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驴友经常光顾的号称“小芜湖”-----运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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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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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可见的芜湖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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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官僚资本的进入对运漕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运漕历经明清两次大繁荣，并将她推上江北重镇首席地位，徽商的作用功不可没。
    明代前期，运漕作为盐引岸，从而吸引了掌握盐引垄断经营权的徽商进入运漕，通过二百年的经营，使得运漕成为泛裕溪河流域的中心集镇。到了清末由于米市的兴起，运漕再次迎来大批徽商，古镇当年规模较大的商号几乎都是徽商所开办的。如洪仪泰不仅开设了酱糟坊、糕饼坊、茶叶坊，还在芜湖、镇江、拓皋等地开有分店，其规模居全镇之首；汪森和酱坊生产的酱醋、酱菜、臭干子远近闻名；同泰祥不仅经营南北杂货，还办有糕点作坊，生产的万字糕、麻烘糕、大雪枣供不应求；镇上10余家茶叶店都为徽州旌德、泾县商人包揽。徽商不仅资本雄厚，而且带来了全新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比如十分注重产品质量，讲究商业信誉、礼貌待客、扶贫济困，让利小店以便共存共荣。由于运漕的徽商众多，他们还建造了“徽州会馆”，负责处理徽商之间的一切事务。徽商在集镇修建会馆，这在巢湖流域众多集镇中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当年运漕徽商众多。
    清代中叶，徽商走向衰败，而官僚资本开始大举进入运漕。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在运漕不仅购买良田，还开发房地产，大肆购地建造商铺对外租售，这从他1933年立下的遗嘱中可以窥见一斑，‘所以含山，和州，芜湖县境内之田租，约壹万伍千石左右，应以该田岁之半，为予养缮，余壹半暂为国杰家用......’，‘运漕镇所有市房基地，全数给五女国华，契据各件即检交其收执。’李鸿章四弟李蕴章在运漕开设了元和质当铺和道隆钱庄。李氏家族在运漕设有米行，建有粮仓，位于运漕西街的李巨兴、李万兴粮仓，仓房多达100余间，还有面积巨大的晒场，为全镇规模最大的粮仓，李鸿章家族在运漕周边购买了10万亩良田，杨柳圩80%的良田属李府所有，每到收成时，李府委派人员下乡收租，并将收上来的稻谷堆放在镇西粮仓内。民国年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后裔在运漕开办了“三益公”粮库和机器砻坊。大量官僚资本的进入，使得运漕在徽商逐渐衰微之时，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使古镇重又回光返照，并将这种繁华在抗战爆发前推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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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漕与江北其它主要集镇的比较优势

    八百里皖江在清代有两大沿江中心城市，一是安庆，一是芜湖。芜湖北岸的江北地区分布着大小几十个集镇，而每县又一般以一至两个集镇为重镇。运漕在当时江北所有重镇中雄居首位，这是因为她有着其它重镇难以比拟的优势。
    含山东临的和县，旧时北乡以乌江镇，南乡以白桥镇为重镇。乌江虽靠近南京，但乌江以棉花为其农副产品特色，所以形成不了气候；白桥镇为和县南乡第一水乡古镇，当时镇上有“三泰八大家”商号，但到民国十年时全镇仅有工商户几十家，主要是大烟馆，镇上人口不足三千，其规模远不能与运漕相比。
    运漕南岸的无为县地广人多，但明清时商品经济滞后，其城关镇民间流传“九街十八巷，三井对庙堂”之说，可见规模不大，九街十八巷与运漕36街72巷简直有天壤之别。无为的首镇襄安，历史悠久，商业昌盛，但民国最繁华时期，也仅有工商户244家，不及运漕三分之一,而且抗战中由于日机的轰炸，无城和襄安一片焦土，商人逃散，商贸停滞，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运漕西边的巢县，其巢城在裕溪河流域是仅次于运漕的商贸重镇，民国时其东河街、大小西河街、十字街最为繁华，最多时工商户达500户左右，但仍不及运漕规模。烔炀是巢县西乡大镇，清同治年间最多时人口不过4000，与运漕15000人相差甚远。柘皋是巢县北乡历史名镇，西汉时曾置县于此，但清末时，全镇也仅有6条街道，主街道全长不过1.5公里，而当时运漕主街道全长7.7公里。
    巢湖南岸的庐江县历史上商贸不发达，光绪版《庐江县志记载：“该县人旧有富户不为商贾之习尚，故经商者少，食用之物多是外来人在此开设铺号。”庐江商贸最繁华的金牛镇，清道光时工商户也只有199家；其次是盛桥镇，清道光时工商户有150家，民国时盛桥繁华超过金牛镇，当时工商户也不足300家。
    巢湖北岸的肥东县，清代到民国仅有梁园镇最为繁华，为肥东首镇。但梁园素以牲畜交易为特色，主要是牛、驴、猪、家禽的大卖场，其它贸易并无特色。合肥则以织布业为其特色，庐阳花布、白布行销大江南北，卖大布的为合肥，肥东一带的特色贸易，当时合肥工商户也仅500户。
    运漕往西越巢湖，沿河往上是大别山边缘地区，其舒城镇，民国时仅有7000人，区区十几家商号，居民多半以卖苦力为生，是个典型的乡村小集镇。六安的苏埠镇是淠河流出大别山后经过的第一个重镇，清末民初时只有商号200家，即便如此规模，当地人也惊呼其为“小南京”。
    整个巢湖流域真正能与运漕相提并论的，只有肥西县的三河镇。三河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素称“皖中商品走廊”，周边和运漕一样也有广阔的圩田，是稻米主产区，加之三河是李鸿章政治资本——淮军的故里，有着许多优越条件。但三河远离长江，它必须沿杭埠 河，穿越53公里的宽广湖面，再进入裕溪河入江，全长160多公里，不仅运输成本比运漕大为增加，而且接受南京、芜湖的辐射能力也要微弱许多，经过太平天国战乱，民国初期，三河全镇只有商号300多家。
    清末时期，裕溪河流域的人，你可以不知道和州、含山、巢县、无为，但你不会不知道运漕，因为你使用的日用品正是从运漕批销过来的；你生产的大米、杂粮也是经过运漕销售出去的。你可能对上海、南京，甚至芜湖一无所知，但相距不远的运漕，那热闹非凡的街市，肯定让你印象深刻；那里生产的糕饼、干子、烧酒一定让你回味无穷，念念不忘。正是古镇运漕几百年繁华形胜，使得今天仍健在的耄耋老人提起旧时的运漕，依然是赞不绝口，滔滔不绝。
    经历明清两朝500多年的发展，运漕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购销两旺，集市庞大，行业齐全，文化昌盛，辐射力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无怪乎位居清末江北八大古镇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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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盐引岸为古镇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商业基础

    如果说运漕从东晋形成集镇一直到元末一千多年间一直默默无闻、貌不出众，那么明代盐引岸让运漕实现了华丽转身，从江北众多集镇中脱颖而出，这一切得益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元末天下大乱，蒙古族人的高压统治，引发了汉人强烈反抗，各路反元大军统统揭竿而起。贫困潦倒的朱元璋从参加郭子兴起义军开始起步，逐步成长为一支独大的抗元主力。朱元璋把和州作为重要战略据点，元至正十五年，元军10万围攻和州，他率军拼死抵抗3个月，粉碎了元军的围攻。但元中丞蛮子海牙扼守裕溪河口，朱元璋因缺少水军，无法突破元军水上防线攻取江南。正在这时运漕黄墩人华高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就在家乡结寨训练水勇，元至正十四年他率水勇与巢湖的俞道海、廖承安会合于巢湖，拥有大小战船近千艘。至正十五年春，华高和俞道海等人一道率部队归附朱元璋。朱元璋大喜，急令巢湖水军迅速打通入江通道。是年5月，华高、俞道海率水军一举击败元军，顺利攻占长江南岸要塞采石矶。
    就在这一年，含山铜闸人仇成、含山关镇人杨兴、含山陶厂人李信，纷纷前往和州投奔朱元璋。他们个个战功卓著，都被朱元璋委以要职。华高死后被封为巢国公，肖像入功臣庙；仇成死后被封为皖国公，赐葬钟山；李伩的儿子李彬死后被封为茂国公。含南这块弹丸之地涌现出这么多忠勇双全的得力干将，这给朱元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他成为大明皇帝后，马上下令减免家乡凤阳与和、含、巢三地的税赋，以报答三地在他宏图大业中鼎力相助之恩。接着他又钦点将运漕作为“十二圩盐引岸”，即食盐专营口岸，周边十二个圩口的民众食盐由运漕专营批销。
    这一特许经营权让运漕立即进入徽商的视野。因为当时徽商在两淮盐场中握有大量盐引，有了盐引便可批购到食盐，但朝廷规定，食盐必须在指定的盐引岸销售，不得越界销售，盐引岸则由官府划定。所以，凡具备盐引岸的集镇都是徽商必争之地。徽商携盐引进入运漕，他们建盐仓，设铺面，向十二个圩口批销食盐。
    食盐在明代是暴利行业，富裕的徽州盐商开始捐资扩建运漕的街道、码头，修建具有典型徽派风格的“四水归堂”式深宅大院，古镇由此繁华热闹起来。而各地来运漕批发食盐的商贩们，自然要顺带批发一些其它商品回去销售，这就又带动了诸多行业的兴起。
    至少在泛裕溪河流域，作为盐引岸的集镇运漕是仅此一家。江北其它集镇一般都是在晚清至民国初年才开始逐渐繁华，而运漕早在明代初期就因盐引岸而率先崛起，比周边集镇早了300多年。正是明代盐引岸这一特许经营权，为运漕的发展奠定了商贸基础，也扩大了运漕的知名度，这一点江北其它集镇是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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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至今保存完好的明代盐仓

盐市，是运漕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顶峰”。讲到运漕盐市的产生与发展，不能不提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打江山时，和县、含山、巢湖三县追随者甚多，而且为大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对和、含、巢怀有特殊的感情。故朱元璋登基后，特下令减免和、含、巢三县赋税，又因为运漕地处黄金水道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它又被朱元璋直接钦定为“十二圩盐引岸”。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即定为专销盐的地方。所以，真正把运漕商业推向顶峰的则是朱元璋了。据载，当时运漕食盐的专销范围十分广泛，除漕河两岸众多的州县村镇外，还有经巢湖到达的肥东、肥西、庐江、舒城等地。运漕成了江北十万民众食盐的集散地。早已垄断了“盐引”的徽州盐商们便纷沓而至。从而迎来了运漕第一次商业蓬勃发展的“盛世”。相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来运漕视察盐引情况，在运漕古渡登岸时，看到漕河上船帆林立，商船首尾相接，绵延数里，码头上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不禁龙颜大悦，特赐“运漕古渡”四个大字。
　　至清代运漕盐市一直兴旺、繁荣。民初，运漕的盐市仍有徽商卢子宣、俞越楼、杨冠生、韩受庭四大盐商把持、垄断着。现存的老盐仓在运漕西街的沿河上仍有好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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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市、米市的鼎盛带动了百业的兴旺。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当时运漕贾商经营涉足盐、米、牙行、典当、布匹、烟茶、京广百货等所有行业，一应俱全。到1934年时，全镇工商业经营户仍有800多户，生产、经营者2400多人，仅参加运漕同业公会和行业协会的大商号就有126家，这些公会主要有：
　　茶酒业同业公会：五福和、鲍义兴、天成楼、庆华楼【邱氏】、马义兴、顺义楼等10家；
　　布业同业公会：郑昌祥、恒森泰、巨成祥、源兴、保康、黄顺兴、成大、严长发等15家；糟酱坊同业公会：有洪仪泰糟坊、钱立本糟坊、龙集糟坊、王家糟坊、蒋家糟坊等12家；
　　杂货同业公会：同泰祥、洪仪泰、巨泰、益泰、德孚、泰吉祥、五福和、张公泰等33家；
　　浴业同业公会：天然池、长乐园、龙泉池、龙兴池、龙源池、德昌源等11家；
　　京广业同业公会：郑昌祥、陈泰昌、洪正泰、朱广丰、韦荣兴等9家；
　　制鞋业同业公会：福吉祥、巨和祥、姚祥先、华昌等8家；
　　烟茶业公会：程益丰、程庆丰、陈泰丰、永丰号等13家；
　　山窑业公会：高义兴、程义和、蔡云和、陈万源、陈万梓等15家；
　　此外，还有各类牙行38家，主要有：竹木柴碳行、石灰行、水果行、鱼行、牛行、猪禽行等。
　　大小粮行有50多家，主要有：罗益丰粮行、朱氏粮行、金氏粮行、吕氏粮行、寿康、长春生、倪复和、同仁春、同恒春、刘万春等。
　　各种作坊27家，主要有：糖坊、染坊、面坊、砻坊、皮草坊、蜡烛坊、炕坊等;；
　　各种工匠34家，主要有：车匠、机匠、铁匠、银匠、锡匠、篾匠、石匠、瓦匠、染匠等。
　　其它行业21家，如：屠宰、典当、寄售、钱庄、书店等等，不一一赘述。
　　这里简要地介绍几个最大的商家、商铺。
　　最大的杂货店是同泰祥杂货店。它位于运漕西大街，由徽商许乐如、许布群等兄弟五人合办，许乐如为大股东。同泰祥规模甚大，经营货物品种名目繁多，大到粮油盐，小到笔墨纸砚、京广百货。更有其自己生产的特色糕点：一品玉带糕、大雪枣、大麻饼、酥糖等。有雇工师傅、伙计近百人，其商铺、货仓、宿舍共五进，另有自己的食品加工厂，还建有专门的码头。每天船运食盐、糕点、百货等，南来北往，生意十分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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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政和与其父亲程邦淇在运漕留影

　同泰祥在运漕还有个分号叫“聚泰”杂货铺，规模也相当大，委托他的同乡程政和经营。这位程政和也是值得写上一笔的，程政和是地道的徽商，其父程邦淇是歙县东乡吴山铺人，早年携妻儿来运漕经商，在厚泰布店任大柜。程邦淇的儿子程政和1914年出生，自幼聪颖、勤奋，是块经商的好材料，13岁便在同泰祥学徒，从学徒做到小中班同事、中班同事，最后到大师傅。老板许乐如对其十分器重，1941年遂将分号聚泰杂货铺委托其经营。程政和是位开明的商人，运漕园明电灯公司筹建以及抗战时期对园明电灯公司设备的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将运漕“徽州旅运经商同乡会”会馆改建为“徽州小学”。民国后期他被推举为运漕商会的会长，为运漕商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大的糟坊是“洪仪泰糟坊”。洪仪泰的主人名洪俊三，是一位地道的徽商。洪家在运漕开有糟坊、酱坊、糕点坊、茶叶店、杂货店等数处。此外，他在芜湖、镇江、巢县以及他的家乡徽州都开有商号。就运漕的洪仪泰糟坊而言，有七进的店铺和厂房，仓库20多间，雇工近百人，仅雇工吃早饭就得用去几大囤锅巴，足见当时洪家糟坊规模宏大之一斑了。洪家糟坊以酿造的“五加皮”、“大麦烧”两种酒闻名遐迩。国有大型企业运漕酒厂就是在洪仪泰糟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酿造出来的酒被称为“小茅台”深受人们喜爱。现在生产的“古漕运酒”也享誉省内外。
　　最大的爆竹店是“王海林爆竹店”.王家爆竹销售量令人咋舌，上行销往三河、肥东、合肥，下行销往芜湖、南京沿江多个城市。附近的无为县城、汤沟镇、斗沟镇、黄雒河镇等几乎被王家的货源垄断。王家每天发货都要用大木船装，不说每日的生产量，仅王家的雇工就有30多人。
　　最大的布店是“郑昌祥布店”.货源来自江南苏、杭、无锡等地，什么纺绸、杭罗、香云纱、绢丝地、花旗纱等各种绸缎应有尽有。另设有服装缝纫店，加工、制作各种服装，每天顾客盈门。
　　最大的粮行为罗益丰粮行。粮行在运漕西河沿边，其铺面、仓库、雇工食堂前后数进。罗家粮行不仅拥有铺面，还有仓库、砻坊及专用码头，其收购、贮藏、加工、运输配套齐全。雇工上百人。真可谓：日进千斛，年贮万石，远销南北。
　　最大的当铺是“元和质”当铺。“元”有广纳财源之意，“和”为和气生财，“质”乃按物评质取货。由其商号的名字便可知其经营理念了。该当铺为李鸿章的五弟李蕴章所开，故运漕人又称之为“李鸿章当铺”。当铺规模宏大，临街铺面为“明三暗二”，前后共五进深宅大院，铺面、仓库、住房有五六十间之多，高大的门楼及每进雕梁画栋的庭院，十分豪华、壮观。其当铺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粮食衣物无所不当，铺内典当师就有4人，账房先生5人，学徒30多人。另还有专门销售当物的人员。元和质当铺几乎垄断了半个运漕的金融业。
　　还有最大的酱坊是“汪森和酱坊”，最大的茶馆是“五福和茶馆”、“鲍义兴茶馆”,最大的澡堂是“长乐园”,这里不细说，后面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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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商号、行会，不能不提一提运漕集市贸易的一个重要行业——“牙行”
　　牙行的产生亦有其时代渊源。运漕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又因漕河连通众多州、县和广阔农村，故每天周边来运漕赶集的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集市贸易十分红火。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官府一般只对坐商进行常规管理，而对集市贸易管理就不那么细了，因而就派生出了一个行当——牙行，又名“交易所”。产生了经营牙行的人——牙人。所以集市买卖常由中间人【牙人】居中撮合。牙人在集市中的作用主要是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评估交易价格等。其交易流程为：拉拢撮合——估价、估值——双方成交——收取佣金。牙人收佣金叫“打行佣”，佣金一般由卖方缴纳，也有买卖双方各出一半的，佣金额度一般是成交价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运漕的牙行种类很多，按货物种类划分，有粮行【在运漕东、西沿河街上】、、猪牛行【在运漕小北门】、鱼行【在运漕老人港】、竹、木、柴行【在运漕西河沿】、水果行【在运漕西大街】等等，不一一例举。
　　自清代开始，运漕的牙行的业务范围从开始的单一的介绍买卖逐步扩大到提供仓储、食宿，自营买卖，代客垫款、收账，代办运输、装卸，代约预购以及贷款等多项业务，如：运漕的尹传玉、尹传金兄弟俩开设的尹家竹木柴行，其不但介绍竹木柴的交易，还代收、代销、经销竹木柴。因此，牙行的收入除佣金外，还有商业利润、贷款利息、服务报酬等。牙行为古运漕的商贸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洋货”充斥古镇，洋烟、洋火、洋油、洋皂、洋烛————铺天盖地，洋店、洋行、洋教堂、洋买办——————蜂拥而至。到民国中、后期，“五洋店”充拆整个古运漕市场，什么“龙舟牌”火柴、日光牌肥皂、“水牛牌”蜡烛、“老刀牌”香烟、“美孚牌”煤油等等，四处泛滥，当时的运漕有三大“五洋店”【王明文、万明理、罗胖子所开】，集中在运漕最繁华的地段——老人港街面，每天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真正是红到了顶峰。运漕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冲击，商业逐步萧条、衰败，代之的是大烟馆、妓院、赌场等应运而生。古镇运漕的民族工商业在痛苦中呻吟，在风雨中挣扎、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