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家庄的历史发展写了一篇介绍短文，大家看合适吗？

支持真定

blx008 发表于 2022-11-27 15:55
应该是总队基地更高一些，毕竟是省一级的。

你说的似乎不对

石门摩天

blx008 发表于 2022-11-27 15:55
应该是总队基地更高一些，毕竟是省一级的。

全国两个机动总队都是正军级，河北省总队是副军级，省总队的基地是什么级别不用说了吧。

支持真定

煮酒论英雄之汉末群雄，张燕篇——以山贼起家位列诸侯的奇人

汉末群雄系列之张燕

东汉末年，诸侯乱战。在这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能够登得上台面的人物，要么是世家大族，要么是皇室血统，再不济也是手握兵权的将领。总之，能够称得上“诸侯”二字者，本来就是东汉社会的上层人士。而今天要讲的张燕可算诸侯之中的异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真真正正的社会底层，作为农民起义军头目获得朝廷认可，并在正史中拥有传记，实现了人生的完美逆袭。今天就来讲讲这位黑山军头目的经历。

张燕重大事件之一——褚燕改姓
张燕（生卒年不详），无字，冀州常山真定人。说起常山，大家自然想到常山赵子龙，而张燕与赵云同为常山真定人氏，是地地道道的同乡。因此有些后世的文艺作品会进行艺术创作，当然，正史上没有任何张燕与赵云之间交集的记载。

中平元年（184），黄巾之乱爆发后，张燕聚集许多年轻人响应，在深山大泽之间转战，不久回到真定，麾下已经聚集了上万人。黄巾之乱席卷东汉各州，张角所在的冀州自然是重灾区，响应者数量巨大。中山国博陵县有一支农民军，首领叫做张牛角，两支部队会师一处，张燕推举张牛角为主帅。

中平二年（185）二月，张牛角与张燕一同进攻瘿陶县，这里是巨鹿郡的治所。战斗并不顺利，主帅张牛角在作战中被流矢射中，不治身亡，张燕被众人推举继任。

《三国志·张燕传》载：牛角死，众奉燕，故改姓张。燕剽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

尽管陈寿行文非常简略，但还是能感觉到，张燕此人的确不简单，甚至可以说他的崛起并非偶然。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知道，张燕原来不姓张，史书明确记载他本姓褚，叫褚燕。改姓张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张牛角姓张，表示继承张牛角。但是，改名很常见，改姓并不常见。褚燕偏偏选择把姓改为张，仅仅因为要继承张牛角，这个原因恐怕也不充足。毕竟古代农民起义有很多，没听过哪个副手为了继任还要改成上任首领的姓。

笔者认为，张燕有别的考虑。创立太平道的叫张角，创立五斗米道的叫张陵，一个在中原，一个在巴蜀，道教两大教派都都是张姓开创，所以张这个姓暗含着某种“政治正确”。类似于刘姓之于汉朝，张姓之于汉末的道教，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即使不去说，人们心里也会有这种感觉。

借着张牛角也姓张，褚燕顺势改姓，既当上了义军头领，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正确”。

张燕重大事件之二——平难中郎将
接着上面说，笔者认为张燕改姓背后的动机，到底有没有证据呢？

《三国志·张燕传》载：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上述史料提及的郡国大体分布在太行山周边，冀州、并州两地。张燕在这一地区发展非常迅猛，小股农民军纷纷投靠张燕，竟然聚拢了近百万人，号称黑山军。

当然，细究起来不可能达到百万人，有朋友会说农民军拖家带口，一个战士背后是一个家庭，所以百万并不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张燕率领的部队转战各地且不说，就算拖家带口，张燕的势力范围即上面史料提及的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按照相关史料考证人口和平年代大致在240万左右。考虑到汉末乱世人口大幅减少，总数200万的可能性都非常小，接近一半的人口不在官府控制而在张燕麾下，怎么想也不会。毕竟如果实力到这种程度，还不如攻进城里呢，有大宅子谁还愿意当山大王？

需要注意的是，“诸山谷皆相通”这句，指的是张燕的控制区在五郡的山区而非城市，张燕并不实际控制地图上五个郡那么大的地盘，黑山军只是盘踞在深山之中。在深山中粮食补给是个大问题，耕作条件自然比不上开发完善的地区，想生存下去又不可能整天掳掠州郡——风险极大，且不可持续。

所以综合来看，百万是个宣传语，不可当真，但能够掌控五个中原地区郡国的山区边地，力量还是相当雄厚。

《九州春秋》载：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

这里记载的很清楚，各路山贼或农民军规模大的二三万，小的几千人，就算把他们全加起来也达不到百万。参考历史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汉末三国大战役，也能知道黑山军规模远没有这么大，能达到二三万者，已经是一支大军了。

这里有几个熟悉的名字：黑山、白波、飞燕、杨凤。史料原文还有更多名字，因为无关主旨，笔者用省略号代替了。黑山军，白波军，就不用多解释了。飞燕，就是这位张燕。

骑白马的叫张白骑，跑得快的叫张飞燕，叫声大的叫张雷公，胡子长的叫于羝根，眼睛大的叫李大目，生动形象，便于记认与宣传。农民军不讲究文雅，讲究实用好记。

那么，这位杨凤是谁呢？竟然被汉灵帝拜为黑山校尉，甚至“得举孝廉计吏”？居然拥有推荐孝廉、计吏的权力，这可是地方郡国一级才有的权力。

杨凤，凤，奉，杨奉？先为白波军首领，后来接受董卓掌控的朝廷招安，成为李傕部下。考虑到杨凤能够发展到连汉灵帝都不得不承认的势力，加上农民军首领名字在流传中书写出现错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另外杨凤并未出现在《三国志》之中，只有杨奉出现，笔者认为就是同一人。至于“黑山校尉”也好解释，白波军活跃地区与黑山军多有交集，农民军名号繁多，黑山军也只是一种统称，并非专门特指某支部队。

《三国志·张燕传》载：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

杨奉有份，张燕更不甘落于其后，汉灵帝遣使给杨奉拜官，张燕就派人去洛阳求官。汉灵帝也没有办法，拜张燕为平难中郎将。所谓“后遂弥漫，不可复数”，越来越多的山贼头目有样学样，都派人到京城求官，真是魔幻现实主义。

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即表面上看是汉朝国力衰弱，连平定山贼的力量都没有，这点毋庸赘言。第二个，则是汉朝仍然是人心所向，尽管如张角一类图谋改朝换代的造反者也不少，但还有大量起义军或者说山贼并没有这种想法，他们还是心向汉朝。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曹操要迎奉天子，刘备要匡扶汉室，袁术一旦称帝顷刻土崩瓦解。因为四百年汉朝深入人心，人的观念有着巨大惯性。杨奉后来反叛李傕积极帮助汉献帝东归，虽然也有权利欲望作祟，但汉朝观念也是内心一种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张燕，也倾向维护汉朝。

张燕重大事件之三——参与群雄争霸
初平元年（190），董卓的残暴统治激起关东各路诸侯讨伐，张燕审时度势，积极与各路豪杰结盟。

《三国志·张燕传》载：是后，董卓迁天子于长安，天下兵数起，燕遂以其众与豪杰相结。

当然，不论在正史还是《三国演义》，张燕都没有与其他各路诸侯列在一起。尽管此时的张燕已经是平难中郎将，具有汉灵帝认证的官方身份，严格来讲比袁绍自称车骑将军来得还要正统，但没办法，袁绍四世三公，自封车骑将军也能得到诸侯们承认，甚至拥立为盟主；张燕虽然是先帝拜将，却出身山贼，士大夫阶层对其仍然另眼相看。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历史上的正义与非正义，最终还要看拳头大小。

后来吕布刺杀董卓，李傕为首的凉州诸将反攻长安，吕布辗转投奔到袁绍处。袁绍并非等闲之辈，当他以冀州邺城为中心向外扩张，势必要与盘踞冀州、并州广大山区的黑山军发生冲突。作为黑山军最大的首领，张燕自然要与袁绍对抗。

《三国志·吕布传》载：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馀，骑数千…。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阵，遂破燕军。

初平四年（193），袁绍派吕布在常山与张燕展开激战，最终张燕不敌，只得退往更偏远的山区，势力受到重创。随着袁绍的势力范围跨过冀州，深入幽、并、青等河北各州，张燕更加难以抵挡。但黑山军也有自己的优势，占据着广大险要山区易守难攻，且居无定所便于转移，袁绍也没有精力进一步对付张燕。

直到建安四年（199年）三月，公孙瓒在易京陷入绝境，派其子公孙续向张燕求救。唇亡齿寒，张燕倾力派出部将杜长领十万大军救援，结果公孙瓒的信使被袁绍俘获，得知计划的袁绍诱使公孙瓒出城击溃，公孙瓒逃回易京自焚身亡。而张燕派出的援军也被转过头来的袁绍各个击破。

这次大败使张燕元气大伤，又蛰伏了好几年。即使袁绍官渡之战大败，张燕也没有出现。

建安九年（204），袁尚、袁谭兄弟反目引发袁氏内斗，袁谭投靠曹操，曹操借机大举围攻邺城，这意味着袁氏在河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嗅到风向即将转变的张燕派使者联络曹操，请求辅佐王师。正是用人之际，曹操也毫不含糊，以朝廷名义拜张燕为平北将军。

建安十年（205），曹操攻入邺城后，张燕率兵前往邺城投奔，被封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

《三国志·武帝纪》载：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封为列侯。

黑山军从巅峰时号称百万，到十几年后归附曹操时的十余万，虽说两个数字都含有水分，但这当中张燕的势力在走下坡路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不是袁绍对手，更不可能打得过曹操，更不用说曹操还掌控着朝廷。

如果继续占山为王，张燕也只不过是大号的张牛角、李大目、左髭丈八之流。下场只能在史书的某个角落里，成为某个将领战功的背景板而已。

张燕人称张飞燕，不仅跑得快，思想境界也比其他山贼高得多。为争取支持不惜改姓，主动投降朝廷换取平难中郎将官职，讨董战争期间又与诸侯们搞好关系，在袁绍与公孙瓒之间选择帮助公孙瓒，直到最后归附曹操。他走的每一步都在审时度势，在瞬息万变的乱世中总能找到对的方向。

该强硬时强硬，该服软时服软，灵活多变的处事风格使张燕在众多黄巾之乱后蜂拥而出的农民军首领中脱颖而出，不仅得到拜将封侯，而且得到善终，后代承其嗣。

投降曹操之后张燕并无进一步详细记载。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张燕军事水平所限，曹操手下猛将如云，张燕这种常年打游击的杂牌军派不上大用场。二是张燕常年盘踞在太行山区，在正规军视野之外的广大地区拥有很大号召力，虽然战斗硬实力不行，但振臂一呼就有大批追随者，曹操不敢把他放出去。也就是说，给张燕高官厚禄在邺城颐养天年，打仗的事就不用操心了。因为史书又明确记载张燕儿子、孙子相继承嗣，所以张燕应该四平八稳，平淡地度过了后来的人生。

以山贼起家至位列诸侯，又拜将封侯累世为官者，在汉末应该只此一家了。张燕虽出身低贱，却在汉末众豪杰中闯出一番天地，最后全身而退，确实有其过人之处。陈寿将其与公孙瓒、陶谦、张杨、公孙度、张绣、张鲁合传，正是对其诸侯身份的认可。

支持真定

张香桐（1907年11月27日—2007年11月4日），河北正定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14岁上小学，被誉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50年间对神经科学进展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他曾经说过，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走过传奇的百岁人生，他做到了。

他是国际公认的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先驱者，我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日前，小行星“张香桐星”命名仪式在他生前工作的地方（现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举行。

浩瀚的科学星空中，张香桐（1907-2007）也是一颗闪耀苍穹的“星”。

14岁上小学，仅用两年时间考上中学

与一般的“学霸”不同，张香桐14岁才开始上小学。他的家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定县城往南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贫困是他童年记忆的底色。

而异于常人的勤奋，使得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小学，并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直隶省立第七中学。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以及愿意为之付出不懈努力，成为他一辈子用心钻研科学问题的发端。

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为了生计他打工不辍，做过报社的校对，当过木匠，甚至去过殡仪馆给逝者化装。

张香桐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不仅发表在了当时获得国际生理学界称道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还在中国生理学会第九次年会上被宣读。这一年，他29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将仪器设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张香桐一路辗转长沙、桂林、阳朔等地。颠沛流离中，他完成了刺猬脑干内细胞核团的组织学观察，绘制了40多幅脑显微切片图。

“他的图简直可以和工笔画媲美！”多年后，在张香桐身边工作的人，无不对他手工绘制的各种图表示赞叹。

一封自荐信，踏上耶鲁大学求学路

人生的际遇，有偶然，也有必然。

抗日烽火中，对于35岁的张香桐来说，在贵阳安顺军医学校任教，本来不失为一个安稳的选择。有一天，他在当地图书馆读到耶鲁大学约翰·福尔顿教授写的《神经系统生理学》，顿时就被迷住了。他来回跑了几趟图书馆，才把这本书一字一句地读完，并萌生了前往福尔顿实验室进修的想法。然而，这在同事们看来有些异想天开了。

憋着一口气的张香桐，于是写信给这位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并附上了自己写的论文。３个月后，他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起初还以为送错了，连电报都没有拆开，当场退还给了邮递员。等到确认这封电报真的是发给自己的，他打开一看，里面只有３个英文单词：yes letter follows（可以，余函详）。福尔顿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起初，他只是作为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在福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当时有一个机会，他只要参加英语以外的两门外语考试，就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张香桐在北大读书时，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后来他又自学过德语，能阅读专业德语文献。机遇，确实喜欢垂青有准备的人。他顺利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

仅用了３年时间，张香桐于194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福尔顿评价，他的博士论文是1930年以来向系里提交的论文中最出色的一篇。

“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

1989年美国出版了《神经科学百科全书》，作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50年间对神经科学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张香桐的两项研究成果被收录其中。

一项是他攻读博士期间合作发表的“猴运动皮层内肌肉部位代表性”一文，被神经生理学教科书认为是这一领域的经典工作之一。另一项是对猫后肢肌肉神经中传入纤维组成的研究，当时对于肌肉神经中是否有三类直径大小不同的纤维，还没有直接的解剖学证据。张香桐和合作者测量了肌肉神经中的大量传入纤维后，按直径大小，将其划分为三类。这一经典分类法，一直沿用至今。

张香桐是第一个发现大脑神经元树突功能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对于树突的功能还了解得很少。他下决心要学习高尔基氏银染法，来开展树突实验。整整四个月，他每天早上坐火车去纽约，晚上再坐火车返回纽黑文。后来，他用电刺激大脑皮层表面等方法，首次发现神经元树突电位，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阐述了树突上突触连接重要性的人”。

张香桐对“光强化效应”的发现缘于偶然。当时，他本想用摄影机记录大脑皮层视觉诱发电位。照明灯一关，荧光屏上的诱发电位却消失了。打开灯，又出现了。他在不断地开灯、关灯中，悟出一个道理：背景光不但能提高视觉中枢的兴奋性，而且可以提高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这种效应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张氏效应”，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科研产出如此之丰，背后正是他对科学问题的不断探寻。他常常是一个课题还没有结束，另一个课题又已经开始了。

张香桐曾经说过：人，尤其是学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


1992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证书上写道：张先生对于我们在高等脊椎动物感觉运动皮层和脑干系统定位组织的基本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自1950年开始作的多种关于大脑皮层神经元树突电位的研究报告，形成了一种划时代的重要标志。

留下了存款和大批藏书，带回了几箱实验设备

1956年，张香桐借由去北欧讲学的机会，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辗转回到了中国。

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许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国内的朋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但当时美国**阻挠中国科学家回国，无奈之下，只能等待时机。

听闻他要回国的消息，导师福尔顿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你刚到我们的实验室，就像一个小学生，处处虚心学习。曾几何时，书桌就倒转了，我们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你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更多……”

房东夫妇也尽力挽留：“我们家族有一块很大的墓地，可以为你留出一方墓地。”他们甚至愿意把一个女儿过继给张香桐。

但张香桐去意已决，他一定要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祖国。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留下了多年的存款和大批藏书。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带回了几箱先进的实验设备。

这一年他49岁，踏上祖国的土地，他感觉自己正青春。

“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

岳阳路320号，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所在地。张香桐在这里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从此无论世事变迁，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陈宜张回忆，“1957年初，我冒昧地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原以为张先生一定很忙，自己提的问题可能幼稚，他不一定回信，想不到没有过几天，张先生就热情地来信， 鼓励我‘曷妨一试’。”陈宜张跟着张香桐学习了大半年，后来回到第二军医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电生理实验室，“在实验室的每一个细节上，他都详细垂询，例如一个实验室的总电源功率应是多大，他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陈宜张感念至今。

1957年5月，张香桐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9年，张香桐和同事一起开办了全国电生理学习班，培训了数十位来自各地的科研骨干，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成为中坚力量。

20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把针刺麻醉用于外科手术，但针刺麻醉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1965年，58岁的张香桐，申请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家里的老保姆对此很是不解，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张香桐笑答：“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

1977年，在他70岁生日那天，他做了回国后第１千次实验，也是他最后一次做实验。从保存的实验记录看，他有时晚上9时30分开始做实验，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0时20分。“实验无细节”，是张香桐的一句口头禅，他做实验从来都是全过程参加。

1980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成立，张香桐担任首届所长。此时的他已经73岁，他抄了一句诗放在书桌玻璃板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在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

就算在特殊时期，依然写出了科普读物

有韧性的仙人掌，是张香桐最喜欢的植物。“烈日严冬历尽，漫天风沙无情。行若无事，篱下自峥嵘。”这是他为仙人掌写下的诗句，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写照。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始终专注于他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学生何淑舫回忆，有一次开会，张香桐一直盯着一位同事抓痒的手，看他怎么个抓法，有何规律。“痒觉，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观察和思考。”

就算在特殊时期，无法再开展任何科研工作，他还写出了科普读物《癫痫答问》。

张香桐经常审阅和修改学生的论文，学生请他共同署名发表，但他坚持不署名。有位学生不理解也过意不去，张香桐就送其一本书——《一个研究者的道路》。书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里面的教授对学生说：工作是你做的，你应该享有功绩。但你从今以后再也做不出其他工作，人们就会以为这个工作是我做的了。

90多岁时，张香桐依然每天都去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在这里我感到很安静、很自在。”

真定府

支持真定 发表于 2022-11-29 10:41
张香桐（1907年11月27日—2007年11月4日），河北正定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14岁上小学 ...

好像是谈固大街小马村的

支持真定

真定府 发表于 2022-11-29 17:57
好像是谈固大街小马村的

文中说正定县城南20多里，可能是吧？

hengyi

biotech 发表于 2022-11-25 12:25
符合史实，石家庄的第一个城市规划确实是日据时期做的。邯郸在民国以前的地位比不过大名和永年 ...

支持真定

河北的省会是石家庄市，这是一座仅有100年历史的城市，因处于京广铁路、石太铁路、石德铁路枢纽位置而发展起来的，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在清朝刚开始大修铁路时，石家庄这里仅仅是一个偏僻的、几百人口的属于正定府获鹿县的小村庄，而它的北方30多里之外就是拥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正定府城。在今天如果进行某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时，肯定会考虑人口、经济、辐射范围等因素，向省会城市、地级市等人口集中地倾斜，以利于项目建设效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资金短缺的时候更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山西省有着丰富的煤铁资源。1896年6月，山西巡抚胡聘之按照张之洞“利用晋铁”的主张，以省内煤、铁蕴藏丰富为由，向清**请求修建太原至正定的铁路，以联结当时正在规划、准备建设的卢汉铁路。
清朝时山西省的太原既是省会也是太原府的府城，如果想由此建铁路运晋煤、铁出省，最近的道路就是走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越过巍峨雄伟的太行山，在正定府城联结上卢汉铁路，基本上是正东方向。不但能使煤铁资源通过卢汉铁路运往国内其他地方，还能连接山西与直隶的两个重要城市，这个计划应该是比较合理和符合实际的。

如果按照那个规划，正太铁路在正定府城南设站，与卢汉铁路进行编组，会形成一个铁路交通枢纽。这样一来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石家庄“市“了，至多是正定”市“经过“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把石家庄变成它的“城中村”。

那么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铁路怎么修自己做不了主，二是资金紧张。

就像前面说的，如果进行建设时资金紧张的话，是一定要保证重要节点建设的。这种做法当然是自己有主权、能做主的情况下才可以。哪怕是再难，也得咬紧牙关、砸锅卖铁按照既定的规划完成好。但是修建正太铁路时，却是钱也紧，“甲方“也不当家。就造成了施工的方案或者规划只能是纸面上的，落实到了实处就成了简化版、”阉割版“。

当时因为国力衰竭，中国自建自营铁路极少，清朝**心有余而力不足，山西巡抚向朝廷提出向俄、法合股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修路，1897年5月得到照准后正式立项。在山西商务局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合同时，为了压缩成本约定将正太铁路东端起点从正定城南，移到柳林堡（今石家庄市桥东区柳林铺），全长约500华里，所以在历史上又有人称它为太柳铁路。

后来又经历了新上任的山西巡抚毓贤阻挠、义和团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后，修路被延误了下来，直到1902年10月15日又进行了重新谈判、磋商后确定 “三年之内全路告竣”。但到了1903年2月正太铁路准备开工时，发现法国人要用窄轨，双方又僵持起来，最后以清**让步为结束，这还不算，在修建过程中法国总工程师挨士巴尼为进一步减少费用，又将正太铁路的东端起点从柳林堡南移到振头站（今石家庄站）。最终于1907年10月，正太铁路全部竣工，用时三年半，线路总长243公里。

正太铁路建成后，很快就发挥了它预期的作用，结束了以前运输靠人力、畜力，新的、大容量、高效的运输方式使来自于海外的工业产品、时尚品以及京津冀等地的货物运入山西，并且通过太原再运用传统的晋商古道辐射到内蒙、陕西乃至于更深的内陆地区。山西盛产的煤、铁也通过这条铁路快速地运出来，通过卢汉铁路运往南北。而位于两条铁路连接地带的石家庄自然成为了交通枢纽，日益繁华了起来。

如果回果头来看，正太铁路东端的站址改动两次，是给了石家庄能多发展的机遇的话，那么把正太铁路从开始设计的准轨变成窄轨则是给这个机遇插上了巨大的腾飞的翅膀。因为卢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轨距不同，自然也无法建设编组站进行编组，两条铁路运过来的货物需要在石家庄卸下，然后再由人力转运到货物需要发往方向的列车上。巨大的物资流当然就吸引了巨量的人流，从而带起了工商业开始兴起，城市规模一天天扩大。近20年后的1933年石家庄已由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落，成为了拥有6.3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其中产业工人就达到1.6万。到了日寇入侵沦陷前，石家庄共拥有商号2300余家，银行8家，银号、钱庄24家，还有纱厂、盐务局、面粉公司、盐店等。

1934年左右的石家庄地图，可见两条铁路并示相连
可以说，两条铁路联结处是一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并且催生城市的，但是如同石家庄这样极速“催生“出了大城市，单纯是靠两条铁路联结点的因素是很困难的，最主要的是准轨和窄轨之间相差的这435毫米起到了关键因素。这一点估计是当时法国工程师决定修改建筑方案时所想象不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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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两文庙 文脉续千年

文庙，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又称孔庙、夫子庙、至圣庙等。古时候，各地府县必须按照朝廷规定修建文庙。正定古称常山郡、真定府，历来为郡、州、路、府的治所，所以既建有府文庙，又建有县文庙。目前，从全国范围看，“一城两文庙”尚有古迹遗存的并不多见。比较著名的有南京城内的夫子庙与朝天宫，兰州城内的兰州府文庙与皋兰县文庙，开封城内的开封府文庙与祥符县文庙等。

正定县文庙坐落于正定老城内育才街西侧。历史上，县文庙虽不如府文庙宏大，却也布局严谨，建制完备。据清代《正定县志》卷十一《学校》所记，正定县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是一组坐北朝南的建筑群，有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祠、文昌阁、乡贤祠、名宦祠、兴文阁、义路、礼门等。如今，仅存照壁、泮桥（被埋地下）、戟门、大成殿和东西廊庑，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其他建筑均在民国时期坍塌无存。

大成殿是文庙主殿，“大成”二字取自孟子对孔子的赞誉“集古圣先贤之大成”。正定县文庙大成殿殿身坐于砖石台基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出檐平缓舒展，翼角微微上翘，檐下的斗拱雄健硕大，只有柱头和转角斗拱，补间没有铺作，四排柱子匀称规整，每根都有明显卷杀（古建拱、梁、柱等构件端部作弧形，称“卷杀”）。大殿明间开板门，次间设直棂窗，东西梢间与两山围筑厚墙。整座大殿端然素雅，古风扑面。门额“大成殿”三字为清式竖排匾额，门两旁的明柱上挂一副对联：“万世尊崇称至圣，千秋景仰奉先师”，匾额和对联均由著名书法家尹沫先生书写。殿内正中设木质神龛，内供孔子塑像，两侧有孟子、曾子、朱熹等配祀。

1933年，中国古建泰斗梁思成先生携夫人林徽因来到正定考察，意外发现县文庙大成殿与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十分相似，经过科学分析推断：此大成殿是唐末五代时期的遗构。据地方志及相关史料记载，有“天下第一孔庙”之称的山东曲阜孔庙，现存大成殿为明成化年间和清雍正年间重修。两相比较，正定县文庙现存大成殿要早五、六个世纪。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先生记述了对县文庙大成殿的“第一印象”：“由外表看来，一望即令人惊喜。五间大殿都那样翼翼的出檐，雄伟的斗拱，别处还未曾见过……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查阅正定县志，见县志记载县文庙为明洪武间建，先生颇不以为然，坚定地认为：“这大成殿则绝非洪武间物”，并推断县文庙是古寺改建的，直接把佛殿改为了大成殿。在其《中国建筑史》一书，梁思成先生明确表示：“殿建造年代，文献无可征；文庙则明洪武间建，而殿则绝非明构，殆就原有寺观改建者，而大成殿乃原有之大殿也，以殿结构之简洁，斗拱权衡之硕大，可能为五代或宋初所建。”

1991年10月，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一行对正定县文庙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同样对大成殿古朴、简洁而又恢宏的建筑结构称叹不已。专家们一致认为，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实属国内罕见，堪称国内现存文庙大成殿之最。”

1996年，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元代戟门，正定府文庙恢弘原貌的“冰山一角”

据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定县志》记载，正定府文庙由龙图阁学士吴中复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创建。原正定府文庙坐北向南，分为三个大院落：正院是供奉孔子的文庙大殿，供奉孔子祖先的崇圣祠，供奉先师、先贤、先儒的东庑、西庑；西院是府学；东院是祭祀院，院内有文昌祠、乡贤祠、名宦祠、六忠祠。后来，正定废府存县，偌大的府文庙建筑群由于年久失修而荒芜，明末修建的大成殿建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化为烟尘，只剩孤零零一幢戟门和东西廊庑各三间（元代建筑）。2006年，戟门及东西廊庑，作为正定府文庙建筑群仅有的遗存，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古时候，帝王如果外出，会在住宿的地方插戟为门，“戟门”代表了保卫安全的第一道大门。文庙戟门，是大成殿前一道重要的大门。正定府文庙戟门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悬山顶殿堂式建筑，仅门板厚度就达15公分。悬山顶，由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两个坡面组成，侧面屋顶部分悬在山墙之外，因此称之为“悬山顶”。悬山顶建筑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保护墙体少受风雨冲刷，因此在我国南方比较多见。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悬山顶建筑传到了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但在北方却比较少见。正定现存的悬山顶建筑，只有府文庙戟门这一座，因此极为珍贵。

据我所知，许多古建筑爱好者都对正定府文庙戟门情有独钟。一位朋友说，仅一座戟门就如此威武，正定府文庙当年的盛况可想而知！——谁说不是呢？我想，任何人面对这座气质不凡的戟门，只要展开想象力，气势宏大的正定府文庙全貌就如在眼前。

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

在岁月流逝中，正定县文庙与府文庙屡遭劫难，故两者都成为“首尾不全的祭孔圣地”，一个“有殿无戟”，一个“有戟无殿”。

正如前文所述，正定县文庙仅存照壁、泮桥（被埋地下）、戟门、大成殿和东西廊庑，其他建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坍塌。大成殿之所以有幸保存下来，得益于解放后在原县文庙、县学原址建立了正定师范学校，将大成殿作为学校的礼堂兼教室。师范学校迁走以后，原址改为正定县**招待所，大成殿成为召开大会的礼堂，殿内西头砌了一座半人多高的砖台，当作礼堂ZX台，有时还作为“舞台”上演文艺节目。大成殿前面的东西廊庑或用于客房或用于办公，因此也被保留下来。

正定府文庙遗址，多年来一直由正定县妇幼保健医院使用，戟门及其东西廊庑作为住房供该单位职工居住。由于年久失修，加之使用者缺乏文保意识，致使古建筑损坏严重。戟门屋面脊兽无存，瓦件松动，木构件劈裂、变形、糟朽，油饰脱落，两侧廊庑则有随时倒塌的危险。2009年3月以来，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着手对府文庙进行整修。拆除了妇幼保健医院原职工车库、周边简易房。清理地基，找出了原始地面，砌筑围墙，并对戟门及两侧廊庑进行抢险加固，对屋顶和木构架进行全面整修。2019年12月30日，正定府文庙连同正定东城门、正定博物馆、正定府城隍庙四处景区，正式向公众开放。整修一新的正定府文庙，在五间戟门及两侧各三间廊庑基础上，重建了东西配房、泮池、冲天牌坊、万仞宫墙等等。

遥想当年，孔子为宣传儒家思想而周游列国，他风餐露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诲人不倦……但是，在各诸侯国都欲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情况下，他所宣扬的“克己复礼为仁”，试图恢复周王朝稳定社会秩序的主张备受冷落。孔子去世后，鲁哀公将其生前所住的三间草屋设为家庙，以示悼念。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国学化，儒家思想逐渐独占中国文化发展的舞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时期发挥了显著作用。与此同时，为祭奠孔子而设的庙宇也与各级官学合为一体，逐渐形成“庙学合一”的独特文化，并在全国推广开来。自此，孔子被历代封建帝王一步步捧上至尊至圣的宝座。当时，不但各地府县必须按照朝廷的规定修建文庙，一些重要的集镇还会自发修建文庙。文庙的建立，使一大批儒家文化精英应运而生，文庙也成为各地悼念孔子与学习儒家文化博得功名的标志性建筑。据史料记载，明朝全国拥有的各级文庙约1560座，清代增加到1800多所。到了清末，历史长河中存在千年的文庙，遭到新式学堂的冲击，才开始逐渐没落。

石家庄正定有两座文庙：一座县文庙，一座府文庙。两座文庙相距不远，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城两文庙，见证了正定的历史地位，更是当地的文化根脉所在。其建筑遗存，已远远超出纪念性建筑的含义，成为古城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延续千年俯仰古今。

支持真定

真定：元曲文化繁盛之城


　　阳和楼成就了元曲在真定的辉煌。（资料图片）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被誉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形式。在元曲的发展中，真定（今正定）是个闪亮的名字，真定元曲作家群更是星光熠熠。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江德润、史樟等人“名誉昭然”。他们不仅为元曲艺术的发展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也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

　　元朝初年，真定城聚集了一批“名誉昭然”的作家，形成了以白朴为首，包括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江德润、史樟等七人的作家群。因他们风格各异、题材广泛、引人入胜的杂剧创作，促成了真定早期杂剧的兴起和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奠定了真定作为元杂剧前期中心的历史地位。

　　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论著，书中所录元杂剧兴盛时期的作家56人、作品345种，其中真定作家7人、作品45种，分别占总数的12.5％和13%。以一座城与全国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了。

　　真定城 元曲的活动中心

　　春暖花开，灯光璀璨，古城正定游人如织。阳和楼上又传出了《墙头马上》悠扬的唱腔。这是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正在这里进行现场演出，引得游人驻足欣赏。

　　《墙头马上》的作者白朴，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被誉为“元曲四大家”。这部剧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剧作之一，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具有杰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杂剧形成于宋代，元代时盛极一时，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文学地位。

　　元统一中国后，真定成为元王朝的腹心，文化、经济空前繁荣，被誉为“四方之都会”。元曲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使得真定成为仅次于元大都的杂剧活动中心。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真定为“贵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正定成为元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元代的诗人陈孚这样赞叹：“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

　　在真定城南有一座阳和楼，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形容它：“（阳和楼）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在元代时，阳和楼周边是真定最繁华的区域。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记载：“真定之南门，曰阳和，其门颇顽固……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倡门、酒垆茶社、豪商大贾，并集于此。”真定城的文人雅士喜欢登上阳和楼把酒临风、吟诗作赋，聚集在这里研讨作品、交流创作心得。正是有了阳和楼这个交流的平台，才奠定了真定元杂剧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毫不夸张地说，元曲就诞生于阳和楼前那一片“勾栏瓦市”之中。

　　真定名角汇聚、演出频繁，也推进着元杂剧的繁荣，使真定呈现出元杂剧创作与演出双星辉映的盛况。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研究中国早期戏剧的时候，正定就是一个避不开的地方。”

　　元代的真定，成为一座元曲文化繁盛之城。

　　作家群 写下元曲灿烂篇章

　　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论著，书中所录元杂剧兴盛时期的作家56人、作品345种，其中真定作家7人、作品45种。其中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江德润、史樟等都是真定的名家，比人们熟知的元曲大家马致远、王实甫要早几十年。

　　白朴是真定元曲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他的《梧桐雨》被戏剧界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他的《墙头马上》被戏剧界列为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

　　白朴，祖籍隩州（治今山西河曲），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出生在金王朝的都城南京（今开封）。白朴的父亲白华，官至金王朝枢密院判官，与文学家元好问交好。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在战乱中，白朴“仓皇失母”，流散无靠。这时，元好问收养了他，辗转迁居，最后到了真定落籍定居。当时，真定在史天泽的治理下，社会相对安定，大批文人名士慕名依附。后来白华也来到真定投靠史天泽，并在真定安家。

　　白朴自幼好读诗书，又受到元好问的培养教育，在少年时便显出极高的文才。中统二年(1261年），史天泽升任元朝中书右丞相，曾向元世祖举荐白朴，但白朴不愿为官，再三辞谢，每日与文友放情山水之间。他在与当时文人名士的交往中，深受熏陶，遂成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元曲四大家”。

　　在当时的正定，除了白朴，还活跃着一个元曲的作家群体。他们不仅为元曲艺术的发展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也创造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

　　真定人李文蔚一生共创作杂剧十种，尤工散曲，以《燕青博鱼》为代表作。他与白朴是好友，二人常以“经卷琴囊，酒樽诗笔”相伴为乐。直到晚年，李文蔚还与白朴有书信往来。他作杂剧大约也始于在真定的青年时代。

　　真定元曲作家尚仲贤是元代一位重要的剧作家，所作杂剧11种，《柳毅传书》神话杂剧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的传统剧目。这个流传数百年不衰的爱情故事，一直盛演不衰。近代梅兰芳出演的京剧《龙女牧羊》就是根据此剧改编。清代李渔还把《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合并改编为《蜃中楼》，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戴善甫也是真定人，他所作杂剧今仅存有《风光好》一种，另有《玩江楼》残曲一套。《风光好》内容取材于宋人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一书中有关陶谷与秦弱兰的故事，经戴善甫改编，成为鲜明生动的讽刺喜剧，在元杂剧中别具一格。

　　真定元曲作家侯克中幼年失明，但他不以盲疾自弃，听学童诵书，不到一天便能全部熟记；不以年高废学，90多岁仍有作品问世。他的散曲和杂剧在当时颇负盛名，著作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但未见传本，散曲只留下一套《客中寄情》。

　　史樟是元朝中书右丞相史天泽的次子，人称“九公子”，在元曲作家中是出身高贵、官职相当高的一位。他不但酷爱戏曲，而且“喜庄列学”，他创作的杂剧《庄周梦》为“神仙道化”题材开了先河。《录鬼簿》中赞誉“此剧曲文特佳，通本俊语，不胜枚举。”

　　博物馆 传承元曲艺术魅力

　　为了推进元曲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提升正定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正定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末民初的马家大院改造为元曲博物馆，以此展现正定与元曲的渊源以及元曲的文化魅力。

　　元曲博物馆坐落于正定县城中心地段，是正定县城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合院式民居，三进四合院，重重叠叠，曲径通幽，把外面的喧哗一下子挡在了院外。

　　整个博物馆以“曲韵天成 遗音流响”为主题，共分为四个单元五个展室，形式丰富地介绍了元曲的发展脉络、元杂剧的剧本形式、五宫四调与曲牌等。

　　正定成就了白朴的元曲生涯，因此元曲博物馆为他特辟一个独立展厅。来到第一进院落，白朴雕像首先映入眼帘，只见他浑身上下透出儒雅脱俗的气质，清风傲骨、平民情怀呼之欲出。在左侧厢房专门设置了白朴书房，再现了白朴提笔展卷、构思故事、酝酿佳句的创作过程，似乎使得这座博物馆更有了灵魂、更具了生命。

　　虽说元曲博物馆不算大，但展品丰富多彩、展示手段多种多样。墙上的正定元曲作家群浮雕栩栩如生；展板上《柳毅传书》《风光好》等明代刻本插图简练传神；展柜中元代瓷枕、与元曲有关的古书籍以及乐器与戏服，让人大开眼界……同时，博物馆中的多媒体、大屏幕等现代展示手段，又增加了观赏的互动性和时代感。

　　元曲博物馆的建立，使元曲得以更好保护、传承与弘扬，也让我们近距离感知元曲的艺术魅力，感受元曲在这里落地、生根、发芽，感悟元曲作家群为这座古城留下的深厚历史和文化。

支持真定

王育竹院士，量子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年2月生于河北正定，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60年苏联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高级合作成员（1994-2000）、国际应用物理联盟（IUPAP）量子电子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荣誉会员。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当选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王育竹院士负责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铷原子钟，并已用于多项重要国防任务，其中安装在“远望号”综合测量船上作为时间基准的铷原子钟，保证了历次卫星的发射成功。

长期从事电磁场与原子相互作用的研究，是我国原子频标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量子电子学诞生初期，就开始电磁场与原子相互作用的研究。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从微波段量子电子学研究发展到光波段量子光学研究，做了系统的研究工作。1989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量子光学开放实验室，率先开展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首次提出将光频移效应用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利用激光偏转原子束验证了亚泊松光子统计规律。开展了一维驻波场激光冷却原子的研究，观察到低于多普勒极限温度的现象。首次将多普勒效应用于原子干涉仪，观察到原子干涉现象。利用固体微球腔量子电动力学效应，获得了新的激光谱线。
一台3000万年误差1秒的空间冷原子钟，此刻正在天宫二号履行它的使命。这是国际上首台在轨运行并开展科学实验的空间冷原子钟，也是目前在空间运行最高精度的原子钟。利用激光冷却技术，原子的温度在地面已经降低到了接近绝对温度（-273.15摄氏度）。

“高冷”的背后，是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两代热血科学家的无尽求索和倾力付出。他们处事低调，很少谈自己，在别人眼里“波澜壮阔”的科学研究，只是如常的工作。就算曾经经受生活的磨难，对待科学依然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3000万年误差1秒的空间冷原子钟
中国第一台铷原子钟，诞生在一家小工厂

人生中总有那么几幕场景会定格。对于84岁的中科院院士王育竹来说，1957年11月17日的那个冬日总是历历在目。那一天，MZX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王育竹就身处其中。听不大懂湖南方言的他本来就很着急，旁边很多人都在往前拥，他急切之下爬上了旁边的窗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几句话，王育竹不仅听懂了，还牢牢地记了一辈子。采访中，他不自觉地背诵起来，甚至因为激动一度哽咽。

王育竹回国后致力于原子频标研究，他所在的团队1964年研制成功了钠原子钟实验装置。1965年调到上海光机所后，当时国外报道研制成功了性能优异的铷原子钟，但这一技术对中国禁运。王育竹和同事们开始了铷原子钟研究。不久，“文革”爆发，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科研道路，和王育竹一起调到上海的一位老科学家自杀了，他也被关在了地下室。这梦魇般的日子，在王育竹心心念念再次进入实验室之后，被他淡忘成了过去。

所谓的实验室，其实是在一家生产漆包线的小工厂内。工人师傅十分友好，王育竹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科研时光。10多名科研人员白天就挤在工厂食堂上面搭的一间陋室里工作，晚上回到五六个人一间的宿舍睡一觉。工厂里整天弥漫着香蕉水和甲烷的味道，让人不敢深呼吸。就是在这里，他们艰苦奋斗了7年，研制出当时国防急需的中国第一台铷原子钟，这台钟采用了王育竹的三项创新技术，1977年经测试达到西德铷原子钟水平。

比诺奖得主提出同类思路早了5至10年

人生中总有一些决定至关重要。45岁的王育竹重新回到上海光机所工作后，一篇国际同行关于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文章让他精神一振。原子钟的精确度受限于原子的热运动速度，如果能降低原子的温度，原子钟的精确度就会大幅度提高。就在这一刻，他决心投入到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中去。

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在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朱棣文等3位科学家。消息传来，我国科技界几位学者不无惋惜地说，王育竹提出的物理思想和工作机制与诺奖得主的相一致。对于得奖，王育竹比较淡然，但他坦言看到自己的国家落后了，心里比较着急。

早在1979年，王育竹就公开提出了有关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两种新设想。这些原创思想提出的时间，比国外科学家提出同类思路早了5至10年。当年，王育竹在日本讲学和合作实验时，就证明了激光冷却气体原子技术的可行性。跃跃欲试的他回国后，希望得到2台总计价值约100万元的激光器做实验，但这在基础研究经费捉襟见肘的当时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分配到实验室的有限经费逐步地建立实验装置。这样一拖就是14年，直到1993年才实现了积分球激光冷却原子束的实验，证明了其物理思想的正确性。期间，王育竹受邀在1985年的国际激光光谱会议上做了报告，他是第一个站上报告席的中国科学家。1988年王育竹的团队观察到低于多普勒冷却极限温度的现象，这是国际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两个小组之一。

诺贝尔奖得主维曼教授曾说过，任何一个实验室获得“玻色-爱因斯坦凝聚”都是一场挑战。2002年3月，团队实现了中国第一个铷原子稀薄气体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82岁时每天都去实验室，下辈子还想做科研

人生中总有一些说不清的渊源。10岁的王育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乘火车听它的鸣叫声，相向而开一路尖叫的火车经过他的车窗旁，会突然变成呜呜低鸣。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在他心里，直到学了物理，他才知道这就是多普勒效应，而且和他研究的激光冷却息息相关。为了求解一个科学问题苦苦思索，也成了他一辈子的习惯。

从年轻时，为了一个科研细节，王育竹就算躺在床上也还在思考。久而久之，他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必须吃药才能睡着，否则一夜无眠。对此，他却很达观地说：“在安静环境下思考一些问题还是很值得的。”

前年82岁时他每天都去实验室，去年83岁时每周去两次，今年生了肺炎后就只能打电话到实验室。王育竹感叹，当他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深深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有做几件有意义的事，已步入老年。6年前，他因脑垂体瘤开刀，询问医生每天还能工作多长时间，对方开玩笑说1个小时。事实上，就算在家休养，他仍然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这位空间冷原子钟实验分系统首席科学家、我国原子频标和激光冷却原子的开拓者之一告诉记者，“我喜欢这样的工作，下辈子还想做科研。”

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在出差的路上

人生中有一种力量叫梦想。一个“空间冷原子钟”的梦想在两代科学家身上传承。空间冷原子钟项目主任设计师刘亮研究员是王育竹院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国家需要你们”，恩师的一声召唤，刘亮放弃了美国公司的高薪工作，经过艰难的抉择，2006年回到了上海光机所。

2007年，在王育竹院士指导下，刘亮领导的空间冷原子钟团队成立，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尽管基于激光冷却的原子钟早就有了，但冷原子钟上天需要的技术是全新的，因此这一高难度的项目起初并不被看好。

经过3年艰苦的努力，团队完成了空间冷原子钟原理样机的研制、地面科学论证和工程论证。“我们没有作息时间表，没事时可以休息，但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在出差的路上。”刘亮介绍，这个项目从原理、样机到初样、正样，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要求。和时间赛跑，没有人敢懈怠。直到今年7月冷原子钟的正样交付之后，他才硬性规定团队今后加班不能再超过晚上11点。

十年攻坚，也有过怎么都攻不下来的时候。有一次测试怎么都看不到想要的信号，就只能一步步地倒查原理和技术，他们坚信只要不是原理问题，就一定能查得出来。就是凭着这股韧劲，他们攻下了一个个难关，最终让国际首台“空间冷原子钟”的科技梦想得以实现。

十年攻坚，这支年轻的团队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和空间冷原子钟紧紧系在了一起。这些青年才俊如果跳槽到外面的公司，工资能翻几倍，但30多个人的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只要心中存有信念，没有人会轻言放弃。

接下来，这个团队又瞄准了空间站的空间超冷原子物理，以及更高的时间频率系统。

梦想还在继续，他们已经踏上新的征程。

支持真定

华北大学旧址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中山东路路北原天主教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6医院内，同治六年（1867年）建。教堂现存建筑有天主教堂、神父楼、修女楼，另有碑刻两通，用来纪念日军侵占正定时为保护当地百姓而牺牲的神职人员。1948年8月24日，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便设在此处。

天主教堂坐北向南，主体为典型的单层哥特式建筑，局部二层。上世纪六十年代其两侧原有的高起塔楼被毁坏，门窗已改为新式玻璃门窗，教堂内部装修有改动。神父楼（现称栖贤楼）位于天主教堂东侧，该楼为西式建筑，二层，面宽五间、进深一间前后带廊。1948年，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在此办学时，校长吴玉章及著名作家丁玲曾在此办公，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丁玲在此创作完成。该建筑除房顶、门窗及装修有部分改动外，基本保持原貌。修女楼位于神父楼南侧，该楼最初为教堂修女生活用房，1948年华北大学在此办学时曾作为学生宿舍使用，现该房闲置。

以上三座历史建筑为天主教堂遗存，其中教堂集中体现了西方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技术高超、又带有艺术性，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研究西方建筑提供了实例；其次华北大学曾于1948年迁驻于此，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干部人才，在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18年2月，华北大学旧址由河北省人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支持真定

明朝为了防止地方的官员势力做大，洪武年间设置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将地方的执政权利三分。

布政使司，主管行政事务，相当于如今的省**。布政使为从二品，俗称“藩司”，为封疆大吏。

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名，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按察使官居正三品，俗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 原来作为**派往地方的“ 差职 ”—— 总督、巡抚逐渐向地方官转化。并成为凌驾于“三司”之上的常设机构。

到万历七年，巡抚官员普遍加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衔，明代的巡抚制度基本定型。

《明史.职官志》所列明代的巡抚可以分为4类。

第一类：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等13省的巡抚，为13个布政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二类：凤阳、应天、顺天、保定、辽东、宁夏、甘肃、延绥9巡抚

（其中，南、北直隶地域广大，政务繁冗，南直隶以长江划界分凤阳、应天二巡抚；北直隶以居庸关划界为顺天、保定二巡抚；辽东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隔海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为了便于管理分设辽东巡抚）

第三类：南赣、郧阳、松潘、偏沅4巡抚，置于省界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第四类：宣府、大同、天津、登莱等8巡抚，是以巡抚级成战区。其中宣府、大同为九边重镇，而天津等是明末抵御清军的临时而设。

从巡抚地区的设置区划来看（除去第3类、4类的临时设置），巡抚制度具备省级建制的特点，为清代省级政区采用巡抚制度奠定了基础。

明成化8年北直隶地区的3巡抚：保定巡抚、顺天巡抚、宣府巡抚。

成化8年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府（治今河北省正定县），辖：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大名府、广平府等六府。 控遏紫荆关、倒马关、龙泉关、固关、土门关等关隘，并兼管河道。

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管河道一员。成化八年，分居庸关以西，另设巡抚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提督紫荆、倒马、龙泉等关，驻真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明史.职官志》

再有明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俗称“燕王扫北”），朱棣占据北平府，攻陷永平府，北平布政使司没入燕王朱棣之手。

惠帝朱允炆于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设平燕布政使司，辖北平布政使司其余府州，即：真定，河间，保定，顺德，广平，大名等6府（与成化8年之后的保定巡抚辖区基本一致）。而后保定府于建文2年2月归附燕王朱棣，故平燕司辖其余5府。

清代顺治年间也于真定府置保定巡抚，后改称直隶巡抚，并于康熙8年（1669年），由真定府移驻保定府。

支持真定

正定府“六忠祠”

支持真定

您也许知道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六下江南，可您知道这位皇帝曾经七临正定府吗？

距离省会石家庄仅15公里的现今的正定县，清朝时(从雍正元年始)为正定府，是我国北方环京师的一座重镇。出京城南行，过保定府便是正定府。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常用来代指这位皇帝。

他做了60年皇帝，曾先后于乾隆十一年十月，十五年九月，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年三月，四十六年三月，五十一年三月和五十七年七次驾临正定，留下了十五篇诗文、两块碑记和多幅匾、联，为当代正定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重要史料。

乾隆皇帝七临正定府，其活动内容大体可分三类。第一是游览名胜。正定，自晋代至清末，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名胜古迹甚多，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著称。

乾隆皇帝来正定，其中一项重要活动便是寻古游览。他曾四临隆兴寺，四游广惠寺，二访崇因寺，先后下诏重修隆兴寺和崇因寺。隆兴寺建于隋，兴于宋，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寺院之一。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十月，乾隆帝由五台山回銮过正定，游览了隆兴寺。乾隆四十四年，下诏重修隆兴寺，四十五年，隆兴寺大修竣工，乾隆甚悦，虽未驾临却御笔亲书《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勒石立于大悲阁前西侧，与东侧的康熙御碑并列。

乾隆帝还于乾隆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颁赐隆兴寺匾、匾联、额联。隆兴寺修缮后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乾隆帝便于阳春三月专程来到隆兴寺，兴致勃勃地畅游了整个寺院，并挥毫书就18句252字的长诗。后来，乾隆皇帝第六、第七次游览正定时，每次必到隆兴寺，并住在寺西行宫，抒怀赋诗。其中六篇游隆兴寺诗文刻在两块碑石上，分立于轮藏阁西和慈氏阁东。

广惠寺建于隋、兴于唐，寺内多宝塔(华塔)造型奇特，装饰华美。一至三层平面呈八角形，四层略呈圆形，雕饰众多，犹如繁花。由第一层拱门可入塔内，沿阶梯可登至第三层塔心室和环塔平台。乾隆帝曾四次光临广惠寺，两次登上多宝塔。第一次是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一月，游览广惠寺并登上多宝塔，为该寺题写“妙光演教”匾额，并作《冬十一月既望广惠寺多宝塔》七言古风诗。乾隆二十六年，他又一次登塔拈香，赋诗抒怀。乾隆皇帝第三、第四次驾临广惠寺已是七八十岁高龄，只能望塔兴叹了，却诗兴未减，仍然留下了两篇瞻广惠寺塔的诗作。

崇因寺，正定城里八大寺之一、位于北门里街路西，原有毗卢殿、天王殿、无梁殿。其中毗卢殿中的毗卢佛设计精巧，造型奇特，全身分三层，共有形态各异的大小佛像1072尊。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诏重修崇因寺，并分别于五十一年和五十七年两次巡幸该寺，留有重修正定崇因寺碑记和两篇诗作。

第二是视察堤防。正定县城，西倚太行山，南傍滹沱河，历史上屡遭水患。乾隆皇帝七次巡视正定，有三次视察了滹沱河堤防。乾隆十一年，他第一次来便“巡视滹沱河岸，亲授挑河筑堤事宜”。乾隆十五年，他第二次来时，见到滹沱河堤岸有了变化，欣喜地题下了《阅滹沱河堤工》五言诗：“前岁视滹沱，近堤虞侵城。今岁视滹沱，堤脚淤沙平。临流施纲处，秋麦阿新耕。复见好消息，中泓向南经。北堤免冲啮，万户庆居宁。”并为河神庙赐额曰“畿甸安澜”。正定人称滹沱河为“扑塌河”，就是说水冲堤岸，经常塌方，今年塌南岸，来年塌北岸，河床游移不定。乾隆五十一年，这位皇帝当时已是76岁高龄，又第三次视察了滹沱河堤防。第三是检阅军兵。

正定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定城北有个教(校)场庄，这里从宋代起就是练兵的校场，正定城里还有两个小校场。乾隆帝七临正定府，三次进行阅兵。第一次来时就在城北校场进行大型阅兵活动。

第四次来正定，《正定县志》记载：“乾隆帝来正定府阅兵。”似乎是专程阅兵的，并无游览等记述。乾隆帝第六次来正定是乾隆五十一年，在“巡视滹沱河”、“游览隆兴寺、广惠寺、崇因寺”之后，又“检阅正定镇兵”。

此时乾隆帝已是耄耋之年，仍十分关注军国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