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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7 1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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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碑亭
□老 城
你若是到了正定,就会想起来很多正定的别称或者相关联的地名——镇州、真定、恒山等。这些都与正定有关,可是,再有关联也响亮不过常山,《三国演义》里常常听到赵云说“常山赵子龙是也”。
走进古城正定,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随处可见历史的遗存。颜真卿的《祭侄稿》主体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为抵抗安禄山叛乱,双双惨遭杀害,其英魂不朽于史册。《祭侄稿》于书学史上也有重重的一笔,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正定古城不仅现代化建设发展迅猛,亦珍视和保护古城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佛寺修缮整洁,古代遗迹保存完好。在康乾御碑亭之右,有个小亭子,一方不起眼的石碑安详处于其中,这就是闻名古今中外的《龙藏寺碑》。
一
上承分隶,并凝聚多种碑的优点,下开唐代书法楷则。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非唐碑的全失隶意,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书学递嬗的甬道。这一作用,仿佛千钧一发,也像是一根独木桥。换句话说,《龙藏寺碑》古意尚存,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这也是历代书法家包括康有为珍视研究此碑的原因所在。
《龙藏寺碑》全称为《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立碑与建造龙藏寺同年。碑通高3.15米,宽0.9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据光绪元年(1875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586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与《祀三公山碑》所不同的是,碑文鸿篇巨制,仅仅碑阳就有1446个字。
金石学鼻祖欧阳修第一次将《龙藏寺碑》纳入研究的范畴,“字画遒劲”的定评显示了欧阳公的学识修养,也成了无可争议的开山之作,为后人研究此碑所沿袭。其后明朝的都穆、顾炎武,清朝的钱大昕、杨守敬、包世臣诸位金石学大师无不对《龙藏寺碑》赞誉有加,并且考证严肃,立论有据。然而,将此碑无可置疑地推向艺术顶峰的,是金石学集大成者康有为。他在金石学巨作《广艺舟双楫》中有单立《取隋》一章,多次提到此碑,其中一段云: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
上承分隶,并凝聚多种碑的优点,下开唐代书法楷则。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非唐碑的全失隶意,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书学递嬗的甬道。这一作用,仿佛千钧一发,也像是一根独木桥。换句话说,《龙藏寺碑》古意尚存,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这也是历代书法家包括康有为珍视研究此碑的原因所在。
二
《龙藏寺碑》是在中国书法文化发展过程中十分关键的里程碑,也几乎是命悬一线的经典之作。如果说魏太傅钟繇带有隶书笔法的书法开楷书之先河,那么,《龙藏寺碑》则是完全去除隶书笔法而保留隶书笔意的楷书之典范。
中国书法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地缘文化的浸染,时代的演进,无不得以展现。隋的统一,虽然享国不长,却给国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局面。南北朝长期分裂混战,民不聊生。维护国家的统一,最为重要。在隋朝,尤其是开皇年间,开明进取。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对汉代漕渠进行疏浚——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漕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
统一的帝国,南北隔阂得以沟通,不仅仅是水系的疏通,也构成了南北书法文化的融合。中国书法文化,古代书体曾经有几十种之多。经几千年的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认的约略五种书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秦代前后,大体是大小篆书体盛行,到汉代,隶书成熟并到达顶峰。从文字学上说,这一书体的伟大功绩,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受其恩泽,即中国文字的现代化进程,其字法的构成,不必是专门学家,也可以辨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从书法文化发展角度看,隶书的重要性更为关键。大体是,隶书开始裂变:从隶书产生了草隶;而另一支,则从带隶书意味或者笔法的如鼻祖钟繇楷书,发展到唐代颜柳楷书的顶峰。
《龙藏寺碑》是在中国书法文化发展过程中十分关键的里程碑,也几乎是命悬一线的经典之作。如果说魏太傅钟繇带有隶书笔法的书法开楷书之先河,那么,《龙藏寺碑》则是完全去除隶书笔法而保留隶书笔意的楷书之典范。
书法文化的南北沟通,也仿佛大水的汹涌。从书风看《龙藏寺碑》,遒劲中不失温柔圆润融通;结体中宫紧密又不失疏朗明快;笔法严格又活泼灵动;章法严密整齐又自然天成。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禁碑而帖学相对大盛,即书法承继以习帖为主要方式;北朝多以魏碑等碑刻为趋向,笔画由隶书的燕尾标志,转化为外方内圆,更多地掺入了少数民族对汉字的理解。《龙藏寺碑》不失时机地耸立在了世间,成了既有碑学的遒劲,又有帖学的圆融的里程碑,体现了书法文化大融合的面貌,岂不是珍宝?
三
《龙藏寺碑》所展现的书法融合的文化风貌,被历史所推崇。如康有为所言:非独为隋碑第一也。它的意思是说此碑也是整个书法文化史的独秀,极言此碑的重要。
经济建设发展,文化建设也必然有所体现。碑文记载:“金城王孝仙奉敕劝奖州人一万,共造此寺。”这个寺庙,就是大佛寺。正定县隆兴寺,别名大佛寺,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在苑内改建寺院,时称龙藏寺。《龙藏寺碑》除了是书法文化的里程碑外,也是文化建设的史证。唐朝改为龙兴寺,清朝改为隆兴寺。
我多次拜谒大佛寺,恋恋不舍《龙藏寺碑》。最早此碑在寺院里裸露,饱经风雨。现在早已建造了碑亭,做了必要的修缮保护,令人欣慰。古代对此碑的研究、考证,为今人对它的认识,提供了学术支持。也为发扬光大书法文化,奠定了基础。新近正定学者鉴印出版了专门研究此碑的编著之作,将最早的拓片复印,这为发扬光大此碑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清晰的版本。又编辑了历代考证的大部分资料,考证补全了碑的全文并释文,还重刻了它临写的全文,工程之巨,可想而知,令人敬佩。
燕赵大地书法文化多有建树,司马迁《史记》云,“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白话的意思是:“来到釜山与诸侯合验了符契,就在涿鹿山的山脚下建起了都邑。”结合许慎《说文解字》之语“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来看,最初中国文字的产生,极有可能与黄帝都邑的涿鹿有着密切的关系。
《龙藏寺碑》所展现的书法融合的文化风貌,被历史所推崇。如康有为所言:非独为隋碑第一也。它的意思是说此碑也是整个书法文化史的独秀,极言此碑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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