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真定"千年古郡正定城-暨《中华遗产》正定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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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王国兴亡一念间
　　东垣第一次作为诸侯王都城，就这样只存在了大约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到再一次成为诸侯国都，时光又飞逝了一个世纪。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置真定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废，前后共计140年。之后，在三国曹魏时，又有短暂的封国时期，到西晋再次废国，时间只有11年。立、废，兴、亡，似乎都是封建帝王的“家事”，全在帝王一念之间。
　　　　武帝恻隐之心造就的真定王国
　　真定国的立国，还要从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年间（约前114年），张骞“掺合”帝王家族内部事务，赴常山国纠察汉武帝的侄子、常山王刘勃的历史事件讲起。
　　张骞，就是西汉时因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而闻名于世的使者。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出使西域，从乌孙国返还长安，被武帝拜为大行（掌礼宾的官名，后改称鸿胪卿）。第二年，常山宪王刘舜（汉景帝子、武帝之弟）病故。常山国诸王子本来就不和，先王一死，内讧即起。
　　帝王家祸起萧墙是常事，十之八九是为争宠夺嫡而起，“掌门人”一碗水端不平，必然埋下祸根。这常山国是河北地区重要的诸侯王国，是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汉景帝封皇子刘舜为常山王，首府元氏（今元氏故城村南），辖境包括滹沱河流域今石家庄市大部。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帝王家的经似乎比平民百姓难念得多。刘舜作为王爷，自然妻妾、儿女成群，争宠夺嫡便是败家的祸由。其初，刘舜的长子刘梲是姬妃所生，刘舜很不喜欢这个儿子。王后修生了次子刘勃，被立为太子。此后，宫内其他得宠姬妃又生子刘平、刘商。宪王刘舜逐渐冷落王后。王后修也由此生出嫉心。
　　后来，刘舜得了重病，各位宠姬终日伺候，而王后修很少照顾刘舜。太子刘勃更为过分，不仅不尽孝道，还不顾老子死活，照样吃喝玩乐。
　　刘舜死后，太子刘勃即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与其母修专横跋扈，开始挤兑众兄弟，尤其是对兄长刘梲，以先王“不以梲为子数”拒绝分给刘梲财物。虽有官吏多次劝导他顾念手足之情，但刘勃根本听不进去。刘勃以为天高皇帝远，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自己就是天，自己就是地，自己一言九鼎，谁能奈何？该怎么排斥兄长，就怎么排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自己节制别人的份，哪有别人管我王驾千岁的权力？
　　事情做过头，就要向反面转化。刘舜去世，汉武帝派使者到常山参加宪王丧礼，刘梲找了个机会，向使者讲述了刘勃不仁不孝不义之行，指控刘勃对父王毫无孝心，由于王后的放纵和袒护，有恃无恐，人性丧尽，在父王殁后服丧期间“私奸饮酒，博戏击筑（筑是一种乐器），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按汉朝法律，这条条都是死罪。使者不敢隐瞒，如实向汉武帝奏报。汉武帝觉得事态严重，不能不管。为了查清真相，就派大行张骞到常山验问。
　　张骞赶到常山。查清真相，首先要收集证据，就下令将各方证人收监。刘勃及其母修，想不到朝廷会派人来查究，心里也害怕。但是，一来骄横惯了，二来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岂肯乖乖地束手就擒？先下手为强，派心腹将领，将刘梲的证人捕匿起来。张骞皇命在身，岂容刘勃胆大妄为？便派吏卒去搜捕。刘勃也真是胆大妄为地过了头，一点也不给张大人面子，命人把张骞派去的吏卒鞭抽棍打，赶了出来，并擅自放出朝廷囚犯。
　　张骞查清刘勃的罪行，回朝复命，一五一十上奏皇帝。有司请求按律诛杀刘勃及其母修。汉武帝长叹一口气，说：“刘舜王后修素无德行，迫使刘梲陷于以小犯大之罪；而刘勃没有良师教诲，放荡不逊。但是，不忍诛杀他们啊。”于是，下诏废除刘勃的王位，令其携家属迁居房陵（今湖北房县）。
　　一个月后，汉武帝顾念与刘舜的兄弟之情，又下诏封刘舜的另一个儿子刘平三万户，为真定王，析常山的真定（治东垣）、绵蔓（今鹿泉市北故城）、藁城、肥垒（今藁城市城子村）四县立真定国。
真定国就这样在帝王的一念之间横空出世。当时，真定国有37126户，178616人，国都真定城（东垣）。
　　这一事件，引来一个地域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两个并列着的中心城治——常山城和真定城。以后，随着时移势易，常山城（元氏）逐渐失去了中心城治的地位，终被真定所取代。
　　　　　　　刘扬野心葬送掉的真定王国
　　斗转星移，真定国在常山宪王刘舜的子孙手里一代一代传承着，到西汉末，已传位六代，传至常山宪王刘舜第七世孙刘扬手里。只是因为和另一个帝王生出了生死攸关的干系，演绎了真定国的悲喜剧。
此时，已是西汉末年，正经历着王莽篡权乱政、天下大乱的历史事变。公元22年，刘秀与兄刘縯联合宗亲、家奴数千人，起兵反王莽，拥立汉室宗亲刘玄（刘秀族兄）为帝，复汉朝，改元更始。刘秀兄弟威望大增。这一下，功高盖主，受到刘玄的畏嫉，便找了个借口要了刘縯的脑袋，以绝后患。兄长被杀，刘秀是个有大抱负的人，当时仇恨入心底，表面不动声色，只是请求巡行河北，替刘玄平定河北。刘玄便封刘秀为平虏大将军，出征河北。
　　这时，邯郸卜卦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私生子，名刘子舆，自立为帝，传檄河北郡县，围剿刘秀。赵国以北、辽东以西各州郡皆望风而从，从此，“王郎赶刘秀”就在这一带上演了。
　　刘秀在河北与邯郸王郎政权进行了一年多的艰苦征战。正如民间流传的那样，刘秀初到河北，势单力孤，还真是被王郎追赶得到处奔命。后来得到了河北一些豪强氏族的支持，才勉强在真定一带落了脚。
此时，刘秀和真定王刘扬相比，实力悬殊，刘扬有10万兵马，而刘秀兵不过万把人。摆在刘秀面前的只有一条道，和刘扬结盟。经刘秀手下刘植作说客，劝说真定王刘扬归顺了刘秀。左右又给刘秀出主意，迎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虽然刘秀已是有家室之人，但是，为了长远利益，刘秀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和郭圣通结姻。他看的是政治大势，看上的是郭圣通的家族。
　　郭圣通家居藁城，当时属于真定国管辖。郭家和真定恭王刘普联姻，娶了刘普之女，号郭主。郭主生下郭圣通。郭家是真定、乃至河北的望族。
　　果然，刘秀娶得郭氏归，犹如鸟枪换炮，和王郎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真定成了他的战略根据地，为他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当年五月，攻克邯郸，杀掉王郎。公元25年六月，刘秀成功地平定河北，登基称帝，改元建武，史称东汉光武帝。
　　偏偏真定王刘扬是昏聩之辈。在刘秀势单力孤时，他反倒以10万之众归附拥兵仅万把人的刘秀，还把外甥女送给刘秀作填房。但是，在刘秀一统天下，外甥女郭圣通生下皇子，封为贵人，要做皇后时，他却鬼迷心窍，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竟然听信巫士的妖言，一心想当皇帝，和绵曼山区的叛军预谋共同谋反。没成想，消息外泄，被刘秀派遣大将耿纯诛杀。同年，刘秀看在皇后郭圣通的面子上，念刘扬谋反未成，又封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但是，不信任的种子已种下，刚过了10年，就贬真定王为真定侯，真定国属县归常山郡。真定国的辉煌前程走到了头。
　　虽然到三国曹魏时期，随着常山郡城由元氏城迁到真定城，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公元254年），高贵乡公曹髦封楚王曹彪世子曹嘉为真定王，真定又成为封国。但那已是回光返照，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国西晋，贬曹魏真定王曹嘉为高邑公。真定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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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王一念起，郡城渡河去
　　历史的发展，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谁能料到，雄踞滹沱河南的中心城市，因了封建帝王的一念闪现，竟然北渡而去，到相距不到10公里的滹沱河北安营扎寨。
　　这个君王不是别人，就是在滹沱河畔和后燕军生死搏战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较量，拓跋珪克真定（东垣），拔信都，最后攻占了燕都中山城，后燕的名城重镇都落入拓跋珪之手。公元398年六月，拓跋珪议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就是在398年这一年，拓跋珪兴致勃勃地登上常山郡城真定城，向滹沱河北眺望，隔河而踞的一座城堡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座城堡名安乐垒，是一座军事堡垒。
　　这种军事堡垒的构建，兴起于东汉。从公元2世纪初起，北方少数民族对河北中西部地区频繁侵扰，为了抵御这种侵扰，东汉王朝和民间开始筑造各种用于自卫防御的城堡——坞堡。
　　石家庄地区的坞堡，初兴于东汉。汉安帝永初五年 (111年），羌人进攻河东（山西东部），为防备抵御，汉安帝诏令常山、中山等郡筑坞堠616处。
　　十六国时期的80多年（312—398年），是河北地区战乱频繁的时期，为了适应冷兵器时代战争的需要，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十分重视城垣、坞堡的建设。不仅不断强化各级城市的防御和战备功能，而且在东汉时期创建的数百处坞堡的基础上，又在一些重要渡口、要塞等战略要地修筑了一大批新的军事堡垒，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其中一些坞堡，逐步发展成为新的名城重镇，在一定区域内发挥着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重要作用。比较有名的坞堡，如井陉西缘的董卓垒（今娘子关城垣旧址）、新乐的义台坞、藁城的柏肆坞、赵县的十万垒（今赵县城南1里）等。而在拓跋珪和后燕的争战中，义台坞和柏肆坞都是后燕据守的重要据点，双方在这里发生过激战。
　　而此刻拓跋珪视野内的安乐垒，大约建造于公元350年，是前燕大将慕容恪进攻冉闵（内黄人，十六国时期冉魏政权的建立者）占据的常山郡城真定，隔滹沱河，在河北岸修筑的军事堡垒，是防守渡口的军事堡垒，其位置在今正定城。
　　安乐垒以及其他坞堡的形制、规模，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从相关的出土文物了解这些坞堡的侧面。在今石家庄市辖各县（市）及保定市各县，曾出土了大批汉晋至北朝时期的坞堡建筑模型——陶楼，造型华丽，建筑精良。这些陶楼虽为冥器或模型，但反映了汉晋坞堡建筑的高大奢华。尤其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绿釉陶楼高丽绮伟，共4重檐6层，是汉晋坞堡建筑中瞭望楼的缩影。
　　可以想见，拓跋珪面对如此坚固城堡，又闻其名为“安乐垒”，内心不定怎么赞赏呢。兴致所至，萌生出了改变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历史命运的主意。《元和郡县图志》17卷《河北道恒州》是这样记载的：拓跋珪 “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随移郡理之。”就这样，拓跋珪的一时兴起，就把常山郡治从滹沱河南，移到了滹沱河北的安乐垒。十六国时期修筑的这座军事堡垒，从此成为一郡之城，在此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这座军事堡垒不仅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而且不断地得到扩建和加强，成为一处新的名城重镇。东垣（真定）成为历史，安乐垒变为真定城，开始了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新纪元，迈入了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真定（正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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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弘大惟宗庭（佛都奠基临济宗）

滹沱河文化是多元的。在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中，还有一枝文化奇葩，这就是宗教文化。奠定了真定在中国宗教史上重要地位的，是佛教临济宗在这里发源，真定临济寺是临济宗的创始地。由于临济宗是禅宗的主流，而禅宗又是唐末以来中国佛教的代表，所以真定临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的、独特的地位。

燕赵佛都托起的临济祖庭
    佛教禅宗的重要流派临济宗，是在唐代产生于真定。临济宗之所以能在真定产生，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滹沱河流域真定一带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是真定作为燕赵佛都，托起了临济宗的祖廷。
说真定是燕赵佛都，不是蓄意夸饰，不是人为拔高，是有事实根据的。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而正式在滹沱河流域真定一带落地，是西晋末东晋初，其时，常山郡始建佛教寺院。到南北朝时，佛教寺院的兴建已很普遍。北魏时期，滹沱河南真定城（今东古城）创建有定林禅寺、棘壁寺；北魏太和（公元477-499年）中，恒州城真定（今正定）北创建太平寺；东魏天平年间（公元534-537年），恒州城北东平乐创建兴隆寺；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恒州城内东街创建净观寺（今开元寺），城东南、滹沱河北岸临济村创建临济寺，城东永固村创建永固寺；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恒州城西北白店村创建明庆寺。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0--560年），恒州城内创建奉恩寺、伯辟寺（址不详）；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在滹沱河南小安舍村建裴相寺；井陉千佛岩石窟上有千佛寺；在东良厢建有三圣寺，寺内佛像，中间一尊具有明显的北朝风格。
到隋唐时期，真定域内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皇三年，开皇四年，隋文帝连续下诏恢复被毁佛寺，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敕组织真定军民一万人扩建龙藏寺，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峻工。开皇中（公元581至600年），公元581-600年开皇年间，恒州城北创建又一座太平寺，城东创建龙岗寺，城北东、西杨家庄创建报国寺，东里双创建兴国寺。唐贞观年间柳林铺建有大同寺，岳村有大觉寺，井陉县西上庄有清凉寺等。唐高宗在位期间，东简良建有真像寺，井陉威州建起庄严寺；唐开元年间，恒州城西北创建金牛禅寺，城内又建有花塔寺（又称花城寺，疑为今广惠寺）；唐天宝年间（公元741年至755年）在真定城北建旃坛寺、遍法寺，在城东建精严寺，在滹沱河南建毗卢寺；公元765、766年恒州城内创建永泰寺，并造慧宁塔（即今天宁寺、凌霄塔）；贞元年间（公元785至906年）在城内南门里建广惠寺，筑多宝塔，在城西建大悲寺，在城北建祥光寺。公元705年神龙元年，中宗即位，诏令天下各州立道观、佛寺各一所，均以“中兴”为倾，同年改称“龙兴”，恒州创龙兴寺（今隆兴寺），成为燕赵名寺。
唐代后期，唐武宗因佛教寺院垄断了大片粮田，影响税收，下令毁佛，“并省”寺院，毁铜像、钟磬铸钱。各地官府纷纷响应。而成德军割据藩镇对朝廷诏令置若罔闻，使得真定一带寺院保留，不少高僧迁居而来。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恒州连年大旱，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来自觉禅师设坛祈雨。李宝臣以师礼敬奉自觉禅师，自觉遂发愿在城西斜角头村创建了大悲寺，铸造了高49尺的的千手千眼大悲菩萨铜像。
据敦煌所出s529号文《诸山圣迹志》记载：镇州“其城周围四十里，大寺一十三所，大禅院三十六所，小禅院五十七所，僧尼七千余人。禅律盛行，僧徒肃穆。”（转引自《石家庄通史》古代卷399页。）佛教盛况可见一斑。
与广建寺院相应的是，出现了一批高僧大师，身体力行地传播佛法。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常山人释道安师承西域高僧佛图澄，在常山一带宣讲佛法，传教行医。在他的影响下，真定人赵氏顿改青年红妆，出尘为尼，法号智贤。她精通佛理，风范高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皇帝赏踢的比丘尼。隋唐时期，正定人慧净是隋朝国子博士房晖远的侄子。他不仅博览群书，深谙佛法，而且口才很好，能言善辨，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欣赏，宰相房玄龄将他作为法友，＿经常在一起探讨佛法。当时外国的高僧都称慧净是“东方菩萨”。     就这样，真定成为燕赵地区的佛教中心。
正是这种浓厚的佛教信仰环境，吸引了一位高僧的到来。于是，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里发生了——临济宗在滹沱河畔应运而生，燕赵佛都托起了临济祖庭。

　　　　　　义玄禅师和临济宗创立
临济宗是佛教禅宗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创立者是义玄禅师。
义玄（(? -867年），唐代高僧，俗姓邢，曹州南华县（今山东东明县）人，自幼聪颖，长大后，以孝闻名。后落发受戒，便一心一意精研佛典，打下一定基础，之后，为探求佛教真谛，又开始走出去，不惮艰苦，拜高僧，游方参学。首谒洪州黄檗山（今江西宜丰西北）希运禅师，然后又到高安参谒大愚禅师，得悟黄檗宗旨，返回黄檗山，在山上潜心习禅20年，精研佛教经律，受黄檗印可，北归乡土，游方观风，弘扬禅道。
这时，正是唐武宗灭佛之时，义玄一路走来，看到各地寺院毁废，人们谈佛色变，哪里去找弘扬佛道的场所?晚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谁还有心向佛？一直于大中八年(854年)来到真定后，他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这里寺院星罗，高僧云集，香火袅袅，梵音悦耳。义玄禅师　来到临济院，住持普化禅师主动让位。义玄开始住持临济院，广接徒众。他不仅将江南广为流行的禅宗传播到北国，而且以北方人豪迈勇猛的　气质，阐发禅宗新义，开创了禅宗发展新局面。他的禅风以“单刀直入、机锋峻峭”著称，用“棒喝法”接引学人。学者入学前不必受卷帖浩繁的经典束缚，不需进行旷日不息的苦修，而用“四宾主”(通过师徒问答方式衡量对方悟境的深浅)、“四料简”、“四照用”(针对对悟境程度不同的参学者进行说教)的宗旨接引禅人。一时声名远播，终至成为佛教禅宗一大支派，以寺院得名，号临济宗。
唐咸通八年（867）义玄大师受弟子存奖的邀请到大名府兴化寺讲禅，四月十日与弟子慧然、存奖等问答完毕后，安然圆寂。其弟子将义玄禅师的舍利分建二塔藏之，一塔在河北大名，一塔在真定城内临济寺，皆名“澄灵塔”。唐懿宗敕谥“慧照大师”。弟子惠然辑义玄禅师语录，成《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传世。
　　　　　　　　临济祖庭
临济寺是佛教禅宗支派临济宗的祖庭。
临济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位于真定城东南2里许的滹沱河北岸临济村，当义玄禅师住持临济寺时，该寺已然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直到唐懿宗咸通年间，因战乱，临济寺衰废，义玄禅师意欲别移他处。成德太尉墨君和便把真定城内自家的宅第舍了出来，辟为佛寺，以临济为额，礼请义玄禅师入寺住持。就这样，临济寺从城外移到城内，一直延续至今。
真定临济寺的祖庭地位，是由临济宗在佛教传承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
佛教禅宗是达摩祖师东渡中国在少林寺面壁9年而创立的，经代代相传，传至六祖慧能，慧能传至南岳怀让，怀让传给马祖道一，道一又传给百丈怀海，怀海传给了黄檗山希运禅师，义玄师承希运禅师，成为禅宗的第11代传人（据《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由此可见，临济宗的创立者义玄禅师，得佛法真传，经苦心孤诣地传扬创新，终成独立一派。
临济宗在真定一带产生了广泛影响。咸通年间（公元860-874年），真定城乡先后创建宝寿寺、万岁寺、大华严寺、三圣院等。义玄弟子分别住持各院。
临济宗自义玄禅师创立后，代代相传，传承有序，如兴化、南院、风穴、首山、汾阳、楚圆等，这些还仅算“嫡系”，旁枝就更多了。而楚圆以下又有黄龙、杨岐两大禅系出世，在宋代以来几乎占据了全部汉地的佛教舞台，可见其声势之宏大。这些传人中受到皇帝封赐的就有十数位。
临济门下人才济济，在北宋中后期显赫一时，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黄庭坚、苏轼、苏辙、王韶、吴询、张商英、吴居厚等都与临济宗渊深极深，并被列为“门人”。
   宋金时期，正定一带战争频仍，临济寺毁于战火，唯塔独存，岿然立于瓦砾之中。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敕令将澄灵塔从瓦砾中迁出重建。临济寺现存的澄灵塔便是金代遗存。塔高33米，是一座砖仿木构密格式塔，塔格用绿琉璃砖装饰，远远望去就像一位青衣少女亭亭玉立。因此，当地人又称为“青塔”。
直到元朝，临济寺再度兴盛。1235年史天泽迎请临济宗十六世传人印简大师住持临济寺，印简号海云，成吉思汗曾封他为“寂照英悟大师”，元太宗赐“称心自在行”，定宗曾颁诏，命印简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元至大二年（1309）赵孟頫奉敕撰写《临济正宗碑》文，立于寺中。这时，临济寺成为燕赵佛教中心，周边一些寺院都是临济寺的下院。例如：上京毗卢寺殿阁的修建需经临济寺住持认可，苍岩山福庆寺住持要由临济寺的方丈来任命，等等。就连赵县柏林寺、北京潭拓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山万寿寺等全国知名大寺，都由临济宗传人住持弘法。临济宗已是中国佛教诸多宗派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派。
    明朝弘治十年（1505年)、正德十六年（(1521年)临济寺又分别进行了重修，当时，寺内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澄灵塔和祖师堂及僧房。到明末清初，战乱使寺院荒废。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 雍正皇帝颁诏，“封唐镇州临济寺僧义玄为真常慧照禅师”，谕旨嵌于澄灵塔上。并拨银重修临济寺。道光十年（1830年)，总兵舒通阿出资再度重修，并将祖师殿移到大雄宝殿两侧，使殿堂布局有所改变。
   近代，临济寺废毁，仅存澄灵塔。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临济寺为佛教开放单位，1984年恢复僧人管理，这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委派临济宗第45世传人有明法师来正定接管临济寺，主持该寺重建工程。1986年起，逐步对临济寺进行修复，恢复了昔日祖庭雄姿。
临济宗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海外。在南宋时，临济宗传至日本。八至九世纪日本僧侣多人来中国学法，中国禅僧也东渡弘法。在元、明、清时期，随着各代王朝对外的交流，临济禅法也向欧洲、南亚等地传播。明清时期，临济宗的很多名僧受邀请前去日本弘扬临济禅法。至今，临济宗仍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佛教临黄协会每年都派代表团前来临济寺朝拜祖塔。1980年6月24日，日本“日中友好临黄协会”第一次访华团来正定参拜临济寺祖师塔，1986年，日本临黄协会的100多名僧侣来到临济寺朝拜祖庭。1998年日本佛教界出资在正定城外临济村西南临济寺旧址处树立了“临济祖庭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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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临济寺和当时差多了，还不如柏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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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古城文化景观“刘秀渡河处”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http://zhengding.hebei.com.cn/system/2016/05/15/011027673.shtml

支持真定

不错，我说上周去滹沱河玩，看到了这个碑是干什么用呢？原来今天刚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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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宫殿建筑在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佛教建筑主要在真定府。由于开封城几经黄河洪水淹没，只有真定府龙兴寺的大规模宋代建筑群传承下来。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北宋建筑时写道：“京外名刹首推正定隆兴寺”。
二
       “寺”的建设始于东汉明帝刘庄。大鸿胪的办公场所，称鸿胪寺，是专门接待邻国使节迎来送往的行政官署。“佛寺”是专门招待佛教僧人留居的馆舍，沿用“寺”的概念，是官署建筑的一种。
正定隆兴寺，初名龙藏寺，唐改龙兴寺，清康熙题名隆兴寺。现存一通龙藏寺碑明确记载寺的始建年代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不过寺内已经看不到一座隋唐时期的建筑，现存建筑的大规模兴建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敕建千手观音菩萨和盖大悲阁。自宋太祖之后，宋朝皇帝便以大悲阁为主体建筑，采用中轴线布局，向南进行扩建，形成一坐南北纵深、规模宏大的宋代建筑群。明清时期，特别是康乾二位皇帝对隆兴寺倍加重视，多次重修，并进行不同规模的扩建。1961年3月4日，正定隆兴寺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亲临镇州（今正定）敕令铸造千手观音铜像，并建大悲阁。经过两年精心准备，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七月二十日，三千名士卒开始这一浩大工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十一月建造完成。千手观音像高七丈三尺（实测 21.3米）为我国古代铜佛像之首。铸造铜像用铜 12万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年产铜1874427.5 斤。那时铜是用来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材料，用铸造货币的铜来铸造大佛，充分显示宋太祖的气魄与胆识。盖大悲阁共伐木九万八千四百一十七根（98417根），这些木材堆垛起来可以形成和大悲阁一样高大的实心木垛，可见工程之浩大，用料之精良。宋太祖为什么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建造佛像和大悲阁呢？这不仅仅是对观音菩萨的推崇，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辽国已经占据幽云十六州（今山西省与河北省北部），随时都有沿太行山东麓的平原大军南下，进攻宋朝的可能，为在辽国骑兵进犯中原南下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一道心理屏障，因辽国世重佛教，手持法器的千手观音对契丹族骑兵会有震慑作用，宋太祖敕令建造这尊千手观音佛像，尽管宋太祖知道打仗靠的是 40万宋朝兵卒。
       千手观音有两种，四十只手千手观音是其中的一种，身体两侧各有二十只手。这些手分别配上佛教中意指三界（色界、空界、无色界）中二十五种众生的生存环境，四十只手与二十五有相乘，正好象征一千只手，这是用形象化的夸张手法显示观音力量无比广大。正定隆兴寺千手观音像，共有四十二只手，一双手当胸合十，表示对释迦牟尼的尊崇，其余四十臂各持一法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9年）手抄本《隆兴寺志》记载：“左日右月；左星右辰；左裳右带；左香右花；左灯右涂；左果右茶；左食右宝；左珠右衣；左弓右箭；左铃右杵；左云右锣；左伞右盖；左螺右罐；左鱼右觞；左鼓右钟；左枪右刀；左镜右如意；左轮右经；左幢右幡；左杖右钵。”
正是由于宋太祖的推崇，观音菩萨在中国世俗中的名气和影响几乎超过了一切神祗，成为世俗心目中的第一菩萨。真是千眼遍观世界，千手护度众生。
       大悲阁两翼有两座耳阁，即东侧御书楼和西侧集庆阁。大悲阁为一座出檐三层、歇山顶式的楼阁。其底层面阔七间，进深六间。自室外地平至正脊上皮通高35.5米。御书楼与集庆阁的结构与外观完全相同，均为出檐两层、中设平座、歇山顶式的二层楼阁。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通高21米。大悲阁是早期宋代建筑，形式上更多的继承了唐代建筑风格，雄伟高大，但装饰不很华丽，高大的叠滋式正脊两端饰以雄伟的绿琉璃鸱尾。这座建筑屋顶平缓，出檐深远，显示宋代早期建筑的特色。
三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 1030年）东京玉清照应宫因雷火烧毁，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宫中又起大火，连烧八殿，如紫宸、垂拱、福宁、集英，延和等殿全部烧毁。当时宋仁宗还小，太后哭泣着对大臣诉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于是宫殿没有重建，仅修葺两殿。
      景佑元年（公元 1034年），宋仁宗赵祯在龙兴寺敕建天王殿。殿内供奉的四大天王是佛教王国里名气最大的神将，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皆为中国古代武将装束，寓意“风调雨顺”，暗示天下太平。天王殿建筑特点为单檐歇山顶抬梁式，只用栏额，不施拍枋，斗拱直接坐在柱头上。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天王殿是寺院中轴线最南端的第一座大殿。寺院没有山门，有“寺大山门远，山门在河南”。宋仁宗寄望天神的保护作用一直延伸到东京开封。
      名臣欧阳修上疏仁宗建议停止大规模建设宫观寺院，天圣、明道年间大火，宫殿烧毁，是上天不愿让大兴土木，让皇帝怜惜国力民财。之后，近二十年没有大的建筑。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 1048年），升河北西路行政中心镇州为真定府。皇佑四年（公元 1052年），宋仁宗在龙兴寺敕建摩尼殿。大臣们反对在东京大兴土木，就在真定府建大殿，先修寺院后修宫殿，由此新一轮建造从真定府开始。
      摩尼殿佛坛上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塑像。释迦牟尼，名悉达多，族姓乔达摩，因属释迦族，人们尊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菩萨是仅次于佛的第二等果位，自觉、觉他，缺最后一项。菩萨的职责是帮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解救在苦难中苦苦挣扎的众生。在中国佛教中有四大菩萨，普贤普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摩尼殿面阔七间，进深七间。中国建筑通常由若干“间”组成，以四根立柱，上施梁枋，连结成一体，四柱之间的部分称为“间”。建筑的平面布局决定建筑的等级和建筑思想，间数取阳数九、七、五、三、一。帝王宫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讲的是“九五之尊”。九为阳数最大，五是阳数之中间数。摩尼殿七间平面布局，寓意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经过七天七夜悟道成佛。殿内槽九间，合理寄托了佛祖的崇高地位。摩尼殿是建筑语言与宗教理念的完美结合。
摩尼殿位于大悲阁和天王殿中间的中轴线上，殿身为重檐歇山顶，四个立面正中各出一歇山式抱厦，形成四面山花向前独特的建筑造型。殿高九仞（实测22米），通面宽43.5米，宽度是高度的一倍，一座整个横卧在你面前的庞大建筑，秀整犹带雄劲。完全改变了宋初大悲阁追求高大雄伟的建筑风格，不重魁伟，讲求气势。殿的梁架结构属《营造法式》中的殿堂抬梁式结构。斗拱不仅用量大，而且配置复杂，在和谐统一的前提下富于变化。在外观结构上，微微下悬的正脊和稍稍翘起的檐角构成一种和谐的响应。
       梁思成先生称摩尼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艺臻极品。其结构上造诣之精，将木材应用直接表现到极至，是自秦汉至唐宋千年木结构建筑工程技术、经验积累所产生的最高艺术风格。
四
       熙宁元年（公元 1068年），宋神宗赵顼敕建转轮藏阁及转轮藏。“转轮藏”是佛寺里一种八角形藏经架的通称。关于转轮藏的始创和功能，《佛学大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梁朝善慧大士考虑到许多信奉佛教的人，大多根本不识字，或者说识字也没有时间读经卷，为了阅读方便，创造了转轮藏经架，推动转轮一圈就等于读了一遍经卷，如果能经常来推动转轮藏旋转，次数越多，积累功德越多，和反复诵读经卷效果是一样的。在当时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情况下，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宋神宗在许多寺院里敕建转轮藏，“行度所至，国民受其福”。
       龙兴寺转轮藏阁位于大悲阁前面甬道西侧、座西向东，为一座歇山顶前出副阶的二层楼阁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正方形平面布局。梁架结构为《营造法式》彻上露明造，结构精巧是木结构的杰作，古代建筑中罕有的珍品。“转轮藏”为《营造法式》卷十一中记载小木作结构，保存下来的时代较早、形制较大的还没有。此座转轮藏可谓宋小木作稀有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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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赵顼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在东京建祖殿供奉先帝，可见执行新政的艰辛，与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元丰元年（公元 1078年），宋神宗敕建龙兴寺大觉六师殿，此殿供奉释迦牟尼之前的六佛：毗婆师佛（胜观佛）、尸弃佛（最上佛）、毗舍婆佛（一切有佛）、拘楼孙佛（成就美妙佛）、拘那舍佛（金寂佛）、迦叶佛（饮光佛）统称“过去佛”。
      六师殿位于天王殿与摩尼殿之间的中轴线上，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九间，进深六间。民国初年，因年久失修坍塌，现在仍然是遗址，这座建筑超越了建筑礼制，大概是至今没有重修的主要原因吧。
      宋哲宗时代的建筑大多继承宋神宗的思想。元佑四年（公元 1089年）始建慈氏阁，位于大悲阁前面甬路东侧，座东向西，隔中轴线与转轮藏相对，外貌、规模与特征相近。此阁为歇山顶，前出副阶二层楼阁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结构上采用《营造法式》永定柱造，是永定结构最早的实物例证。阁内供奉木质弥勒菩萨像。弥勒菩萨，意译为慈氏，释迦牟尼预言他将会成佛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将继承佛位而广传佛法，故称“未来佛”。
       六师殿供奉过去佛、摩尼殿中供奉现在佛释迦牟尼，慈氏阁供奉弥勒未来佛，这竖三世佛在同一座寺院中，体现佛佛相生，更替不已的哲理。至此，北宋皇帝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宋哲宗敕建的宋代建筑群已经形成。
       大悲阁、天王殿禀续盛唐建筑雄劲之遗风，摩尼殿浓缩秦汉隋唐千年梁架结构之精华，开拓《营造法式》秀美建筑之先河。
五
       隋文帝杨坚非常推崇释迦牟尼，佛教寺院大都创建于隋朝。佛教建筑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时期，会昌显德两次灭佛，寺院荡然无存，时至北宋，宋太祖开始恢复寺院的营造，选择在隋唐时期曾经具有一定规模的佛寺进行重建。明清二代，对规模较大的寺院，大多是在寺院的前或后增加新的建筑的方式扩大寺院规模。
       天顺七年（公元 1463年）明英宗始建龙泉井亭，位于龙兴寺东北角。平面为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三间，亭为重檐盝殿顶。亭内正中有八角形水井一眼。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被迫来到土木堡，这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迫的将士陷入绝境，最终明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天顺元年（公元 1457年）经历过土木之变的英宗第二次当皇帝，可能是为了永远纪念土木堡没有水喝的日子，给龙泉井建设井亭。
        明朝支持汉地传统佛教中的禅宗，明初禅宗盛行。正德五年（公元 1510年），明武宗朱厚照敕建弥陀殿，位于大悲阁北面的中轴线上，净业堂、药师殿列于东西两侧，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式建筑。佛坛上供阿弥陀佛塑像，双手又叠置于腹前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净土宗认为“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中包含着众生一心仰赖阿弥陀佛的信心和阿弥陀佛愿力接救助众生的神奇效用。如念念不舍，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佛教信徒以念诵这句敬语作为主要的修行方法和达到目的的途径。西方净土为宝莲花所成之土，往生净土的则必须在莲花中成胎。据此，须弥座上枋就浅雕出莲花化生图案。
       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 1486年）在摩尼殿内槽背后的北面，通壁塑一座玲珑庄严的彩绘悬山，碧绿的海水将通壁悬山大体分为三段，形成对称格局，中间为观音塑像。头微向右侧，身稍前倾，身体各部比例适度，姿态优雅端庄。左足踏莲，右腿自然斜压在左股上，右手绕膝轻抚左手腕部。其细眉之下一双智能深藏的眼睛微俯视，恰与礼佛者仰视时形成了感情交流。她那人格化的仪表，亲切和蔼的微笑，一扫宗教偶像的礼制作风，使得整座殿堂乃至整座寺院弥漫了温馨亲切的人性精神。这一艺术上的突破，使宗教概念与世俗生活交融一体，取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鲁迅先生非常欣赏这一艺术珍品，1923年曾于北京山本照相馆购得此像照片，并把它视若佛教美学佳作，陈放于自己的书案上。《重塑背坐观音圣像记》碑文记载，此像为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 1563年）重塑。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时期，为了增加皇帝收入，派宦官在重要城镇和水陆交通线上设立关卡，拦截商人，强行征税，引起了人民激烈反抗，历史上称“江南民变”。为了稳定民心，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10年）明神宗与生母慈善圣皇太后御制毗卢佛像。铜像由三层四身相连面向四方的坐式毗卢佛像和各层下面莲座叠置而成。毗卢佛结跏趺坐，双手于胸前作毗卢印。三层莲座均至圆鼓形，共雕饰莲瓣千叶，每叶表面浮雕一坐式小佛像，共 1072个，形成“千佛绕毗卢”的造型。毗卢遮那佛是密宗的大日如来，佛教寺院供奉毗卢佛屡见不鲜，这尊毗卢佛像构思巧妙造型独特，做工精妙绝伦。毗卢殿原是正定崇因寺的主殿，为了集中保护文物， 1959年迁建于隆兴寺弥陀殿北面，位于中轴线最北端。此殿平面为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五间。重檐歇山顶，大木构架属明、清常见的抬梁式。
六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 1702年），圣祖玄烨令寺中各殿全部整修。此项工程历经６年，于康熙四十八（公元1709年）竣工。敕修隆兴寺建筑同时，在大悲阁与摩尼殿之间的中轴线上建造戒坛，是僧侣接受戒律的坛场。其平面为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五间，为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亭台式建筑，层层飞檐随开间数量的逐层递减而逐层收缩，最上置宝顶。木构架部分，具有明显的清式特点。戒坛上供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铸造的双面铜佛像，双身相连，相背而坐于仰覆莲座上，佛像南为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接引众生前往西方净土。北为药师佛，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曾誓言，以满足众生一切欲望，解除众生痛苦，令身心安乐。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帝亲临瞻礼，目观古刹佛阁巍焕，心中大悦。欣喜之余，他亲书“勅建隆兴寺”，以宋太祖第一个年号“建隆”中的“隆”字，将唐龙兴寺易名为“隆兴寺”。现在保留各殿匾额就是康熙手书的，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是：天王殿上的“勅建隆兴寺”和“天王殿”，“摩尼殿”、“戒坛”、“转轮藏”、“慈氏阁”、“大悲阁”、“弥陀殿”等。最北端是乾隆手书的“毘卢佛殿”。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帝七十寿辰，命重装佛像。在中轴线最南端建造一字影壁墙，三路单孔石桥，更增添了寺院的宏大与庄严。在大悲阁月台下面两座相同的黄琉璃瓦盖顶、重檐歇山式碑亭。平面为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三间。东侧碑亭内为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3年）圣祖玄烨手书《御制隆兴寺碑》。西侧碑亭内为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高宗弘历手书《御制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这两座清代亭式建筑体量不大，显眼的黄色琉璃瓦顶表明了皇帝的崇高地位。御碑亭是隆兴寺中仅有的两座黄顶子建筑。隆兴寺中的其它建筑都是青瓦覆面绿瓦剪边式屋顶，象征佛教中所讲的世间万物。
      我们依照隆兴寺中每座建筑的始建年代，建造原因，建筑结构结构特征，供奉佛像的宗教理念以及文物价值等几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隆兴寺的建筑思想，从宋太祖开始就不单纯是为宗教而建，它不同于四大佛教名山那里是四大菩萨讲经说法的道场，而隆兴寺是帝王们用建筑语言和宗教形式表述统治思想的精品建筑。寺院的兴盛直接映射当时政治经济发展。
       从宏观分析隆兴寺建筑布局。中轴线最南端的一字影壁墙，三路单孔石桥和天王殿组成了隆兴寺的前奏曲。摩尼殿，前与大觉六师殿有天桥相连，后置腰墙与主体建筑群相隔，这种“前通后隔”的建筑艺术手法，更加强调了摩尼殿的重要地位。这是隆兴寺的第一乐章。中轴线上的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它与对称布局的转轮藏、慈氏阁，将清式建筑戒坛，康乾二帝御碑亭揽入怀中。这是隆兴寺的主题乐章。最后是明代建造的弥陀殿与毗卢佛殿把隆兴寺的中轴线向北延伸。
七
       中国建筑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体系，许多建筑是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那些无名匠师们，虽然在建筑上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伟大奇迹，却没有机会对其创造过程作任何解析或夸耀。每座建筑所隐含的建筑思想往往需要我们耐心的去寻找。
       佛教与佛教建筑起源于印度，是早期外来文化，结果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相结合，以崭新的形式，造就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建筑艺术。艺术创造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存在，每次演变都是基于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上，今后中国建筑的发展也不能例外。未来建筑大量采取筋水泥结构和现代工程技术，“宫殿式”木结构建筑显然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理想。如何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为现代建筑师的责任。充分利用现代建筑材料和工程技术，传承“中国元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就像当年王永民面对英文键盘，如何输入中文汉字一样，中国建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会出现的。
八
       今天，在世界各地木结构建筑已成为华人华侨居住地的标志，无论是在欧洲国家的唐人街还是美洲国家的中国城，都会看到中国木结构建筑。在异国他乡看到中国建筑第一反映就是这里有华人居住，倍感亲切。
       隆兴寺中宋、明、清建筑群的和谐延续，告诉我们现代工业化城市建设不是那种大广场、宽马路的简单复制，首先是历史文化的传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工程材料建设城市，生态化、文化化、科学化三部分集成才叫现代化。我们应该继承古代建筑的思想和传统，多建些大象无形，山川形盛，传诸后世的精品建筑，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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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志书记讲话中提到的三个精准： 　　第一是精准确定功能分区，这是对应我们国家的协同发展总体功能定位，按照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这样的空间布局，明确了河北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在集中疏解和分散疏解首都功能转移承接上，推动吸收北京首都的产业转移升级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不至于每个市都去打乱仗，在定位上发生跟自己优势错位的问题，解决好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 　　第二个精准是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要求从省到县市都要去研究哪些功能适合转移到这个地方去，适合承接哪些功能。 　　第三是精准打造一批发展平台和载体。 　　要解决这三个精准，居于首要地位的就是11个设区市以及两个省直管县的定位，所以"十三五"规划建议作为统领全省"十三五"发展蓝图，指导"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纲领性的文件，明确了设区市和两个直管县的功能定位，这就给今后在规划中细化它的产业和城市发展功能，明确发展任务，落实国家的规划纲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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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pczb 发表于 2016-5-15 16:27
正定古城文化景观“刘秀渡河处”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http://zhengding.hebei.com.cn/system/2016/05/15/0110 ...

叫什么刘秀啊，应该叫光武天子， 旅游局的人没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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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经济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什么古迹?什么文化？惟一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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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正定（真定、镇州）城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作为藩镇成德军的治所，随着城池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内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文化建筑也就相应的大量增加，成德军内的达官豪族开始兴建新的极具游赏娱乐别墅、园林。据《太平广记》转引《北梦琐言》和《唐年补录》等文献记载：唐代成德军节度使以及藩镇的一些高级将领，不仅在真定城内建有豪华府第，而且在周围一些县城或名山之中建有别墅。由兵变而为成德军节度使的王庭凑，其祖、父辈就在石邑县城和封龙山建造别墅，王廷凑就是出生在石邑别墅中。
成德军首任节度使李宝臣在拓建镇州城之时，还修筑了牙城，“镇州牙城曰潭城”（《读史方舆.北直》）。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此进行了注释：常山宫后有池，亦曰北潭，州之盛游惟此，‘故牙城为之潭城’（《读史方舆.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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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2年，成德军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为了巩固城防，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借口滹沱河水患成灾，恒州城垣坍塌冲毁，于次年（763年）开始借机拓建真定城，将原来北周时期的石城拆掉，将旧城扩建成一座更加坚固土城，三年后的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也是大历元年）竣工。唐代宗为了笼络李宝臣，褒奖其修城功绩，于当年七月特为其立碑记功，这就是现在仍立于正定城中心的《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德之颂碑》，俗称“风动碑”（也称封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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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方面，宋代镇州城的人们有着自己特有的娱乐方式。据欧阳修记载：“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大名与真定以三月十八日为行乐之日，其俗颇盛”。当时为河北路都转运使的欧阳修，就亲眼目睹了镇州城内的人们在行乐日踏春歌咏的热闹场面：“喧喧谁暇听歌讴，浪绕春潭逐彩舟。争得心如汝无事，明年今日更来游”（《后潭游船见岸上看者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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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家纳新《河朔访古记》中记载：公（史天泽）甲第今在子城黑军营北，第中有静治堂、青樾楼、景光亭、江汉堂云。可见，作为当时朝廷重臣、开国元勋的史天泽其在正定城子城内的府第阔大，其中楼堂亭榭鳞次栉比，气势恢宏，相当气派。
在治理正定期间，他“缮城壁，立楼橹，为不可犯之计，招集流散，存恤困穷”（《元史.史天泽传》），从而使正定城在元初“成天下之巨都，四方之都会”（《纳新《河朔访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