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大桥，漫长曲折的上马内幕

天晨

回复 31# lljllj


谢谢，我已更正~

天晨

民建会员田柏强采写的《皖江三桥》（芜湖大桥、安庆大桥、铜陵大桥）以一个记者的敏锐眼光，从全国交通一盘棋的高度，描述了上世纪末在长江安徽段（安徽人称之为皖江）兴建大桥的过程，其中大量资料为田柏强首次披露，皖江建桥是整个长江建桥的一个部分，也是整个中国交通的一部分。这里最突出的矛盾，倒并非是经济上、技术上的矛盾，而是“条块”之间的关系平衡。一般来说，公铁两用大桥涉及两部（铁道部、交通部）一省（地方）。田柏强在芜湖大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它们之间是如何都找出它们的理由……从文中还可以看出，一个决策的失误带来的巨大损失！前车之辙，后车之鉴，田柏强“三桥”的文章，不仅对研究长江建桥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发展基础建议、发展交通、科学民主决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天晨

当时有人认为，如果当年芜湖先于南京上公铁两用桥，抢得先手，安徽和江苏格局将发生改变，那么芜湖的城市地位将大为提升，那么沿江及皖南的交通布局将大为不同。   
正如25楼网友所言：大桥延误这么多年，先手尽失，也注定了芜湖的城市地位。叹！

光膀子奋斗

看完感觉很纠结，芜湖交通发展向来羁绊众多，现在的宁安、商合杭、长江二桥三桥也是如此……现在得有个为芜湖交通发展尽心尽责的LD出来，才能为大交通建设注入活力，期待这样的给力人士！

俺仔

如若李克农不那么过早的病逝的话，芜湖大桥的命运也不至于如此坎坷。

天晨

58年准备建桥时，芜湖露出了快速发展的兆头，长江路（当时叫干道、大庆路）、北京路、九华山路（大寨路）都是当时修的，5、6路公交到保顺村、和睦山（当涂太白镇）也是那时开通的~

lljllj

省会当初要是放在芜湖安徽那会这么挫。


说什么放在中间最好可以带动辐射全省，这不是屁话吗？辐射个球 ...
小芜湖 发表于 2013-1-25 17:45

老哥别激动，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现在木已成舟，要正视现实，发展有先后，我对芜湖是充满信心的~
当年在合肥吵嘴论坛“徽网”经常出没的“小芜湖”，是芜湖帮得力干将，几年过去了，还是不减那股爱家乡的劲~

ltt132

好文章啊！看了很有感触......

仁无歌

哎！芜湖真是被浪费了！！！！！！！！！！！！！

天晨

我写芜湖大桥的“四个第一”

         芜湖大桥上马内幕采访扎记     田柏强

   “原来是孙中山最早提出兴建芜湖大桥，芜湖大桥建得比南京大桥还早……，”在2000年10月芜湖大桥建成通车之际，广大群众知道的这些大桥背景，正是我早在1992年就报道过的，该稿今天已成为芜湖大桥兴建历史的珍贵资料。
   早在1992年芜湖大桥立项前，我就写了长篇通讯《跨时代的追求——芜湖上马内幕》，当年发表在安徽工人报1992年7月9日，最早、最全面、最系统地介绍了芜湖大桥上马的曲折过程，为芜湖大桥立项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该文首次披露出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芜湖大桥论述及讲话，首次报道芜湖大桥“八五”开不了工的焦点——单双建只争，首次计算出芜湖的宏观效益，仅铁路桥，影响华东产值800多亿元，直至今天，这些资料已被许多媒体广泛引用、转载，一篇新闻稿过十年居然仍然有它的新闻价值确实值得回顾一下。
    首次考证：孙中山最早提出建大桥
    一谈到芜湖大桥，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兴建芜湖大桥的设想。而这个“设想”正是我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查找出来的，当时宣传较多的是孙中山有关建设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的设想，我想，孙中山曾担任过全国铁路“总管，”也许会给芜湖的铁路或大桥谈点什么，于是就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人，想方设法找到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一书，果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多次谈到芜湖，他在《实业计划》建设中央铁路系统中，还专门谈到了芜湖的铁路线，小标题为“  霍山芜湖苏州嘉兴线”内文为：“北线自霍山起，至舒城及无为，乃过扬子江，至芜湖。又过高淳、溧阳、宜兴，过太湖之北端，（将来填筑）至苏州，与沪宁线会。”这是我查阅到的最早提名铁路从芜湖过江的资料，也是新闻媒体报道芜湖大桥引用最多的。其实这段话后还有一句话，……“北线走过皖、苏两省富庶地区，长三百英里，将成为上海、汉口之直接线路三大部分。”在这里，孙中山又首次提出沿江铁路的设想，这句话也较重要，现在沿江铁路的设想也正在逐步实施。后来，据一些老人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皆到过芜湖，曾谈到要兴建芜湖大桥，芜湖市民为纪念孙中山来芜湖，还特地把芜湖最繁华的路命名为中山路。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方略》原文为英文，写作时间为1917——1919年，其中《实业计划》部分最早发表于1918年，1920年出的英文版，1921年出版中文版，中文为朱执信、廖仲恺等人所译。
    为考虑统一，我引用时，选用了1917年，其实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的，这段话写于1918年的可能性较大，但目前引用这段话全部都是写于1918年，可见，其它媒体孙中山这段话时，转引自本人文章可能性极大。直至2000年，《新安晚报》曾在一版显要位置发表说我省某政协委员在80年代初，最早提出先建芜湖大桥。可见孙中山最早提出兴建芜湖大桥的设想知道的人极少，芜湖大桥建成通车后，经众多媒体广泛报道，孙中山最早提出的建桥设想，才广为人知。
    首次披露：刘少奇对建大桥的不同看法
    芜湖一个老人，把芜湖大桥建设指挥部的招牌保有了几十年，这当然是新闻，但芜湖大桥还有一个活着的“招牌”——原芜湖市副市长兼大桥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万年。总指挥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曾希圣，曾希圣由于事务较多只是挂名，具体事务均由副总指挥负责。保管大桥招牌这条新闻是老工人“送”上门来的，而万年这块活招牌却是我“挖”出来的，万年介绍当年的建桥情况和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对芜湖大桥的讲话，报露了当时下马的原因，现在成了芜湖大桥的历史资料。
    当时的芜湖大桥是国家“二五”建设的重点，筹建工作远在南京大桥之前。据万年介绍，1957年，武汉大桥建成后，铁道兵把建桥的器材都运到了芜湖，主要来修芜湖大桥与皖赣线，即将开工建设。1958年，刘少奇同志来芜湖视察，我们向他回报了芜湖建桥的情况，并说到，芜湖建了桥，北京就可以经芜湖大桥和皖赣线直通福州，不必绕道南京上海了，这对我们运兵到福建前线很有利。刘少奇当时说，这对我有利，对敌也有利。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也可以利用这段铁路。后来，江苏看到安徽要建桥，也要建桥，两省都要建桥，一直争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长江大桥不是要建一座两座的事，只要两边有路，都要建桥，大家都别争了，当时就有长江上要建二三十座大桥的设想。江苏有条件就先上，芜湖等有条件再搞。结果建桥的设备及芜湖大桥的一些长江水文勘测资料又全部运到南京，成了南京大桥的“参考资料”。
    刘少奇的讲话后，对当时安徽的建设影响很大。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全国大办钢铁，芜湖要上一个钢铁长城基地，到处是高炉，但运输是个大问题，淮南煤炭运不过来急需要建桥。按当时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劲头，芜湖大桥上马兴建，当时的《安徽日报》也作了重要报到。如果中央支持，一鼓作气拿下大桥的可能性极大，因当时是计划经济，铁道兵都是部队编制，资金问题并不突出，但是领导的意见却是非常关键。据万年介绍，刘少奇的讲话后，我们的建桥热情当时就减下来了。经过慎重考虑，既然当时对建桥有不同看法，运输问题又要解决，怎么办呢，只好先修火车轮渡吧。1958年8月2日，我就接到建设火车轮渡的命令，结果用了7个月时间，1959年3月，火车轮渡修好，将江北的煤运到了江南。
    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解放战争后期，有报道说苏联斯大林、刘少奇曾有划江而治的想法，以及刘少奇对当时的大跃进的不同态度，我分析，这句话符合刘少奇的一些思想，是可信的，所以，我也把他写在《上马内幕》文里了。而这些报道，已成为芜湖建桥史上非常珍贵的资料，万年后调入省标准计量局局长，后离休，因年老多病已于2004年去世。老一辈建桥的人已基本上作古，再想采访当时的情况已是不可能的了。

    首次算出，大桥影响经济大于安徽全省。

    该文还通过铁路运输方面的资料，首次计算出芜湖大桥的宏观经济效益。因华东紧缺火电用煤，铁路向华东地区每增运1000万吨煤炭，就可增加200多亿元工业产值，但由于南京大桥常年超负载，只得从大运河上运煤。按芜湖大桥每年可比轮渡多运4000万吨煤炭，华东地区每年可增工业产值800亿元，利税100多亿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当年全省全年的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注：1990年安徽省工业产值为670亿元，财政收入为53亿元）。首次提出“皖江开发”中最大的实事应该是芜湖大桥！
首次报道：“单双建”之争    实质是“单双桥”之争
    该文还首次报道了芜湖大桥在“八五”期间未能开工，公铁有点矛盾的根源。“八五”期间，公铁两家为芜湖大桥公铁单建还是合建一直争论不休，交通部认为，单建可节省投资，引桥短，桥面宽，离市区近等优点等等，后因当时李鹏总理多次协调，李鹏当时就说：“要干两家（公路、铁路）一起干，共一个桩子，不能搞两个桩子”。终于使芜湖大桥合建。单合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潜台词却是皖江上的“单双桥”，因安徽省在“八五”期间已超先上马了一座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当时沿江省份都想建桥，交通部认为，一个时期在一个省内上马两座长江大桥，不仅说不过去经济上也难负担，所以使芜湖大桥一直等到“九五”期间，1997年3月22日才开工建设，于2000年国庆期间建成通车。
    该文在当时发表后即引起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决策咨询》杂志等纷纷再次转载刊登，《安徽经济报》还把该文作为教材，印发给广大通讯员学习写作。对该稿进行高度评价，认为该稿“读后使人产生历史的纵深感和恢宏感”。芜湖市有关部门把该稿拿到中央，为促进芜湖大桥上马起到了一定作用。该稿发表后半个多月，1992年7月24日，芜湖大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立项。安徽省直一些部门将该文存入电脑，长期保存。在芜湖大桥建成通车之前，《安徽日报》、《安徽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及省文联的作家等多次到《安徽工人报》查阅复印该稿，把它作为报道、写作芜湖大桥的重要背景资料。

仁无歌

加油芜湖！！！！！！！！！！！！！！！！！

天晨

访全国优秀民建会员、安徽工人日报社编委田柏强（摘抄）

2008年10月，田柏强接受东方卫视《激荡1978-2008》专题片采访

天晨

在中国安徽省，有一家报纸叫《安徽工人日报》；在这家报社，有一名记者叫田柏强。说起他的名字，很多人不知道，但要说起他的作品，却很少人不知道。比如《胡锦涛身世》、《邓小平五次去香港》、《年广九获释》、《傻子致信邓小平》、《芜湖大桥上马内幕》等现已是家喻户晓，他的文章《净化当官心理》、《人才流动中的“两权”分离》也是独树一帜，他的“京福直通铁路设想；他的《单双响报时法》和《01标志男女厕所》《血型数码化》、《建议圆采用24度》等，更是中国文化的闪光点。1998年1月他又在香港《广角镜》上发表了《江泽民家谱溯源》，有人误以为他是香港记者、理论工作者，甚至是国务院的政策研究人员，目前，许多老百姓虽不知道他，但他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江泽民曾说过，这个记者我知道，原来写过锦涛的。2010年,他被评为民建全国优秀会员.

中央领导知道他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会上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特别引人注目，外电评述，中共推出一批跨世纪的年轻领导人。新华社发的胡锦涛简历中，“胡锦涛，安徽绩溪人”。这句话，更引起了田柏强的注意，作为一个安徽老乡，田柏强当时就萌发了到绩溪胡锦涛家乡采访的念头。

1992年12月，田柏强赶到绩溪，连采访带写作仅用1周时间就写出了《徽商后裔胡锦涛》的长篇通讯，并很快在香港《广角镜》1993年第一期发表，发表题为《胡锦涛身世第一次大公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纠正了海内外传媒把绩溪当作胡锦涛的出生地的误传，分清了胡锦涛与绩溪胡适同姓不同宗的关系，特别是澄清了海外一些传说，把胡锦涛说成胡乔木、胡耀邦亲戚之类的误传，胡锦涛家乡人都说，胡锦涛就是我们绩溪人，与他同岁大月份的堂姐胡锦霞还一直在家务农，生活很贫困，根本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广角镜》等媒体上发表后，海内外许多报刊纷纷转载，美国的《世界日报》用大篇幅转载该文，直至今天，许多杂志仍改头换面将田柏强写的这篇文章转载摘登，有的并将他的名子故意错为“田柏星”、“田柏里”。田柏强说，这篇文章目前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因当时被采访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了，而国内外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采写过胡锦涛的身世。稿件发表后，时任安徽工人报总编梁久朝说，安徽驻京办及省有关部门，曾向报社索要报道胡锦涛身世作者的情况，安徽工人报曾作为一项任务，整理后上报有关部门。

说到这篇文章，田柏强还讲了一个小插曲，有个大报记者曾问他：“胡锦涛稿子你写的？”田答：“是的”。问：“你怎么想起来写胡锦涛的？”田答：“新华社说胡锦涛是绩溪人，想写一下老乡。”问：“你怎么写出来胡锦涛的？”田答：“采访的嘛！”问：“你写胡锦涛倒霉了吧？”田答：“没有”。似乎认为胡锦涛这样的大人物像田柏强这样的小人物根本就不配写，想写也写不出来，很可能是抄袭来的，即使写出来了，肯定也要倒霉的。

目前，从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中，江泽民的籍贯均为江苏省扬州市。但田柏强却考证出江泽民的祖辈们也在安徽省的原徽州地区生活过1000多年。

1998年1月，田柏强在香港《广角镜》上推出了《江泽民家谱溯源》一文，首次向国外公开了江泽民的祖籍曾在安徽省原属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田柏强从《安徽百科全书》上介绍江泽民的父亲（养父、叔父）江上青祖籍在旌德县江村这个线索，上溯到3000多年以前，追溯出江泽民的远祖是黄帝和颛顼，始祖是江革（史称江巨孝），近祖是江淹（即江郎才尽成语中的江郎），江氏家族1400多年前的隋末从河南济阳（今兰考）迁居安徽宣城，后迁旌德（原属徽州、现属宣城市），清代从徽州迁往扬州。田柏强在文中指出了不仅江泽民祖辈与胡锦涛祖辈同属徽州（绩溪与旌德山水相连，上个世纪50年代曾并为一县，后又分开）。而且他们的祖辈均在清代从徽州迁往扬州（泰县一度曾属扬州地区）。此稿完稿后由同仁带往北京经江泽民亲自审阅，江泽民详细阅后说，这个记者我知道，原来写过锦涛的。并向这个记者问好。这位同仁在京时还与美国《纽约时报》联系，《纽约时报》当即表示，赶快电传过来，稿费8000美元。后未电传过去，同仁带回合肥，由作者寄香港《广角镜》发出。

现在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曾五次到过香港，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重大历史史实，在大陆却是由田柏强最早披露出来的，后经香港《广角镜》、《文汇报》等报刊再次刊登，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才使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

1994年5月7日，《安徽工人报》首发了《邓小平曾五次到香港》这篇文章。在此之前，一些报道，如《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文章说：“邓小平四次到香港”。1994年4月中旬，《浙江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也是《邓小平曾四次到过香港》，田柏强发现这条消息的来源是《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第3次途经香港，在毛毛书中表述得不十分清楚，书中先说1929年底，邓小平从广西准备经越南经香港回上海，途中遇到李明瑞又返回来了，但最后还是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程。邓小平于1930年1月到达上海。后来书中虽没有再次讲他从广西经香港回上海，从当时的情况看，从广西经中部省份回上海的可能性极小，连第五次从江西回上海都是途经香港的，书中又未介绍其它途径，田柏强推定邓小平仍经香港回上海的。、

当时这篇文章还闹了一个小笑话，时任安徽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王彦从香港《文汇报》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怎么和安徽工人报记者田柏强的名字一模一样，有人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我们安徽这个田柏强写的？他的同事回答说，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得很，我省的田柏强怎么会写邓小平，肯定是香港记者写的。无独有偶，田柏强曾在香港《广角镜》上发表的《傻子为啥致信邓小平》一文，国内许多报刊转载时，纷纷改成“一位香港记者打电话采访了芜湖的年广九……”。

1997年，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幸逝世，举国悲痛，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记录片《邓小平》，采用的就是“邓小平曾5到香港”而不是“4次到香港”。

天晨

皖江三桥大揭秘

日夜奔流的长江，流经安徽约400公里，安徽沿江有4个城市，上个世纪有3个城市要建长江大桥，按次序应是：一是芜湖、二是安庆、三是铜陵。田柏强曾为芜湖、安庆两座大桥大声疾呼过，用他的话说，我不能造桥，只能为桥造点舆论。

1992年，田柏强推出了长篇通讯《芜湖大桥上马内幕》，从孙中山到改革开放，芜湖大桥从动议到开工，将近一个世纪，百年逐梦，百年坎坷，百年曲折，该文在《安徽工人报》率先推出后，《企业文化报》用两个版刊载，专门加印5000份在芜湖一销而空，后《中国青年报》、《决策咨询》、《志苑》杂志、《安徽消费者报》等都纷纷再次刊登。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刊登1周后，国务院正式将芜湖大桥立项，有关部门还将此文输入电脑，作为重要资料，长期保存。

谈到芜湖大桥，田柏强很激动，为采写这篇稿件，他采访了当年的建桥前指挥长、曾任芜湖市副市长的万年，时已退休多年的万年感慨地回忆了当年建桥的激情并说：“如果现在要建桥，我还想去建桥。”，不幸的是，万年同志已于十几年前去世。田柏强还采访了曾任芜湖市委书记的陈光琳，他说：当时不论中央来了什么人，我们都向他递交要兴建芜湖大桥的报告，连上级来人都听烦了，但我们还要说。为了查阅芜湖大桥最早的动议，田柏强费了很大的力气，找来了一本《孙中山选集》，这本1955年出版的领袖著作，只印了5万册，现在很难找到，他找到这本书后，将其中的《建国方略》一文全部复印。田柏强在《建国方略》中查阅到孙中山在1917年提出修建“中央铁路系统”中指出：“修筑霍山、芜湖、苏州、嘉兴铁路线。此线从霍山起，至舒城及无为、乃过扬子江，（即长江）至芜湖。”此处铁路线走向与现在有所不同，但铁路从芜湖过江与现在却是一致的，后来许多媒体在报道芜湖大桥的背景中，均引用了该文作资料。

安庆，是中国东部潜在的交通枢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国家在九江修大桥时，田柏强就认为此桥应修在安庆。1994年，田柏强在《安徽工人报》、《安庆日报》上发表长篇通讯《安庆长江大桥了望》文中首次提出安庆是中国东西（沿江铁路）南北（京福铁路）的交汇点。必须要建公铁两用大桥。当时直至今天的安庆市交通委员会打报告，一直只要求兴建公路大桥，因芜湖上公铁两用大桥难度太大，安庆只想建一座公路桥算了。但田柏强分析了安庆交通上的发展趋势，认为要上非上公铁两用桥不可。他在文中还首次提出了修建北京经安庆到福州的直通铁路，铁路从安庆过江，插上皖赣线上的倒湖站，再插入鹰厦线是北京到福建的最短路线，北京、安庆、厦门基本上都处于东经117度一条直线左右。铁路到福州后，再用火车轮渡过台湾海峡，与台湾基隆接轨，也是北京到台湾的捷径。对中国华东的铁路交通布局，他首次提出了以“一线为主、三桥分流”的设想，即以京沪为主，南京、芜湖、安庆三座大桥分流，南京大桥主要分流京沪交通，芜湖大桥分流京浙交通，安庆大桥分流京福（并延伸至台湾）交通。目前，安庆江北的铁路已经修通，江南的沿江铁路也正在规划中，在安庆极可能又会出现两边路等桥的状况。即使安庆至九江段的江南江北都有铁路，仍代替不了安庆大桥，但安庆大桥却可省下江南或江北的铁路。九江大桥的决策失误导致了中国不得不用一个更大的投资即修京九铁道来掩盖它，其实，京九线京广和广九线基本“重复”，而京福铁路修建串通，却是当务之急。可见，一个决策失误或正确带来的效益与损失是无法估算的。

有人问田柏强，芜湖、安庆的大桥与你有什么关系，田柏强回答说，如果你是一名合肥到厦门列车的乘客，每天从合肥绕道蚌埠再到南京再到芜湖，或者你是从安庆座火车到上海，火车从长江边的安庆，开到淮河边的蚌埠，再开到长江边的南京，你有什么感想呢？写这两座桥，正是想为这些乘客说句话而已。田柏强还有个疑问就是，1958年，由于芜湖大桥停建，已修通了火车过江轮渡，但多年来，轮渡一直在运输煤炭等物资，这些物资大都从南京大桥经过并不绕道。而常年累月，合厦列车、合杭（州）列车的乘客却日复一日地从合肥绕道蚌埠再到南京、芜湖，芜湖火车轮渡宁可运煤从芜湖过江而不运人过江，难道人还不如媒吗？真是不可思议！





行政区划有灼见

田柏强曾对华东的行政区划、巢湖划入合马芜、合肥市区的划分与命名，有过自己的设想。正好成了一个大中小的“三件套”。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曾一度成为华东的“锅底”，田柏强面对地图上的“锅底”，产生了“砸锅卖铁”的联想，提出以长江（下游）、淮河、新安江三个流域为主体，按历史、文化、经济区域等重新划分华东行政区划，具体设想是撤销江苏、安徽省，以长江下游为主，成立扬子省，以淮海经济区为主成立淮海省，黄山属于新安江流域，划入浙江省，并提出这种设置的十大好处：一是有利于淮海经济区的发展，二是有利于南京经济区发展，三是有利于形成黄金海岸线，四是有利于长江开发开放，五里有利于淮河治理污染，六是有利于形成中国能源基地，七是有利于黄淮海综合农业开发，八是有利于徐州枢纽发展，九是有利于徐连经济带的发展，十是有利于黄山的开放与发展。该文在征求意见中，曾给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和曾在安徽工作过的回良玉、汪洋、张平等领导看过。并得到许多省领导及一些有识之士好评。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杜诚看到该文后，连声说好，并问该文在哪里发表了。田柏强说，许多报刊还不敢发表，因为该文观念太超前了。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文友看过后说，安徽、江苏省是清朝为了便于他们的政治统治，把传统区划割裂成南北纵向的省份，已不适应两省的经济发展。安徽现在开一个水利建设会议，就要分淮北、江淮、皖南三片召开。该文正是恢复中国传统的原徐州、扬州区划，很有价值。时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沈祖润说，我非常赞赏田柏强的这篇文章，总社每次来人，我都向他们宣传，中国不增加一个省级机构，却增加了一个沿海省，对开发沿海，带动内地，发展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总社领导却认为作者身份太低，如果是一个“省级老同志”，我们马上给这篇文章发内参，以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并建议该文用一个“省级老同志”名义发表。而田柏强对“省级老同志”这一称谓本身就有不同看法，他曾写过《同志不能分级别》一文，并获全省好新闻二等奖。有位领导曾对田柏强说，我与你相比是“肉食者鄙”，你的一些文章现在虽然不能发表，但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时任省广电厅厅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季如成说，看到田柏强的这篇稿子，我先拿给我爱人看，她说写很好，后来又拿给我在省委党校的学习班上“学习”，他们都说，田柏强的华东新区划，将是改革以来中国行政区划变动的第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设海南省，第二件是设重庆市，第三件将会是设扬子，淮海省，而前两件都是增设机构，而这第三件事却不增机构，好处更多。 许多人也向田柏强建议，通过文章涉及的“苏鲁豫皖浙”5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以引起中央领导关注。

面对合肥市一直用了40多年的东中西郊4个区名，田柏强认为它们已不适应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写出了《合肥何时有“区名”》一文，他在文中首次对合肥市区划进行重新规划并建议新命名区名。他设想合肥市以四牌楼为轴心，长江路、美菱大道、荣事达大道为半径，二环路为圆周，形成4个区，东北为逍遥津区，东南为包河区，西北为杏花区，西南为庐阳区，二环以外原郊区部分范围为常青区，蜀山附近为蜀山区，共为6个区，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决策咨询》杂志等报刊上发表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对于巢湖市的行政区划，田柏强早就提出过自己的看法。2011年8月22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将原巢湖市辖地分别划入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新的区划调整情况，与多年前田柏强的一条社情民意建议的主要内容基本吻合。民建安徽省委曾在2008年9月编发过田柏强执笔的《巢湖能否并入合芜马》，并以社情民意的形式予以反映。
　　当时合肥正在实施“大建设”，特别是2007年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将合肥建成滨湖大城市，做大做强省会城市的发展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也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合肥与巢湖市“两市争一湖”的问题，田柏强提出撤销地级巢湖市，将其分别并入合芜马三市的建议。2004年2月6日，田柏强在安徽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2008年9月，民建安徽省委将此条建议作为社情民意在网站上予以刊登，随后又以社情民意、信息的形式报送省政协、民建中央、全国政协等。
　　该建议提出了撤销巢湖市的4条理由，一是有利于壮大省会合肥市的实力。合肥市作为省会，但与省内外地其它市相比，首位度不高，知名度低，缺少幅射力与影响力。第二是有利于巢湖的整体治理与开发。第三是有利于壮大安徽沿江城市的开发、开放；第四是有利于精简机构。


报道“傻子”开先河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安徽有个傻子瓜子”，一夜之间，“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在此之前年广九因涉嫌经济犯罪、流氓罪一直关在牢里，邓小平讲话传达后，田柏强敏感到年广九不可能再关下去了。

1992年3月，他和安徽工人报社内的同事说年广九肯定交接放出来了，报社的另一位同志认为不可能，因为他刚从省里听过省领导传达南巡讲话的精神，如果年广九释放了，省领导肯定先知道，也肯定会向新闻界通气，省领导都不知道，年广九肯定不会放出来的。田柏强坚持自己的判断，当时即打电话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人回答，年广九于上个星期天释放，因作为特殊案件，所以在星期日加班办的。田柏强又赶紧来到省高院，详细了解了年广九释放的过程，很快写出了《年广九获释》的报道，其它报刊、广播电视迅速转载。有件小事他至今记忆犹新，安徽日报主办的《文摘周刊》的编辑童本清看到这条新闻后，马上要在《文摘周刊》上转载刊登，但安徽日报负责人不同意，因这条消息大报未登，小报要与大报保持一致，也不许摘登，后来童本清不服，他统计了一下全国其它报摘，竟有20多家报刊摘登了这条新闻，他又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安徽日报负责人，负责人无言以对。

其实，这位负责人不愿刊登这条消息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年广九在安徽、在芜湖均属于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九获释，省报、省台驻芜湖记者站的记者都知道，有的也发了新闻，但都未发出去，有人认为，年广九素质太差不值得报道。年广九获释的报道被广泛转载后，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都派记者赶到芜湖采放，当时芜湖有关部门劝说来访记者请他们多多报道芜湖开发区，不要再报道年广九了。当时还专门搞了一个文字材料，大意是年广九经济罪不成立，流氓罪还是有的，判的是缓刑3年等等。这些人的思路是年广九还是个流氓犯，记者怎么来宣传流氓？以至年广九释放十多天内，没有一家新闻单位报道这件事，释放十多天后，才在《安徽工人报》首次发出这条消息。后来，田柏强又陆续地写出了“傻子瓜子”的系列报道，如《年广九经济案始末》、《年广九离婚案始末》、《傻子瓜子重振雄风》、《傻子招聘精明人》、等等，仅在香港《广角镜》一家杂志上，就发表了《傻子致信邓小平》、《傻子瓜子的是是非非》、《傻子瓜子个体户的晴雨表》等四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报刊转载这些文章时，都以为田柏强是香港记者。也有人认为，田柏强给年广九写了这么多稿子，肯定受了年广九许多好处，其实田柏强为报道年广九，不仅未得一分钱好处，反而损失不少，有一次去芜湖采访，在过江下车等轮渡，包放在车上时，携带的照相机和500多元钱全部被小偷偷走了。

天晨

他有一颗百姓心

熟悉田柏强的人都知道他有“三强”：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超前意识和强烈的平民意识，是一个学者型的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田柏强出生安徽长江边的和县历阳镇，该长身体的时候，却没有饭吃，赶上3年自然灾害，该长知识的时候，却没有书读，赶上了“十年动乱”。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又重新拿起了课本，1979年以高出录取线5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合肥师专，在校时还荣获了安徽省首届大学生作文比赛优秀奖。目前，他已有二三十篇文章获得了国家级、华东地区和安徽省的多次奖励。甚至有时连他的原作未得奖而抄他的作品的作者却得了奖。原来田柏强对抄他作品的人耿耿于怀，而现在他却认为，作品有人看，对作者是好事，作品有人抄，对作者更是好事，证明你的作品对社会还有一点价值，怕的是现在很多所谓的新闻，看都没有人看。

二十几年前，田柏强还是一个通讯员时，在工人日报主办的《新闻三味》1988年12期杂志上，以头条位置详细介绍了田柏强的新闻写作经验，题为《与记者竞争的人》，在广大通讯员及新闻工作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几年后，他也成了一名记者，竞争也上了一个档次，他使一些新闻作品出了国门。《胡锦涛身世》一文率先在香港发表后，安徽籍许多老乡却从美国转载的报纸上看到了胡锦涛身世这篇文章，他们纷纷给家乡来信……，《广角镜》总编曾对田柏强说，您的稿子很多被海外转载，但转载稿费不寄给我们，您可直接与转载报刊联系，但田柏强却看不到海外转载的那些报纸，索要稿费也无从谈起。当然，田柏强写这些稿子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稿费，他认为，论中国的当代人，权高不过蒋、毛，中国出了一个蒋家王朝和一个毛泽东时代，钱多不过华侨，海外华人巨富者，资产高达150多亿。但君子之泽三世而竭，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当代就背叛了他，成为阶下囚。蒋家王朝到了第二代蒋纬国就自顾不暇了，蒋纬国因反对李登辉的台独，李登辉借口蒋宅不合法将其铲除，以致蒋纬国无家可归。钱多者，香港巨富李嘉诚，其子出入均在保镖的“监视”之下，仍被绑匪作了一次“肉票”，李家一次给张子强10亿多港币却不报案。可见钱权皆身外之物，多之亦是“包袱”。

田柏强认为一个记者，不把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记下来，那是失职；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说话，那也是失职。报道年广九，有的人认为年广九是流氓，不值得报道，田柏强却从老百姓的立场看问题，认为干一个个体户不容易，如果连“流氓”的个体户也都允许他们发挥一技之长，将对我国的发展个体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其实，邓小平也肯定知道年广九犯有流氓罪，但他还是说，“傻子瓜子”不要动，因为一动，人们就会认为我们的政策又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