落形成之初，每当雨季，附近江湖泛滥之时，从鸠兹附近一直到今青弋江口都是一片水乡，只有现在叫作神山、赤铸山、鸡毛山、铁山和范罗山等一些丘陵岗阜，好似小岛，浮于水面。在其他季节，随着水位的下降，虽有陆地涸出水面，却很卑湿。这时浅水植物、挺水植物和岸边喜湿植物群落滋生，乔木、灌木在岗阜上生长茂密。当时这里人烟稀少，星星点点的原始聚落大都散布在高地上。大片湖沼和丛林则是水鸟成群栖息的好地方。“鸠兹”这个原始聚落的得名，恰好明了这种情况。顾名思义，“鸠”即鸠鸟，“兹”也就是滋生繁多的意思。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开始围垦湖沼。三国时代，孙吴招来江北流民十余万人，其中有不少人可能被安置在附近的湖沼低地上，参加围湖造田。大约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少数圩田。作为湖泊的芜湖，从此就明显地缩小起来。朱大珍在所撰《龟龙寺记》一文中写道：“芜湖邑东四十里有圩曰成保，古丹阳湖地也，世传吴赤马二年围湖成田。史书孙吴大兴水利，其说可略见。”孙吴围湖造田，顾有成效，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增加起来。例如大将蒋钦去世，孙权曾“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足见本地区的田地和人口已大有增加。

    随着水利事业的开展，这一带的地理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荒芜的湖沼低地开始变成了富庶的农产区，同时附近一带新兴的居民点也相继成长起来。随着湖泊沼泽的逐渐缩小和农田聚落的日益增加，作为湖泊名称的“芜湖”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涵意，最后竟然转化为聚落的名称。

    古代芜湖湖泊的大面积缩减，是劳动人民开发自然的结果，而这种开发活动又为芜湖城城址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如果不是把大片沮洳沼泽之区化为良田，古代的芜湖城也就不可能迁移到青弋江口这块平原地区上来。

(2)封建社会中期的芜湖县与芜湖镇

    新的芜湖县城自黄武初年设置以后，很快发展起来，到东晋时已成为临江的重镇，常为兵家驻守之地。这个芜湖城后来俗称“王敦城”，就是和东晋王敦驻兵于此的事有关。按《晋书·明帝纪》有如下的记载说：“太宁二年……六月，敦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至于[按据王敦传，“于”应作“芜”]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凉，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这段记载虽不免有渲染之处，但事情本身是可信的。历代相传，今芜湖市内鸡毛山上有“王敦城”遗址，后人曾在山上建梦日亭。又市北二十里，有村镇日“二十里铺”，则晋明帝遇见逆旅卖食妪并留下七宝鞭的地方，后人也曾在这里建有“玩鞭亭”。直到宋代，王敦城也还有遗址明显可见，所以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曾描写说：“有王敦城，并大江。”

    西晋以后，全国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一前后数百年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南下，兵革迭兴，战争频繁，北方上层统治阶级和部分老百姓纷纷南渡，并在江南侨立郡县。芜湖则成南渡的重要地区，如东晋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有豫州侨立于芜湖。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三七四年)，又有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四县于芜湖。

    到了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四一三年)，“省芜芜入襄垣。”芜湖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建置虽然撤销，但是这个城市本身仍然存在，在南朝至唐末数百年中，“芜湖”或戎“芜湖城”一名仍见于史书。

    南朝时期，是江南经济的又一大发展时期。这是由于南朝形势比较安定，除东晋末年和梁末两次动乱之外，并未发生大的战祸。据文献记载，当时姑熟地区(今当涂县一带)“良畴美柘，畦亩相望，连字高甍，阡陌如绣。”芜湖与姑熟相毗邻，当时情况当与此相近似。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于舁元(公元九三六——九四二年)中复置芜湖县。自此，芜湖作为县一级的行政建置相沿不废。城市本身，随着两宋时期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也就迅速发展起来。

蛟矶烟浪

(三)封建社会后期的芜湖城

(1)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区的扩大

    如果说芜湖城最初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那么到了宋代，芜湖地区对农田水利大规模的开发，又促进了农业以及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城区的迅速扩大。

    宋代在芜湖地区曾大力围垦沼泽、兴筑圩田。仅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一年至一一一七年)官方就筑了三大圩田，即政和圩、方春圩(即行春圩)和陶辛圩(即陶新圩)。长江南岸最大的圩田—一万春圩也是在嘉佑六年(公元一○六一年)重新修筑的。这一工程不仅把圩内十多万亩土地变成良田，而且它对周围的其他圩田也起了屏障作用，使之免予洪水威胁。修筑这一大型水利工程时，我国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沈括曾在技术上有所贡献，协助其兄沈披指挥施工。至今留下沈括所写《万春圩图记》，辩论利害甚详，仍不失为我国水利史上的宝贵文献。到兴隆二年(公元一一六五年)实核芜湖圩田(不包括黄池)已达二百九十余里周长。

两宋时期因大规模开垦圩田，使古代作为湖泊的芜湖收缩甚快。到了公元十三世纪前后(元朝)，芜湖泊只残存下三个小湖了。亦即天成湖(又名天圣湖)、易泰湖(又名南湖)和欧阳湖。直到清朝中叶，经实地考察记录说；“天成湖……在县东南十八里，广一百八十顷。入处为荆招港。”“易泰湖……在县东南二十三里，周围五十余顷，中隔大江与天成湖相毗连。”“欧阳湖，在天成湖北，大小荆山中。”十九世纪以来，在人们进一步围垦之后，芜湖泊才最后消失了(见图四)。

    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以作坊手工业生产的芜钢为例，它是著名的特产，曾闻名于国内历时数百年。其创始人濮七就是宋代从山东曲阜迁来的。

    商业承继了唐以来“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的基础。宋代芜湖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食盐、木材、钢铁和多种手工业品、农付产品的物资集散地。贸易大宗仍是运粮以出、载盐而归。当时的城市风貌可以从北宋林逋(字和靖，公元九六七至一○二八年)的《过芜湖县城》诗里略见一般。

    “诗中长爱杜池州，说著芜湖是胜游。”

    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

    风消樯定网初下，雨罢鱼薪市未收。

    更为两三僧院舍，松衣石发斗清幽。

    芜湖已成为江南人民向往的名城，风景幽美、城廓壮观、交通方便。阵雨之余也未能阻止鱼和木材等市场的交易，仍然一片欣荣、繁忙景象。城郊林间分布着隐约可见的寺院。

    考其城址，芜湖自隋、唐以来一直没有城廓。公元九五一年南唐重设芜湖县。后十年南唐为宋所灭，县治相沿未废。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把原属宣州管辖的芜湖县改属太平州管辖，因无城垣，就“编户三十五里”作为范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壮大了。筑城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筑城的记录因年久而失传，后来的文献都说“宋城不知筑子何年”。现在我们从林和靖的诗，粗略推断它筑于公元十一世纪初。那么，当时宋城的范围有多大呢?“今北门外高城板、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故城遗址。明初筑城，收缩甚多。则宋城之大亦可想见。”另外，从兴教寺的兴废，还可以了解到在一一八○年曾又一次筑了城。“兴教寺，旧名院。宋建炎间(即一一三○年前后)毁于兵燹。乾道初迁城西南隅，庾子年(一一八○年)筑城废。”

    实际上，宋城位置较明城偏东，大部分与明城重合。今神山距宋城的东城墙不远。今濮家店在宋城的东南郊。鱼市街的铁锁巷在宋城的西墙脚下。(见图五)

    那时芜湖的郊区发展也很快。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以寺庙为中心的许多风景区。现在追朔起来，分布大致如下：

    神山风景区：位于宋城近郊，历代地志都称神山是芜湖诸山的鼻祖，风景特点是山势逶迤，蟠结深邃。远眺诸峦绵亘，襟江带河，舳舻千艘。《图经》记载说：“干将淬剑于此，上有磨剑池。”乾道七年(公元一一七一年，建“志喜亭”于其上。县志记载说，这可能是受我国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所写《喜雨亭记》的影响，才仿建造成的。

    镜湖风景区：宋朝状元张孝祥开辟。有“归去来”遗址和野志堂、园照寺等。景称“镜湖细柳”。

    赭山风景区：宋大中祥符年间(公元一○○八年至一○六一年)改建广济寺，内有地藏殿。寺右有滴翠轩，山上有赭山塔。每当雨后，岚光缥渺，景称“赭山晴岚”。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字山谷)曾读书于此。

    蛟矶：位于长江北岸，上有宁渊观，兴隆二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宋孝宗皇帝赵瑗赐额。陆游(字放翁)、黄庭坚(字山谷)以及后来的朱元璋都到此游览过，并留下了题记。景称“蛟矶烟浪”。

    吉祥寺在鹊儿山附近。宋景佑二年(公元一O三二年)宋仁宗皇帝赐名吉祥院。寺右山顶有观澜亭、三元殿等。景称“雄观江声”。

    吴波亭在青弋江入长江口。它是古代送别远方客人的地方。景称“吴波烟浪”。

    另外，芜湖还有永寿院、古城院、永靓禅林、清凉寺、东能仁寺等等，在宋代都由皇帝赐名留匾。这些寺院曾为当时的风景名胜区。此外，在公元一一○一年芜湖县首次创立了学宫。从以上大规模寺庙的出现和文化机构的建立，也可以看出著名的壮县——芜湖繁荣的一斑。

    南宋末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北方战乱，座落在长江边上的芜湖也不得安宁。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采石及芜湖”。这一次金兵攻城虽然没有得逞。后来，公元一一三○年前后，芜湖又经历了一次惨重的兵革之灾。县学宫被烧毁了。许多房屋、建筑、寺庙都被付之一炬。昔月繁华的芜湖城，变成一片废墟瓦砾。就连“旧存城垒”也“悉毁于兵”。此后，战争的警报仍接连不断。

    一一三○年城垣被毁之后，到了淳熙中的庚子年(也即一一八○年)又再一次筑城，但城内的繁荣情况已大不如前。

(2)元代芜湖城的兴衰

    元初社会一度安定，统治者也曾重视过农业生产。如发布《修陂塘诏》说：“农田水利犹人之血脉”，芜湖“地平而田腴，故有塘无陂”。“陂坏塘泄虽不病农而不可得也，及农隙而修治之非守与丞令责与！”不断兴修陂塘、发展生产已被规定为地方官的职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下、芜湖县城也很快恢复起来。县人口统计，不久就达到将近五万之多。

    元朝芜湖繁荣的状况被当时的人记录为“民之受廛而居者，如星联壑，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他弗能比也。”

如此繁盛的城市在元末(一三五五年)“兵革游兴，县遘焚燹、废为荆榛瓦砾之墟。……遗黎仅存八十有三。岁收田赋为石仅一十有七。”县令也只好僦民居为公署。芜湖城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此后经“抚摩凋瘵、招来流离，垦其荒地，劝督树艺”五年之后也仅“籍其民一千五百余户，赋其粟六千五百有余石”。公元一三六二年虽然建立了县署、并无城垣。

    此后经一度安定时期，明朝初芜湖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从芜湖县城的多次兴衰过程里，值得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历史名城一经破坏就永难复兴，而芜湖在历史上曾几经毁灭，而不久又都在原址的废墟中复兴起来?是什么原因使得芜湖市发展不衰？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弄清楚芜湖市的地理位置的特点和它的经济腹地。元代泰定年间《浦侯去思碑记》说：“芜湖古鸠兹，今壮县。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车之所集，民聚以蕃。”明确指出芜湖的发展，是和“邮传、商贾、舟车之所集”分不开的。芜湖市“首俯长河[青弋江]，尾距高麓，而大江顺流于旁”是腹地地区开展经济活动的交通要冲。腹地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生产品卖出去，同时买进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工具。芜湖正当此商业贸易、物资交换最方便的地方。从皖南山区、淮河流域以及长江里来的物资，都要集聚在这里。只要经济腹地的生产潜力存在，必然要求芜湖聚落的交通、商业、文化功能相应发挥，城市也必然要壮大。而芜湖附近地区以及所联系的经济腹地，正是江南的富饶之乡。历史上芜湖县城虽几经毁灭，但它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挫折，其经济生活仍然活跃。这就是芜湖县城能够几毁不灭，一次又一次复兴崛起的原因。其实这正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地理位置所起的作用。这一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今后“四化”的建设中，将更充分发挥出来。

蛟矶烟浪

(3)明代城垣的修筑与明清商业贸易的发展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芜湖等江南五郡是其发展的基地。同时芜湖又是南京附近的要塞，所以朱元璋曾大力扶持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公元一三六七年，一三六九年及一三九五年曾多次下《免租赋诏》。内中曾说：“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散、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太平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更民力。”又说：“其……太平……为京师之翼郡。创业之初，兴师旅定群雄，军需钱粮，供亿浩繁，只此数郡以足我用。子孙百世何忘江左之民。”还说  “今朕老矣，思民效力无可抚”“合纳秋粮尽行蠲免，少苏前日之劳。”

    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生养息，芜湖的经济又逐步发展起来，聚落人口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人记录其盛况说：“皇明奄有天下，四方全盛，水陆毕至。通若汉、江、蜀、广、滇南、溪洞之区，产木与竹，必尽力输致北来。为贸易计，巨筏浮江以下，逶迤婉延若无算者。加之徽宁诸山，种植杉木益众，有司始建议榷之。芜湖据江之下流，控荆楚、通宣歙，请命官开厂于此。”可见当时的商业贸易已经成为芜湖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交通手段改进，货源及销路也较宋代发展时期更为广远。物产的种类中，新发展起来的铁画、三刀和具有区际意义的浆染业都远近闻名。企业的规模是很大的。例如嘉靖年间歙县商人阮弼到了芜湖、经商致富，佣工达几千人。经营钱庄业，旅店业、码头、郊区农业等多种项目。货币经济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税收也多起来，达到“司空岁遣

使告缗，独以榷赋天下最。”这样空前繁荣的程度。十五世纪中叶，明朝社会开始动乱，繁华的芜湖市镇，因未筑域垣，对于统治者的安全来说已成问题了。而城垣的修筑也是经历了一番周折的。

    朱元璋建国之初，采取“堕城罢戍”“海内休息”的政策、芜湖县因“非附郡者不城”，所以明初二百年中芜湖一直没有城垣。到了十五世纪中，当着倭寇抢掠沿海城镇时，社会上，人们也担心着芜湖城的安危，议论着要修城垣，但是并没有行动。

    之后，“逋寇五十出芜湖[按此指湖泊]，薄都会而去。”于是筑城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但“议者犹以力巨，损地多，告罢。复不果城。”“岁己未[公元一五五九年]有盗劫县库七千缗，吏民持议如前，又复不果。”第三次议论修城，仍没有结果。

    “甲戍[公元一五七四年)盗复劫县库五千八百有奇。……建言者请城芜湖……以故守吏丈城趾千九百有奇，费七万，毋论力诎如之何?其夺商业、废民居，复不果城。”这一方案因经费不足和需要拆毁民居没有实行。

    于是有人又提出第二个方案： “婴城守藏足矣。盖仅仅丈三百，费七千。”这一方案是想仅把县署附近包围在城圈之内就行了。但是又有人反对说： “夫城以卫民，如之何弃民而自卫，非策也。”

    最后，折中的第三个方案提出来，并且被采纳了。“今……相地，则南濒潴而廛居者三。裁小横街西，留居室完美者百家，裁左小永安巷，东北裁公家用地，不涉民居。得地七百三十九丈。”这样修筑起了城垣。在城垣上有“独楼城门者四，辟便门者三，城上为周庐者十有五，取给府库百金，城举矣。”城的四座正门名称是：东门——宣春门；南门——长虹门；西门——弼赋门；北门——来凤门。三个便门是上水门、下水门和迎秀门。建城一共用了多少时间呢?“以已亥(公元一五七五年)二月朔首事，迄五月终告成。”过了三十八年之后，因先前修筑城垣时侵占了县学宫的土地，高高的城墙又阻碍了学校的视野和“风水”，于是在县城东南角落又开了座城门，名叫金马门 (见图五)。

    明代修筑的这一城垣是在原先的街市中陶出一个城圈，然后在此城圈上建立起来的。它把市区的街道隔分为城内外，不利于当时城市发展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因修筑了城垣可以固定城址，利于防守。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三百年间，芜湖市虽几经战乱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区仍以明城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

    此后清朝二百多年间(至烟台条约签定之前)，芜湖县城以它优越的交通位置，商业和手工业。仍不断发展繁荣的程度与日俱增，筑城区也不断扩大。在“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　至而辐辏。”自南关至浮桥，是米行的集中区，谓之南市。江口一带，米、木商及行商　集。碾米业集中于大小砻坊。著名的“芜钢”及三刀分布在城内西北部的掌子巷、铁石墩、桑枣园及城外的西湖池、石桥巷等地。从县治前，由新市街，出弼赋门，也即沿着青弋江北岸向东直至江口，叫做“十里里长街”。从这街名，也足以概见其商家之众多，行业、货物必然是琳琅满目。它集中了“北连牛渚，历淮阳而达燕蓟”“西接秋浦，为荆、囊、闽、粤”的财货。人们在这里进行交易，常常是“肩摩毂击”“市声若潮，至夕不休”。其繁荣程度已达到封建社会后期，芜湖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芜湖城的某些因素已表现出了它从封建性的自给自足状态，脱颖而出，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发展阶段。然而，这一幼小的萌芽，还没有占据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

蛟矶烟浪

(四)半殖民地时期的芜湖城

    (1)开埠通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正当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之际，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乘虚而入，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和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蹂躏我神州河山，残害我中华民族。从此，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这一悲惨的历史过程在芜湖表现得尤为明显，帝国主义者在这里划定租界，开埠通商达几十年之久，给芜湖的城市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具体过程如下：

  　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把芜湖列为通商口岸之一。第二年，英国首先在范罗山上建起了领事馆。同年四月，又同清政府官员议定了芜湖《租界》约，决定设立芜湖租界。自此，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芜湖。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看上了芜湖这个地方呢?第一，芜湖濒临长江右岸，地处长江中下游的要冲，逆水可上安庆、九江、武汉，顺水直下南京、镇江、上海，万吨巨轮畅行无阻。又西北有裕溪河、巢湖、淝河水系沟通江淮，东南有青弋江、水阳江等自皖南山区来汇，向北向南皆可通航。因此芜湖实为皖南水路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二，作为江岸码头，芜湖的腹地广阔，北达中原，南囊赣浙，西接湘鄂，东连大海。区内人口繁盛，物产富饶。一旦控制了芜湖，商品可四面倾销而去，原料则八方集汇而来，这正是帝国主义者理想中的通商地。第三，在历史上，芜湖早有商业名城的盛誉，传统的手工业品驰名中外。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对于专靠掠夺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而自肥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不正是望而垂涎，梦寐以求的吗?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芜湖之后干了些什么，这对芜湖市的历史发展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它们控制了芜湖的水路交通。自光绪二年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后，外国航运公司先是用趸船寄居江中，便于上下水轮船停泊。后来江岸码头渐次修筑，外国轮船便直接靠岸装卸了。这样一来，在广阔的江面上，外轮纷至，自由航行。外国的小型轮船还深入到大江两侧的内河航驶。在芜湖的航运事业中，不但外国轮船的艘数、吨位都占压倒优势，连航运业的一切章程、运价也由英商主持订定。在抗日战争期间，芜湖  港所有进出口运输业又全被日本的东亚轮船公司独占了。

帝国主义者控制芜湖水路交通的目的是便于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并为输出资本打开道路。开埠通商以后，外国洋货如洋铁、洋钢、洋糖、洋油、洋火、洋烟、洋布、洋烛、洋伞、洋玻璃等等一齐涌进芜湖市场，仅肥皂一项，一八八七年的销售量就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而进口量比一八七七年增加八百六十倍。只此一例，足见一斑了。

外国洋货倾销的结果，一方面刺激了芜湖商业的畸形发展，使芜湖成为中外商人角逐的场所和洋货向内地的转运站；另一方面，则严重地摧残了传统的民族手工业。例如芜钢，由于生产条件优越，自宋明以来即得到较大发展。清乾隆、嘉庆年间可称其黄金时代，大小钢坊多达几十家，分布在城内西北部的掌子巷、铁石墩、桑枣园以及城外的西湖池、石桥港一带、其中以濮家钢坊最为有名。当时的炼钢业不但规模较大，工人众多，而且技术先进，品种多样，质量优良，除满足本地驰名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和铁画等产品的生产需要外，还远销至山西等省，可谓传统名产。“咸丰后，尚存钢坊十四家，均积富厚。”但开埠通商之后，洋钢大量输入，以低价压倒芜钢，芜湖钢坊无力竞争，日渐衰落，相继消灭。染浆业也是这样，早在明代就有“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的佳话。但自通商后，此业也一落千丈。

    帝国主义者在芜湖倾销商品，牟取大量中国白银的同时，还以芜湖为基地，疯狂地掠夺当地的米粮、矿产、茶叶、木材、土特产等财富。所以芜湖商埠独异于他埠，出口多，进口少，茶与米皆于此输出，为贸易大宗。这里所谓的“出口多”，正是帝国主义贪婪掠夺的证据。这给芜湖及周围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外，帝国主义势力闯进芜湖后，还纷纷占山头、抢地盘、修建教堂、学教、医院等等，名曰“从事慈善事业”，实则进行文化侵略。今天，在范罗山、大官山、小官山、狮子山、凤凰山、弋矶山、铁山等处，都还留下了帝国主义从事文化和经济侵略的铁证。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芜湖之后，对芜湖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外国租界的开设。一八七七年(开埠通商后的第二年)，英国首先把西门外南起陶沟，北至弋矶山麓，东自普潼山脚新安之普潼塔起，西至大江边这一范围划定为租界区，签订了租界约。之后，因为俄、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接踵而至，予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英国领事柯韪良和芜关道童德璋重新议定了《租界章程》十条，决定将上述范围内计七百一十九亩多地划为各国公共通商租界。

    外国租界一开设，帝国主义者便赶走了向来在陶沟至弋矶山一带江岸停卸木牌的中国木商，强迫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迁走，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在租界内大肆兴建起来。它们开辟了两条南北向的沿江大马路，一条叫中马路，一条叫后马路，又开辟了五条东西向的马路，从南向北分别叫做一、二、三、四、五马路。整个租界区划分为太古、怡和、瑞记、鸿安、和记五块租界，每块租界内又分为几个区。同时，它们在江岸和租界区内大修码头、仓库、楼房、车站、俱乐部等，以便轮船停泊并供洋人及家属居住、娱乐和存货等。这样，原来的“荒江断岸”一变而为“楼台森列”，洋行林立，使芜湖城区由原来在青弋江两岸一跃而伸向西北，直临大江，成为一座真正的“江城”了。芜湖市在水运交通和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也就更加突现出来。然而，芜湖市由此失去了以民族手工业品驰名的商业城市的声誉，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埠的印记。

开埠通商以后芜湖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目睹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的人曾总结说：“中国开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面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横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对这一段悲惨的历史，芜湖市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蛟矶烟浪

(2)米市的兴起和城市的变化

    芜湖是座落在江南鱼米之乡的商业城市，米业的发展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并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以前，芜湖米市远不及江苏省的镇江，甚至市面连附近的鲁港和湾址都不如。后来芜湖米市却中外驰名，被推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与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安徽省封建官僚买办者的钻营有直接关系。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一批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洋奴麇集在李鸿章门下，成为所谓的“洋务人材”，如盛宣怀、唐延枢、徐润、郑观应者流。这伙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出于本身的利益计，极力谋求芜湖成为一个大米市。

　　一八九八年，安徽省于筹饷案内创办“落地捐”，在芜湖设立米捐局，规定凡本省出口之米都必须运往芜湖完税后才准出口。这些官僚买办者企图用这种强制手段使芜湖米业发家。但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年，江苏省在大胜关、利盐沟、菏花池等地也设立米捐局，安徽省的米顺江而下过江苏省境的须第二次纳税。因此，那些米商为逃重税计，便不再经过芜湖而直接运米去镇江了。这对芜湖米业的发展自然是个打击。

    为了维护安徽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李鸿章玩弄仅术，派海关监督张樵野窜到镇江，施展鬼蜮伎俩，极力拉拢广州帮米商来芜湖经营。这时外国轮船公司也以不加运价相利诱，密切配合李鸿章等这帮奴才行动。结果，在镇江的广州帮米商被拉拢过来了。接着潮州、烟台、宁波、上海、天津等帮米商也蜂涌而至，纷纷来芜湖开设米号，坐地经营起来。米市中心遂由镇江移至芜湖。芜湖米市出现了“堆则如山，销则如江”的景象。由此可见，芜湖米市的兴起，除了有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以及被英帝国主义强行开为通商口岸等因素外，主要还是李鸿章这伙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依仗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制力量而促成的。

    米业的兴衰直接影响着芜湖市的繁荣和凋蔽。随着米市的兴起，旅芜商人日益增多。各地商人为维护自身的仅益，纷纷同乡相约，捐款购地，争建会馆，多达十九处。同时帝国主义在芜湖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也随之扩大，市区内外国洋行、商店、工厂随地而起。加上大批破产的农民涌进城内谋生糊口，所以芜湖市的人口急剧增加，车辆拥挤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发出了呼吁：“我邑马路及街巷亟应规定丈尺，清理推广，……否则道路日渐狭隘，交通日形阻塞，且租界既开，相形见绌，市镇一迁，损失尤巨，不可不注意也。”这充分说明，改造街道，开辟马路，扩展市区已成为客观要求，势在必行。

    于是，有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年)商务局会商办道员许鼎霖就商务拨银二万两，开辟大马路和二街等处马路，设立工程局等措施。

    于是有商务局总办道员吕承翰“募集商捐，将长街要巷、道路、沟渠自南大街至洋码头疏浚，复就西门外吉祥寺建筑菜亭，分上中两市，旁建市房”的行动。

    其结果是“二街马路则茶楼酒肆，梨园歌馆环绕镜湖堤边，类皆光绪季年所新辟也。”应当指出，这一带是那些洋人巨商，达官贵人寻欢作乐，游览消遣的地方。

    另外封建官僚买办阶级还在芜湖经办工业，裕中纱厂就是一例。这个工厂是清末安徽省官僚陈维彦、周学熙、李伯行等集股创办的。所有厂房的设计和纱绽等设备都是由英国人一手包办的。这是当时安徽第一个较象样的工厂。它就是今天芜湖纺织厂的前身。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纺织厂被日本人霸占。裕中纱厂的兴办，足以说明“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点。

蛟矶烟浪

上述材料说明，官僚买办资本在芜湖的经营对芜湖市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促使芜湖市区不断开拓的另一股经济力量，这就是民族资本在芜湖市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早已萌芽，只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未能得到继续发展而已。到了十九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度得到较大的发展。请看发生在芜湖市的事实：

    芜湖近有某绅拟招股一万五千金，在此间创办一电灯公司，刻已集有八十股，计银八千金，一俟股份集齐，即当禀请地方官立案，购机器先行试亦。

    庐州商人于本埠[芜湖]建有工厂一所，内设洋式机器，以织汗衫等物……。

    商人王希仲，于芜湖开设晋康公司，在繁昌、南陵、宣城等县挖开煤矿十一处……

    光绪三十一年，本省绅商奏请开办芜广铁路，招收商股，测定路线，自陶沟至湾址，路基桥梁业已修筑。

    此外，还有兴记砖瓦厂，锦裕织布厂、裕源织麻公司、益新面粉厂等也兴建起来。名目繁多的报纸也纷纷问世。

    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民族资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发展是十分艰难的。正如有人所说：“此间试办的各种企业，迄今没有一家能称得成功的。”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在芜湖市的发展及其对城区发展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的。

    正由于上述官僚买办资本的经营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使芜湖市区逐渐扩展，终于填补了开埠通商前的老城区和外国租界之间的大片空地。至宣统二年(一九一0年)丈量结果，东至县城，西至江岸，南至大河、北至陶家沟、蒲草塘、电灯公司这片城区东西六百一十五丈九尺，南北平均三百四十九丈七尺，面积共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平方丈，约合二点五平方公里。加上县城、东关、青弋江南岸和外国租界区等部分，这就是解放前芜湖市的基本轮廓。回顾它的发展过程，考察它的市区特点，这一基本轮廓图上清晰地显示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层次。(见图五《芜湖市城区的历史发展示意图》)，显示出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埠的历史特征。

从春秋时的吴邑鸠兹，到解放前的芜湖城，几经迁徙，几度兴衰，经历了两千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只是在解放后，才赢来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