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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7 16: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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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新闻 【评论】石家庄能否担当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 city.china.com2016年4月7日15:47 文｜张以言（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多年后，2016年对石家庄而言会是怎样一年？ 这一年，全国“两会”上，石家庄市长邢国辉当众立下“军令状”，力争3年退出全国空气质量后十名城市。自2013年起，在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该市连续被列入后10名； 石家庄再次跻身“中国十大幸福城市”行列，至此该市已连续七次荣登各类幸福城市榜单； 河北官方正式决定举全省之力建设石家庄，推动其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第三极，这意味着石家庄要在河北率先成为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石家庄加大正定新区申报国家级新区的力度，“大正定新区”成为该市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号工程”…… 为更好勾勒出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貌，以下对比或许更客观直接： 在各自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中，石家庄还强调了201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为802.8亿元，占全省的36%，同比增长7.1%；唐山则强调了2015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万元，居全省第1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居全省第2位、第1位。 在2015年全国主要城市GDP排行中，唐山、石家庄分列第24位、31位，与2014年相比分别下降4位、2位；2016年预排名，分列第29位、30位。 一连串数字背后既是河北经济最发达两个城市间的“比拼”，又是两城市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因为经济结构相对多元、省会及正定新区等“场内外”因素，石家庄至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赢得部分先机，领先了唐山、保定等其它省内城市至少一个身位。至于石家庄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如各界期待，率先发展、跨越赶超、增比进位，担当起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第三极重任，值得深入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的“二传手”缺位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表现为同步推进的关系。2015年城镇化率提升至56.1%，特大城市数由1978年的3座增加到16座，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也从零增加到6座。城市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 日本是除了中国以外的设市标准最高的国家，然而2014年数据显示，日本每百万人拥有5个城市，而中国每百万人仅有0.5个城市。城市数量不足也是中国城市病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底，时隔3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制定规划蓝图。这次会议指出，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这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 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重心也正由传统省域和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全球化格局中，国家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若干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城市群。 但是当前我国城市群存在“大而散”“大而不强”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内部缺乏“协同效应”，差异性大、行政区划分割及级别不对等、财税分灶体制、缺乏利益分享机制和有效治理组织等，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功能过度集聚、恶性竞争等。京津冀城市群尤为突出，行政配置资源色彩浓厚，优质公共资源高度集中，行政级别不对等，国有经济比重大等，成为三地实现协同发展需重点突破的难题。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区域合作层次主要是在市县两级开展，以省级为主体而开展的区域融合还不多见，也缺乏成功案例。因此像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也将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如何实现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区域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远意义就在于率先改革，取得突破，取得经验，探索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促进全国区域协同发展。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明确核心、主导，并从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分工、公共服务和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积极推进一体化。 同时，世界级城市群都强调分工协作和资源整合，有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或借助于科学的区域规划，并以立法增强规划的权威性；或依靠各城市政府间的联合协商制度；或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协调组织。 方塘智库认为，在一个多区域、多层次、利益分散化的区域协同发展中，单一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很难有效应对所有挑战，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之手的不足，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2015年4月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亦指出，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着力构建有利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所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功能，加快形成以市场化联结的内生机制；建立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尤其是充分重视社会组织力量，建立跨城市的非官方行业协调组织，如民间商会、民间智库、咨询机构、中介组织等，形成多领域、跨行业的多主体、多元力量构成的城市群协调机制。 而且，京津冀地区的城市规模断层问题一直是核心焦点之一。目前京津冀城市群中，京津两市独大，但没有规模较小的二线大城市来作为“二传手”，将京津的产业链条继续延伸下去，并辐射到更小的城市里。 2015年7月，继唐山、邯郸、石家庄、保定的城区面积和行政区划调整后，国务院批复同意秦皇岛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秦皇岛市区面积由原来的512.6平方公里增加到2131.5平方公里。此前保定、石家庄的城区面积已扩展到2000平方公里以上。这表明京津冀地区开始解决城市群的城市断层问题。目前京津两地都是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但京津冀500-1000万间的特大城市还没有。长三角则拥有南京、杭州等多个特大城市。 除了人口规模出现城市断层，京津冀的经济总量也同样出现了断层。2015年京津GDP分别为2.3万亿、1.65万亿，河北是2.98万亿。河北省内GDP最多的是唐山，仅为6103亿元，这意味着京津冀城市中GDP总量在6500亿-1.5万亿间的城市缺失。在长三角，除了拥有上海这个GDP总量为2.5万亿元的城市，还拥有苏州、杭州、南京等诸多GDP处在6500亿-1.5万亿间的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除了让京津的引擎的升级之外，城市群的传导机制的建设也同样重要，而这必然需要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崛起一批“二传手”城市，而这便是石家庄、唐山等河北城市的机会。而目前来看，致力于成为京津冀“第三级”的石家庄，其野心显然不仅限于此。 河北省域经济发展之困 2016年3月初，河北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河北“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后，该省科学编制了“三区一基地”4个专项规划。其中除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规划正在按程序报批外，《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规划》、《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规划》和《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等3个规划已于2月底正式印发实施，这标志着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随后，3月底4月初，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率领规模庞大的河北党政代表团接连赴“改革开放第一方阵”浙江、北京、天津三省市学习考察。 4月5日，河北日报开始刊发系列文章。当日该报直指，河北一些地方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步伐缓慢，与其说缘于包袱沉重、任务艰巨，不如说是缘于思想保守、理念滞后，“对一个地方来讲，其成败得失、发展快慢，关键是取决于理念，特别是决策者的理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和目标之一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就需要河北各界具备国际眼光和宽广视野，在京津、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筹组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引导资源合理流动。河北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其“城市指挥系统”如何适应一个更加复杂的城市群发展，目前看来值得担忧。所以在4月5日，河北日报还提出，要学习浙江全省上下争当“店小二”的工作作风。 从历史角度考察，河北曾一度陷入包括京津、中央在内的“三地四方”复杂博弈中，其发展策略围绕借力京津还是自主发展，重点是环首都还是沿渤海摇摆不定，深深影响到河北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河北本地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受京津分割和计划经济影响，河北未能形成全省上下协调、互动、可持续的区域经济体系，特别是南北经济联系比较薄弱，客观上存在冀东、冀北、冀中、冀南几大区域经济板块。为此，河北提出立足于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培育石家庄、唐山两大中心城市。 方塘智库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之一是河北的城镇化问题。2015年，河北城镇化率突破50%，达到51.3%，低于全国水平。为此，河北“十三五”规划提出，城镇化进程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河北省长张庆伟分析称，河北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已成为制约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承担起打造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任务，需要河北尽快补齐城镇化短板；近年来，河北城镇聚集产业和人口的能力持续提高，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将带来大量城镇就业机会，这些都为河北加快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与京津相比，由于行政区划等原因，河北存在县城多、设区市少，城市规模等级和空间格局存在严重问题。不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导致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环京津贫困带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成为制约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短板。为此，首先要从区域布局进行合理规划，使河北城市空间发展趋于合理；其次要从结构布局研究各类型城市，使城市本身的结构形态逐步得到改造。 石家庄能否担当京津冀第三极重任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空间布局，石家庄的定位处在京保石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上，位于南部功能拓展区，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 不过，在部分人看来，作为河北省会，从经济、政治、区位和人口等诸多方面来看，石家庄不应仅仅局限于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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