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百年记忆(待续)

蛟矶烟浪 · 发表于 2013-6-10 20:09:09

本帖最后由蛟矶烟浪于 2013-6-10 20:11 编辑

从会审公廨到模范监狱
租界的创设，引发了司法管辖权之争。按照《租地章程》，巡抚、县署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有干预权， “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非卖绝”。资本主义法制主张废除死刑、改革肉刑、实行感化教育。18世纪中叶，以剥夺人身自由为特点的自由刑主张盛行。有关监狱改良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自1846年第一次国际监狱会议后“各国莫不从事改良监狱，并设立万国监狱协会，分年于各都府开会派遣委员各将其国改良监狱事件提出互相讨论，几视为国际竞争之事业”。而清政府顽固遵循祖宗之制与大国威仪，由于中国审监不分、刑法苛酷，各国租界纷纷要求领事裁判权，于是近代中国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人之审判”的主权旁落现象。
　　芜湖公共租界里也出现了“会审公廨”，今中山北路和健康路交叉口的砖木结构二层楼传为临时监狱，为日本人所造，青砖全部水平方向实心砌筑，墙体厚实坚固。治外法权的丧失是清朝守旧派的奇耻大辱，刺激了激进的改良派高呼革新狱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芜湖关道童德璋在知县屈承福的芜湖官牢上扩建大清模范监狱，童德璋分离看守所，合并原男所、女所，监狱分内区和外区，内区有围墙与外区相隔，为号房和水牢，首建60间号房，单人间约4个平方，多人间为8个平方，号房在视线以下没有窗户，设置天窗，地面铺有木地板，号房外的监舍仿八卦布局，行走其间如入迷魂阵。水牢在民国期间废弃。外区为工场和操场，外区东西宽十四丈、南北长三十五丈，外筑围墙一道，高八尺、厚二尺。折合面积5500平方米，设纺织、缝纫、木作等车间，就地改造犯人，后命名为皖南罪犯习艺所，1911年始称模范监狱。
　　民国六年，安徽高等检察厅筹款呈奉司法部，改建芜湖监狱，牢房加高为二层，民国七年开办，凡属芜湖、当涂、繁昌、和县及铜陵的判决罪犯归入芜湖监狱。
　　模范监狱是青砖黑瓦木头梁，在建筑色彩上与老城厢的徽派建筑相糅合，主监楼为十字形，象征“救赎”，四翼冠名为“知、错、改、过”，中央是一座八角楼，底层为看守处，二楼为教诲堂，三楼为了望室。正前门（表门）朝向东内街，砌有花眼院墙以壮观瞻。两旁均有门卫室，待见室、看守室各一间，由表门入内，正中为事务所囊括了典狱长及各科办公室。事务所之西为女监，以横墙划隔，女监正门为女犯接见处，右设转桶传递物品，内外不能轻易相见和传话。合计容量四百四十人。
　　清朝大理院正卿沈家本说：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瞻其监狱之实况，可知国度之文野。在监狱构造方法上，欧美各国“益形完备，有采分房制者，有采杂居制者，有采阶级制者，形式以扇面形十字形为最宜”
　　芜湖模范监狱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建成的模范监狱之一，南京拆毁了江南模范监狱，芜湖模范监狱成为晚清模范监狱的绝版。芜湖能建成模范监狱是因为开埠通商和芜湖米市。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眷顾本省，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芜，大清银行、安徽地方银行、怡和洋行、美孚洋行和数不清的钱庄银楼在芜湖展开米金融，安徽省在芜设立米捐局。芜湖上缴的税银相对充足，二是清政府哪里痒哪里抓，在芜湖抢先建成模范监狱，便于和洋人在管辖权上讨价还价。

会审公廨

蛟矶烟浪 · 发表于 2013-6-12 14:55:06

“码头”乃是水边供船停靠的建筑，古人骑马到水边，把马拴在石头上，于是“码头”临水而生。
流动不居是码头的生存方式，陈独秀到芜湖办完《安徽俗话报》走了，潘玉良在芜湖出脱风尘也走了，小燕子赵薇飞走了……
即聚即散是码头的生理特征，码头文化因而急功近利，芜湖商埠没有一家独大而形成的家族伦理，没有自己的建筑符号，甚至没有土著居民开大的商铺。
码头文化：没有规则的主流，跟着感觉走
上海的流行色很快成为芜湖的街头风，中原的土菜吃不厌，肥西的老母鸡来安生。
码头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寻找主流
码头文化：流动的生活，在竞逐中爱与哀愁！
千年古城，百年商埠，从撑杆木船到远洋巨轮，芜湖码头飘忽了水的记忆，翻新了船的精神！

蛟矶烟浪 · 发表于 2013-6-13 21:05:25

本帖最后由蛟矶烟浪于 2013-6-13 21:07 编辑

蛟矶烟浪 · 发表于 2013-6-14 14:25:37

张孝祥捐田造湖的历史作用
一、芜湖的历史地理环境与镜湖
芜湖位于长江下游地区，襟江带河、山湖相间，沟塘纵横、水系发达，平均海拔仅为6-10米，东北高、西南底，地势低洼，丘阜林立；最高海拔不到100米的赭山是芜湖市区的天然制高点。早在2千年前的东汉三国时期，青弋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还是一片宽阔的湿地，湿地之中零星散落着众多的山丘，如：大小荆山、白马山、神山、鸡毛山、赭山、范罗山、弋矶山等。芜湖的先民大多数聚族而居于这些山丘之上。223年，东吴孙权将芜湖县治由楚王城迁至鸡毛山，奠定了芜湖古城的雏形。到宋代，芜湖正式筑城，城区以鸡毛山为中心，历经元、明、清三代，芜湖古城不断发展，逐步突破了城池封闭的格局，形成了沿青弋江向长江沿线拓展的开放型城区。
芜湖先民逐水而居，得水之利，依水而生、伴水而兴、获水之灵秀；同时，也深知水患之猛、水之无情。用水利、防水害、治水患，一直是芜湖先民永久的生存命题。镜湖，正是芜湖先民在与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中的一个成功的历史范例。
芜湖与长江中下游众多的滨江城市一样，在城区的中心有一片巨大的水面，为城市增添了秀色与灵气。如武汉的东湖、安庆的菱湖、马鞍山的雨山湖、南京的玄武湖、扬州的瘦西湖等。然而，与这些城市不同的是芜湖的镜湖并不是大自然的天然造化，而是一个具有近千年历史的人工湖。这就是 “宋张孝祥捐田百亩，汇而为湖”（ 1919年《芜湖县志》）的镜湖，在芜湖民间也长期以来流传着张孝祥捐田造湖、造福桑梓的故事。
在镜湖开凿后数百年的时空里，这片人工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调节生态、发展经济、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对芜湖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张孝祥与这片人工湖也承载了芜湖传统文化中诸多优秀元素，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张孝祥捐田造湖不仅是“利在当时、功在千秋”的善事，更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创举。
二、张孝祥与镜湖的由来
南宋初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兴起，大举南下。顿时间，江淮之间烽火狼烟、兵戈相见、生灵涂炭。公元1143年（绍兴十三年）为避战乱，世居历阳乌江（今和县乌江镇）的张姓家族举族南迁至芜湖城西之升仙桥西（今长街状元坊），聚族而居。12岁的张孝祥随父张祁来到了芜湖，从此，与芜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时，芜湖城西一带，南邻青弋江、北依赭山、西靠范罗山、东为城池高地，乃三面高地环抱之中的一片平凹之地。在此，张家拥有数百亩田地，是远近闻名的耕读之家。少年的张孝祥与当时所有人一样，开始了读圣贤书、走科举路的人生旅途。“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时策问师友渊源，秦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专门之，孝祥独不攻。考官已定埙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读埙策皆秦桧语，于是擢孝祥第一，而埙第三，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宋史卷三八九列传第一四八）从此，23岁的张孝祥走上了他短暂而坎坷的官宦之途。
张孝祥勤政爱民，他“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俄起知潭州，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湖南遂以无事。复待制，徒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筑守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置万盈仓以储诸漕之运。”（同上）然其“立朝抗论，与人主争是非，不允不已，”固，仕途坎坷，10余年间两次遭贬，38岁时请辞归芜，不久因疾卒。宋“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同上）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仍，大批人口南迁避难，迅速改变了江南地旷人稀的局面，南方经济快速发展，长江流域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芜湖地区的圩田经济经过三国以降数百年的发展，到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芜湖近郊多为山丘与洼地相间的地貌，张孝祥的少年正是在这岗阜水乡的环境中度过的，对水利、水害感触颇深。他在后来的“雨中过南陵”一诗中曾写道：“圩田雨多水拍拍，山田政作龟兆拆。两般种田一般苦，一处祈晴一祈雨。去年水大高田熟，低田不收一粒谷。”可见，他对家乡人民在大自然的肆意妄为下的无奈。
但是，张孝祥又是一个“蚤负才俊，莅政扬声”的天才，他善于思考、敢于实践。张孝祥寓居的芜湖西郊是一片岗阜环抱的水乡，十年就有九年涝。当春夏之际，雨水频频，高地之水四处浸满，一块块低洼水田顿成泽国，乡民一年的辛勤劳作化为乌有的现象屡屡出现。这无疑给热爱家乡、关心百姓疾苦的张孝祥以深刻的影响。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孝祥第一次罢官回芜，面对本地“两般种田一般苦，一处祈晴一祈雨。去年水大高田熟，低田不收一粒谷”的农业生产状况，回到家乡之后的张孝祥，做成了一项伟大善举，即捐出良田百亩，挖掘成湖，蓄水防涝，灌溉周边高地农田，造福桑梓。人工湖开凿成功后，他将此湖命名为“陶塘”，（即今日镜湖）以志其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的崇敬之情。据宋人叶绍翁在《四朝见闻录》里记载：张孝祥在陶塘边建有“归去来堂”以为读书处，也突出地表达了他对陶渊明的推崇和仰慕。
三、张孝祥筑镜湖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在陶塘开凿之初的南宋，农业生产是百姓的生命之托、朝廷的赋税之源。因此，从张孝祥捐田造湖的本意来看，他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当地百姓“一处祈晴一祈雨”的农业生产的困境。陶塘最初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调节生态和发展生产的经济性功能，即蓄水防涝和农业生产上的灌溉功能。由于陶塘的蓄水功能，使得雨季四处浸满的雨水汇聚于湖，也使周边的高低田地得其防涝、灌溉之利，乡民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人们不再“一处祈晴一祈雨”了。也正是因此，张孝祥捐田造湖的故事在芜湖地区广为流传，乡民们对他感恩戴德、世代传颂。
张孝祥捐田造湖的举措，有他的思想基础和经验背景。如史书所载，他在荆州为官时就很好地治理了荆州的水患。而他牺牲一己之利、服务于百姓的思想境界和质朴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他担任建康留守时，对不断频发的秦淮水患的治理方案之中。他分析了秦淮水患的主要原因：一是河水入江之口，因“兵变后，砌叠稍狭，虽便于一时防守，实遏水源，流通不快。兼两岸居民填筑河岸，添造屋宇”，导致河水入江不畅。二是秦淮河有“一半淤塞为田，水流不通，”民虽有一时之利，却存有河水泛滥之隐患。针对此，他提出了防治秦淮河水患的良策：“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别为两派：正河自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其为青溪，自天津桥出栅寨门，亦入于江，缘栅寨门地，近为有力者所得，遂筑断青溪水口，创为花圃。每水流暴至，则泛溢浸荡，城内居民，尤被其害。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道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宋史卷九七志第五○）在他的对策中，就提出了还田于河、取“有力者”（权贵）之花圃以通溪水之道的主张。从这些主张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与张孝祥在芜湖捐田造湖、蓄水防涝相同的思想境界和生态意识。
张孝祥捐田造湖以后，在湖边栽花养草、种树植柳，在湖中养鱼植藕。随着芜湖城区的不断西扩，原来的古城西郊逐渐成为城区的中心。于是，在城区中央、赭山脚下平添了一处人工美景，它与赭山青山碧水、两相辉映，蔚成秀丽景观，装点着芜湖这座滨江明珠城市，造福着世世代代的芜湖人民。
近千年来，江南地区人民在岗阜平洼交织之地，因地制宜、开塘堰、蓄水防涝、灌溉高田的普遍做法，是影响了张孝祥，还是多多少少受到了张孝祥开凿陶塘的影响呢？如今已经难以考证。但是，早在近千年之前的宋代，张孝祥捐田造湖、蓄水防涝以调节生态、服务农业生产的做法，不仅是造福桑梓的善举，更是集经济、生态、环境美化为一体的一大创举。
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长街的开市，芜湖作为滨江商贸重镇的地位不断加强，城区由东向西逐步拓展，原来的西郊逐渐成为商贸交易之所。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商业人口的增长，富庶的商贾之家在城西广置地产、兴建家宅以及私家园林，城西的农业生产基本消失。从此，镜湖的农业生产灌溉性经济功能也随之消失。而镜湖的蓄水防涝的生态调节功能与城市环境美化功能则逐渐得到了强化。
明清时期，芜湖官方与民间不断对镜湖进行整治、修缮，开发建设，使镜湖逐渐成为“邑中风景最佳处”。明代中期，在镜湖之畔修建了商人聚会之所。清代从乾隆到道光的一百余年间，镜湖四周临水而建的亭台楼阁、茶馆酒肆近20处。著名的有长春园、陈园、希右园、来佛亭、吴波亭、陆羽茶社等。清代道光年间，芜湖关道宋熔将陶塘截为两半，形成“大陶塘”和“小陶塘”。堤中修“柳荫桥”，堤南修“留春桥”，并模仿杭州西湖筑“功并苏白”石坊，为镜湖增色不少。道光二年（1822）芜湖名宦、著名诗人王泽将留春园买下改名为“希右园”，常与其师黄钺在园中把酒赋词。1919年的《芜湖县志》记载：“清乾隆间，湖上林亭见诸名人题咏者，不可胜计。今则茶坊酒肆、梨园歌馆，绕堤而居。门巷栉比，车马喧阗，最为繁盛。湖中小艇，随处可唤渡。”
新中国成立后，芜湖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镜湖风景区的建设。建国之初，芜湖市拓宽了环湖马路，疏通了与外江相同的水道，修筑了水泥石块环湖堤岸。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芜湖市政府对镜湖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绿化与美化，扩大了滨湖公园、建设了鸠兹广场。将镜湖与鸠兹广场、中山路步行街连成一片，成为闻名遐迩的城区著名景区。
如今的镜湖不仅是芜湖城市的一张美丽的风景名片，也是城区中心宝贵的生态调节系统。它用那四季别宜、婀娜多姿的景观装点着城市，同时也在水、气、温度等方面调节着中心城区的生态环境。在梅雨季节的暴雨突降之时，它容纳着无法迅速排出的积水；炎炎夏日里，它宽阔的湖面吸纳着腾腾热浪；它湖边的绿化带吸附着城市的废气，净化着周边的空气。数百年来，它以默默无语的存在，为芜湖世代百姓提供了休闲、怡情、养身之所。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精神需求的不断增长，景观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异军突起，镜湖作为城市中心独特旅游景观资源的价值日益突出，镜湖历史上曾经具有的社会经济性功能重新凸显。如今的镜湖，已经成为芜湖市重要的旅游景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为芜湖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持续性的贡献。
张孝祥捐田造湖，为芜湖人民留下了一片绿水，数百年来造福着一代一代的黎民百姓。而他的这一创举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低处还水、灌溉高田的生态意识和将环境保护与环境美化相结合的实用主义美学观，对我们今天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