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崤之战

再说晋国方面。早在前些年秦穆公背盟而去的时候，晋文公就已经对秦国可能会利用郑国做文章而有所警惕了。恰好此前郑文公的儿子公子兰在晋国流亡，彼时其因不愿参与围困新郑的战争，正留在郑国东部边境等候命令。

眼下晋文公不得不解开郑之围，但作为解开围城的条件，他们要求郑国必须要签订盟约，将公子兰迎回国内并立为太子。郑文公虽不情愿，但在强敌犯境之际却也只能听命。郑文公死后，也正是这位公子兰继任成了郑国的国君，也即郑穆公。

郑穆公与晋国关系本就密切，如今又知秦国欲对郑国行不轨之事，其派遣使者到晋国恐怕就不仅仅是求援这么简单了。晋国中军将先轸对郑穆公的意图心领神会，一直对秦国持强硬态度的他，不愿因为固守教条错过机会，因此在朝堂议政时极力主张出兵：“秦君因贪婪不义枉顾蹇叔的劝阻，如今劳师动众轻率东出，可谓是天赐良机。正所谓天赐不取，必受其咎。我们一定要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要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再也不敢觊觎中原。”

下军将栾枝却有些疑虑：“秦君对先君曾有大恩。如今先君尸骨未寒，你们就攻打对他有恩的人，在你眼里还有先君吗？”

栾枝的想法或许有些迂腐，但却也算是在贯彻落实晋文公在世时的指导思想。当初秦穆公把事情做绝了，晋文公都没有跟他翻脸，提出的理由便是有恩必偿。因此在栾枝看来，晋文公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如果在场诸君都还对他怀有忠心的话，就不应该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将他推入忘恩负义的道德困境。如今，秦国的恩惠还没有报答，你们就要跟他的恩人翻脸，这可是不忠不义之举啊！

我们无法臆测晋文公是不是真的如此坦荡，但若回到当时的局势，恐怕他所顾虑的还不止这些。上一辑曾提到，晋惠公时期两国之间便已经呈现出了晋强秦弱的态势，惠公试图在进取中原之前先行理清两国关系，于是便刻意挑起了争端，最终却因对局势估计不足而功败垂成。晋文公上台后，吸取了当年的教训，在梳理两国关系时，刻意维持现状，力图通过长期的实力消长暗中与秦国角力。

晋文公之所以作出如此的决策，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两国实力差距并不悬殊，晋国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完全打败秦国，这就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易变，需要经过长期斗争来解决。否则的话，战端一旦开启，即便是能在一两次战争中侥幸取胜，可只要你不能做到一战而溃敌，无损于秦国的整体实力，秦国就必然会报复。如此一来，晋国就不得不与秦国长期纠缠，从而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脱身，这种长期战争势必会严重消耗自身的精力。而在此情形之下，谁也难保齐、楚两国不会趁虚而入、趁火打劫，从而影响到晋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甚至葬送掉晋国几代人前赴后继所创造出来的大好局面，刚刚取得霸权的晋文公显然不愿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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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由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特殊性，使得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又总是无法调和，“秦晋之好”这种和平局面也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晋文公对于秦国的妥协态度终究只能是一时之策。

首先是争夺地区霸权的需要。

当时中原周边有齐、秦、楚、晋四个实力相当的强国各自雄霸一方。当大国之间在核心利益上没有冲突，或者有其他诸侯作为缓冲带时，才有和可能和平共处。比如齐楚、齐晋、晋楚之间，都有其他诸侯作为缓冲，多数冲突仅限于对中原的控制权的争夺，即便互有胜负，也不会对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

然而秦晋之间的关系却不同，两国之间有几百公里的国境线相连，在黄河西岸势力范围更是犬牙交错，正可谓是山水相依、鸡犬相闻。这种一衣带水的邻里关系，无论是对于大国还是中等诸侯国，实际上都不是什么好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区域内出现了两个可堪匹敌的大国，就必然要争出一个雌雄短长。东方的齐鲁、中原的郑宋、西方的秦晋，这几对欢喜冤家在春秋几百年历史中不断争斗，便是这一地缘政治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晋国素来有着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齐、楚两国若想要威胁晋国本土，除了要穿越中原屏障之外，还必须要渡过黄河，克服太行、中条天险，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晋文公才敢在立足未稳的时候，与令中原各国人人战栗的楚国针锋相对，甚至赌上自己的国运，这个条件是其他诸侯都不具备的。

但话分两头说，这种优势只是相对于楚国和中原诸侯而言的，秦国却不受此法则的限制。在上一辑也曾介绍过，秦晋之间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位于北端的龙门渡口，另一条是位于南端的蒲城、风陵渡口。

这三处渡口附近水面开阔、水流平缓，黄河之险无法抵挡秦军东进的步伐。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以王城和上梁为桥头堡，通过黄河水面直接入侵晋国。这种优势的地理条件，就使得秦国能够成为当时国际上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条件对晋国本土构成威胁的国家。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晋国要想稳固霸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机会，彻底清除秦国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两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绝对容不得有半点轻慢。

最后是争夺中原霸权的需要。

每当人们论及战国史，崤山函谷关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可当人们提到春秋史的时候，对于同样的战略要地重视程度却不够。崤函谷地既是晋国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国东进的必由之路，是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自秦穆公即位以来，两国无论是互通有无相扶相携也好，还是刀兵相见大打出手也罢，其最终目的都在于此。这也就注定了“秦晋之好”的佳话无法长存，绥靖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的分道扬镳也不可避免，这一点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晋国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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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先轸时刻都对秦国持有戒备心理，也随时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打破双方之间的均势。实际上，早在秦晋两国尚处于蜜月期的时候，晋国对秦的秘密工作就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以至于秦穆公要偷袭郑国的决定还没有出炉，散布在雍城的间谍便已经源源不断地将各种消息传回了国内。当秦穆公终于下定了要出兵的决心时，先轸更是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准确线报，由此，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浮现了出来。

这里的问题在于，正如栾枝所担忧的那般：先君之言言犹在耳，这才过去几年呀？秦国还是那个秦国，晋国也依然是这个晋国，两国之间实力差距还没有拉开，这个时候就背弃先君的战略部署，这合适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算一笔账。

前面提到过，秦军此次出征的军队规模有三百乘，在其他的一些史料——比如《吕氏春秋》——中，甚至还有五百乘的提法。我们姑且以保守的三百乘来估算，按照每乘配备七十五人的标准，此次孟明视带出的军队足足有22500人。

春秋时期每乘配备军队的标准不一，由此来推断军队数量很难保证准确性，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计算。四年前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曾出动三军兵车七百乘，总兵力约有四五万人，按照兵车数量来折算，三百乘兵车配备两万人的兵力也并不夸张。

此外，秦军此行的原本目的是要攻取郑国，郑国虽不及秦晋强大，却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在八十年前，秦晋两国还没有发育的时候，郑庄公已经开始雄霸中原了。与周桓王闹别扭的繻葛之战，更是拉出了三个军的队伍，将周王的军队打得大败，而彼时晋国恐怕还很难凑齐一个军的队伍。即便是考虑到经过长期内乱，以及齐楚两国多年的打压，郑国军力大不如前，却也不是任谁都能随随便便灭掉的小国、弱国。秦穆公哪怕是再自负，哪怕是仗着有人做内应，恐怕也不至于天真到只派区区几千人就出门吧！

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秦军在计划泄露之后，就地取材灭掉了滑国。古代攻城作战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通常围城的部队数量总要大于守城的军力，否则就很难攻取。滑国虽小，却也不至于毫无抵抗力，秦军想要攻取，不经过激烈的攻城战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从各个口径来计算，此次出征两万人兵力这个数字也并不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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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万人的军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战国时期列国交战，动辄就会有数万人的斩首，这个数量级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春秋时常规军力配置，一军的兵员数量约在10000至12500人之间，两万人基本上等于二军的规模，具体的细节前文已经有过介绍。

而依照后来儒家所设计的理想模型，诸侯国军队规模应维持在“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水平上。这也就意味着，二军基本可以与当时中等以上诸侯国所保有常备军规模相提并论了。现实情形亦是如此，晋武公在统一晋国受命为诸侯时，其军力规模只有一军，到献公中期才扩展到二军，这个规模一直维持到城濮之战的前一年。秦国军力弱于晋国，两军基本上就是他们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了。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征服郑国，秦军几乎是将全国常备军力全部派了出来。

既然秦军主力已经倾巢而出，而领军的将领又丝毫不把这当回事，如果晋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将秦国的有生力量一网打尽（这件事光是想想就已经够刺激了，也难怪先轸会为此亢奋不已），秦国还有什么力量与晋国抗衡呢？更何况，秦穆公一直都注重形象建设，如今却趁着晋、郑两国国丧期间发兵，而且还不向晋国借道，这一连串的失误就已经把他终身奉行的仁义之道弃之脑后了，可见他如今有多昏聩。穆老头子好不容易昏一次头，你也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番心意不是？

先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力排众议厉声反问道：“晋国有大丧秦国不来吊丧也就罢了，反而要趁机攻打我们的同姓国家，是他们无礼在先，跟他们还讲什么恩惠？更何况，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为子孙后代谋福利，这才是对先君最好的报答！”天赐不取，必受其咎，先轸如此坚持，众人也无话可说，只能听从。

不过栾枝的疑虑也总得考虑，秦穆公犯浑是他的事，作为诸侯之伯，天下盟主，你也不能总想着学习坏典型吧！春秋时期虽说礼崩乐坏，可表面上的礼仪总还是要遵守的。莫说是在本国国君的丧期内，便是出征时遇到敌国国丧，领军的将领也必须得撤军回国，以便让敌国从容地把丧事办完。晋国现在正处于丧期之内，晋文公的尸骨还未入殓，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动刀兵的，否则的话，那就是真不把先君放在眼里了。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难缠的问题。秦穆公正是看准了这个时间差，认定晋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丧期内出兵，这才敢于倾尽全国之力长途奔袭郑国。这个问题若不得到解决，出兵便不具备正义性和合理性便会受到质疑。就算你们无所谓，可这事要传扬出去，老百姓会怎么看，军中将士会怎么想，国际舆论又该怎么议论你们？公然违背周礼，无视法纪，就算是打仗打胜了，你们就不怕众口铄金，就不担心诸侯举旗造反？

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阻碍对于素来不走寻常路的晋国人来说还真不是什么事：假如我们就是遵循了先君的遗愿呢？

于是乎，这年十二月初十日，也就是晋文公去世的第二天，绛都郊外就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

那一天，不知天上有没有下起濛濛细雨，人们在一片哀歌之中，心情沉重地扶着晋文公的灵柩，准备前往曲沃。可队伍刚刚离开绛都，棺材里就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那声音沉闷而嘹亮，就好像是有一头牛在棺椁中嚎叫。

人要见鬼或许不稀奇，可如果白日见鬼，见的还是国君的鬼魂，那可就不一样了。扶灵的人被这一声嚎叫都吓得面如死灰，纷纷拜倒在地，一个劲地向死去的先君叩头求饶。

每当读到这段故事，总会有人忍不住八卦之心大发，从而提出一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疑问。比如，晋文公生前是反对伐秦的，可为什么在他死后手下的将领就一反常态坚决伐秦？为什么晋文公的灵柩会发出如牛叫一般的声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有人据此推测，认为晋文公的死或许是一场阴谋。因为晋文公不同意伐秦的意见，结果就被这些大臣们害死了，甚至还耸人听闻，说晋文公原本没有死，他最后是被人活埋的。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为了争权夺利弑君杀人的事情不少，可若因为意见不和就要对国君滥施武力，甚至还要活埋君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这种说法所提供的依据大多牵强附会，多半也是好事者为博眼球、刷流量而胡乱附会出来的邪说，不值得取信。

言归正传。这件事发生后，国人都被吓得面如土色，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位大夫名叫郭偃的大夫突然站了起来，向众人说道：“诸位不必惊慌，先君这是在向我们发布命令，说不久之后会有从西方来的军队过境侵袭，如果出师攻击，必定会取得大捷！”

郭偃又叫卜偃，是负责占卜问神、沟通天人的神职官员。早在献公娶骊姬的时候就有过表现，此后更是以一个预言家的身份多次现身说法，在仍崇信神祇鬼怪的时代里拥有很高的威望。与此同时，郭偃在晋文公时期还主导了晋国的各项改革，因此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是一个能与管仲齐名的贤臣，深得文公的信赖。正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身份，以及在国内与日俱增的政治声望，使得人们深信他的确能够听得懂棺材中所发出的声音，自然而然地也就认为这真的是先君显灵在向人们发布命令了。既然先君都已经发话了，那还废什么话？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晋国在丧期内开战的伦理困境也算是迎刃而解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该如何把握好这次机会，给秦军以最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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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轸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在他主政期间，所有作战都会经过精密部署，尽可能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佳的战绩。这次也毫不例外，他特意将作战地点选定在秦军班师的必经之路——崤山，作战的方式也选择了与以往两军对阵进行车战完全不同的形式——埋伏战，就是要最大可能地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晋国五军十卿倾巢出动，总兵力接近对方的三倍。还未成年的晋襄公被五军将佐裹挟着，将丧服染成黑色，以梁弘为御戎，莱驹作为车右，前去伏击秦军。

即便如此，先轸还是感到不放心，他特别派人去到陆浑与狄人联络。我们知道，陆浑之戎是晋惠公早年安插在秦岭的一颗棋子，当时迁徙到伊洛流域的陆浑之戎至少有两支：一支是晋惠公的母族允姓之戎，还有一支是姜姓之戎。先轸此次动员的就是姜姓之戎，他们与晋军紧密配合，共同作战，共同对秦军的必经之路进行了合围。

这其中当然也免不了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秦军两万多人出征都被发现了，晋军一次性出动了将近七万人，同时还联络了姜姓之戎，很难做到完全保密。再比如，秦军在出征之前，蹇叔就曾提到过，崤山山谷地形险要，有可能遭遇晋军伏击，可见秦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糊涂的。如何能够让秦军如愿地走入晋军布下的口袋，还不起防备之心，就需要下很大功夫了，这其中免不了要有郑国——乃至于周朝——的配合。不过由于史料阙如，此处就不做臆测了。

一切布置完毕，晋军埋伏在崤山山谷的北侧，姜姓之戎埋伏在山谷南侧，就等着秦军前来自投罗网了。在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日夜之后，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车马声，千里奔袭无功而返的秦军终于慢慢地走进了晋军布置的口袋。

正如蹇叔所言，“勤而无所，必有悖心”。秦军行至此处的时候，军容还是一如既往地散乱，军人们因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再加上连日来行军的劳累疲惫，此刻大都满腹牢骚，自然也就毫无防备之心。蹇叔嘱咐儿子们的那些话，估计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只管能早日回归秦土，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等秦军完全进入崤山谷地，晋军将士们一直期盼的号角声终于吹响了。山谷中的秦国军士完全愣了神，还没搞清楚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就见滚木礌石矢石箭雨如蚂蝗一般铺天盖地而来。

他们顿时被吓傻了！

几百年来，中原大地上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可还从来没有哪次是以这样的形式进行的。他们所熟知的战斗形式，要么是像宋襄公所描述的那样，两军对垒、不鼓不成列的君子之战，要么就是以城墙作为依托的攻坚战防御战。即便是自号蛮夷的楚国，在与中原国家展开斗争的时候，也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进行的。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歼灭战，这还是第一次。

也正因为如此，中原各国的军队都没有防备埋伏的意识。猛然遇到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形式，哪怕是训练有素的不败之师，也都会手足无措，更何况是这支纪律涣散的疲惫之师呢！

秦军在晋、戎两军的夹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顿时山谷中哭喊嘶叫的声音震彻天地。军士们四处逃散，却囿于地形的限制无处可逃，人马车辆互相踩踏碾压，死伤不计其数。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地形地利选择得当，这次的战斗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晋军也没有遭遇到过于激烈的抵抗。《公羊传》在讲到这场战事时，语气极为平缓地叙述道：“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殽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

“匹马只轮无反”，就是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除了走在队伍前列的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主将被晋军生擒之外，所有将士无一人生还。

这一天，是晋襄公元年，也即公元前627年，周历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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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秦晋冲突

拜赐之师

崤之战结束后，秦军将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被押解回绛都。

正如当年秦穆姬为了晋惠公而作势登台自焚，以威逼秦穆公的旧事，如今风水轮流转，当年因政治联姻被迫改嫁重耳的文嬴，也开始为故国的命运而感到担忧了。为了挽救秦军三帅的性命，文嬴不顾嫡母之尊，跑到宫里向晋襄公苦苦哀求：“这三个卑鄙小人离间我们两国的关系，我的父亲对他们早就恨之入骨了，巴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将其千刀万剐。他们横竖都是个死，倒不如把他们送回秦国，让我的父亲亲自把他们杀掉，也好解他的心头之恨，你说呢？”

晋襄公当时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文嬴的劝说让他顿时感到手足无措。最终他还是拗不过文嬴的一番哭诉，一时心软就把秦军主将都放走了。

等到先轸去朝见的时候，问起该如何处置秦军战俘，却听到了这个结果，顿时火冒三丈，大骂道：“武人们拼尽全力在战场上把他们抓住了，你却因为深宫妇人的几句话说放就放，你还有没有长脑子啊？你现在心慈手软把人放了，他们回国之后可不会念你的情，必定会找我们复仇！就你这种做法，我看晋国的基业迟早也得让你给败光了！”说完之后也顾不上礼节，在国君面前唾了一口扬长而去。

面对先轸的无礼，晋襄公不但不敢发怒，反而像做了错事一般没了主意，踌躇之下赶紧派自己的师傅阳处父去追赶。阳处父日夜兼程追到黄河边上时，却看到那三人已经登上了船，准备要渡河西去。面对这般情景，阳处父急中生智，解下了战车左边的一匹马，到岸边喊住孟明视，说国君派他来给三位送行，要赠给他们一匹宝马。

秦军三将一路上马不停蹄地逃命，就是害怕晋国人会反悔。如今总算虎口脱险，哪儿能让你用一匹马就给骗回去？为首的孟明视于是叩头说：“承蒙贵国的恩典，没有用我们的头来祭鼓，而是允许我们回国受戮，在下实在感激不尽！我们既是败军之将、戴罪之身，回国以后能得寡君明正典刑，也算死而无憾了。倘若侥幸得到寡君的恩赦，三年之后必将拜谢贵国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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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明视一行回国的消息传到雍都，秦穆公早早就穿着素服住在郊外迎接他们。等他们回到国都，秦穆公更是对着他们嚎啕大哭，说：“都怪孤一意孤行、鲁莽从事，没有听蹇叔的话，让三位将军身受囹圄之苦，这都是孤的罪过。”

为了表示悔过之意，他继续任命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执政。尽管有各种势力暗中怂恿，蛊惑秦穆公要杀一儆百，秦穆公都不为所动。这些也都在先轸的预料之中，更符合秦穆公的一贯做法。

秦穆公如今已经抱定了复仇的决心，因此必须要团结国内贵族，继续使用哀兵之计鼓舞国人与晋国决战，这种做法与当年韩之战时如出一辙。秦国相对于晋国来说虽然弱小，可是一旦群情激愤，斗志被激发出来，晋国未必能够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先轸才在晋襄公面前说：“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当初阳处父送别秦军三帅时，孟明视曾表示，假如自己能免于死罪，三年后定要拜谢晋国的恩赐。不过孟明视大概是个急性子，仅仅两年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兑现承诺了。晋襄公三年（公元前626年）春，孟明视的带领秦军起兵伐晋。晋襄公以王官无地为御戎，狐鞫居为车右，亲自出兵御敌。

不过，这场战争虽是秦国挑起的，战争发生地却是在秦国境内。二月初七日（周历），两军在彭衙相遇，秦军大败。当年冬天，晋国以霸主身份召集了郑、宋、陈三国伐秦，一举攻占了彭衙以及附近的汪邑（均在陕西白水县附近），孟明视发愤两年的结果，却是偷鸡不成反而蚀了把米。

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秦晋两国的百姓来讲会有不同的观感。于晋国而言，或许是为了讥讽孟明视不自量力，他们戏称孟明视所带领的军队是“拜赐之师”，而发生在年初的那场彭衙之战，自然也就同样被戏谑为“拜赐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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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寇勿迫

于秦国而言，连续的失败让他们的信心再次遭到了重创。为了能够保持对晋国同仇敌忾的决心，秦穆公对孟明视的过失依然不予追究，继续任用他修明政事、重施于民。秦穆公注重修明德，尽管孟明视一再战败，却能够不计前嫌仍然委以重任，在儒家士人看来，足见其胸怀之宽广，德行之高尚。有鉴于此，《左传》引用赵衰的感慨说道：“念德不怠，其可敌乎？”秦国虽然战败了，可他们却能沉下心来增修德政，这样的敌人简直太可怕了。假如秦军再来进犯，一定要避开锋芒，不与之接战。

然而事实上，史料中却有意忽视了一个细节：这次战争结束后，孟明视虽表面上仍受“重用”，但却显然已经失去了秦穆公的信任。第二年周历五六月间，秦国再次大举出兵伐晋，而这次带兵的主帅已经不再是一败再败的孟明视了，而是由秦穆公亲自担纲，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其中的逻辑也很容易理解。崤之战秦军战败全军覆没，国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秦穆公主动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体现了一位君主应有的担当，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军将领就全无责任了。为了能够团结国人同仇敌忾，秦穆公保全了孟明视等人，给了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然而拜赐之役孟明视再次丧师辱国，不仅如此，其大举伐晋的军队还没出了国境，就被人反推到了家门口，如此奇耻大辱，显然已经超出了秦穆公忍耐的极限。

秦穆公虽剥夺了孟明视的军权，但为了稳定军心，保持秦人同仇敌忾的决心，依然没有处罚孟明视，而是让他专心于扩充国家财政。孟明视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自然要竭尽所能榨取国人财富，使得秦国的政治机器超负荷运转，以期在未来的决战中战胜晋国。经过短暂的准备，秦穆公尽起大军，在渡过黄河之后，更是破釜沉舟，气势汹汹地要找晋国的麻烦。

秦军将士以必死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他们沿着涑水谷地一路北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兵锋所指无人敢挡，一直打到了绛都的郊外。这次战事在秦穆公的粉丝眼中，是胜利的一战、荣誉的一战，他打出了秦军并吞山河的气势，也打出了秦人不屈不挠的风格，展示了秦穆公在经历挫败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若要实事求是地回归原典，这场战争所取得的成绩却着实差强人意。秦军在晋国境内横冲直撞，除了攻取王官（山西闻喜）之外，并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的反差，与晋军所采取的反击策略有莫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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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有云：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这次战争秦穆公舍弃了孟明视而亲自挂帅，其必胜决心已经昭然若揭；在渡河之后又破釜沉舟，更是要想全体军民、向世人表明，他早已下定了鱼死网破的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这也正是“穷寇”的表现。

正所谓“穷寇勿迫”，面对这样的亡命之徒，便是你有诸葛之智、张飞之勇，也断然不能和对方硬拼的。避而不战并不意味着怯懦，也并不表明对手就那么不可战胜，而是意味着：即便你战胜了，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超乎想象。面对这样一股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你又何必跟他们硬拼呢？好好活着不好吗？

在这方面，晋国有绝对的优势。

现代体育比赛常常讲究所谓的“主场优势”，然而在实际的战争中，地理形势上的主场作战恰恰是兵家大忌。秦国大军深入晋地，于晋军而言是处于“散地”，士卒顾念家中的妻儿，又背靠故土自觉有后路可退，便没有死战的决心，一旦遭遇挫折就容易四处逃散。反之，于秦军而言则是“重地”，军士因深入敌境，前后左右全是敌人的城池土地，自知无退路可言便只能拼死一战。身处“重地”的军队，缺乏稳定的粮草补给，因此就需要就地抢掠。克制这样的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深沟高垒，坚守不战，令对方难以久持从而不战自溃。

晋惠公当年韩原兵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不懂兵法的亏。时隔十几年，晋国人虽然还没有成熟兵法的指导，却已经懂得避敌锋芒的道理，因此对于秦军的挑衅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秦穆公盛气而来，带领军队在晋国的城池之间横冲直撞，却没料到对手并不是晋惠公，一个个都躲在城里当起了缩头乌龟。

秦军缺乏粮草补给，又抢不到战利品，没过几天军心便涣散了。秦穆公四处求战不得，只好悻悻然地经虞坂古道从茅津渡河，去到崤山谷地，为四年前阵亡的将士修筑了一座公墓才回国。

到第二年，晋襄公帅师入秦，重兵包围元（原字为“元+刀”）、新城（都在陕西澄城境内），算是对秦军王官之战的报复。而秦国因复仇心切，在已经损伤全部主力的情况下，不思休养生息，却要大肆掠取民力，榨取国人财富，政治机器在短时期的高速运转，已经失去了再战的能力，面对晋国的挑衅也只能忍痛作罢。至此，崤之战后秦晋两国之间恩怨情仇，经过两个回合的交锋算是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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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遗恨

崤之战后，秦穆公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准备，与晋国进行了两个回合的战争，却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到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其本人也因为心力交瘁，怀着霸业未成的绝望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他还想着自己未竟的事业，决心在死后继续任用贤能之士，让自己在黄泉之下还能够成就霸业，于是就用了177人为自己殉葬。这其中就包括当世贤人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

为了哀悼这些贤能之士，同时也为了表达对秦穆公丧心之举的鄙夷，秦人曾作《黄鸟》一首。诗云：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
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左传》更是借用君子之口评论道：

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勿忘在莒

秦穆公声名在外，后世儒家也大都把他作为道德楷模来供奉，甚至还要将其列入以仁义为典范的“春秋五霸”之列。但要实事求是地讲，秦穆公的作为非但不足以为人所效仿，反而是一个君子应当竭力远离的坏典型。儒家所推崇的横渠四句——也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秦穆公一个也占不到；儒家所谓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秦穆公更是无所成就。

相反，恰恰是由于他私心太重，在世的时候没有为秦国留下清明的法度；为了报复晋国急功近利，又对百姓施加重赋，透支了秦国的经济力量。其功业莫说要跟晋文公比，就算是跟晋惠公比起来似乎都还差得很远。

秦穆公在世时以尚贤任能而著称于世，然而在他去世时，不但没有给国家留下希望的火种，还以殉葬之举斩断了秦国多年来尚贤任能的风气，可谓是自废武功。这些做法不仅称不上是有所成就，反而使得这个在丰镐之地艰难崛起的大国一夜之间陨落，从此步入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中世纪”，其未能成就霸业，也是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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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夷、董之蒐

太傅矫命

随着一代强人秦穆公的去世，秦晋之间的连续冲突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不过，发生在晋国内部的历史大剧，似乎才刚刚拉开序幕。

晋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时，也即秦穆公去世的前一年，晋国老一辈的革命家先且居、赵衰、栾枝、胥臣都相继去世，卿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历史时刻，晋襄公决定在五军的基础上舍弃两军，重新恢复三军的建制，并决定于第二年春在夷地举行大蒐礼。

自文公四年确立三军六卿体制以来，举行大蒐礼进行人事任免已经形成了惯例，这次也毫不例外。按照晋襄公的初步设想，他计划将士縠和梁益耳直接空降为中军元帅和中军佐，其余的人选则按照原来的位次循序提拔，也就是由箕郑父和先都分别担任上军将和上军佐。

士縠和梁益耳都属于异姓大夫，在史料中留存的事迹并不多。依据当前所能知道的情况，士縠应当是献公时的重臣士蒍之子，因其父曾担任司空，在晋襄公主政时期再袭司空职务。士縠可能是春秋时期最早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盟会的人，早在晋襄公三年，晋、宋、鲁、郑、陈五国相约垂陇举行盟会，商讨伐卫事宜，士縠便是该次盟会的主持人。当时士縠并非卿士，但却能主持盟会，而应邀参会的除鲁国外，其余各国均是国君亲自参会，可见其在晋襄公心目中的地位。梁益耳虽没有什么事迹记载在册，但能够被襄公看中着意让其担任中军佐，显然也不是寻常人等。

晋襄公提出让他们统领中军，或许有这么两方面的考虑：一来，士縠和梁益耳都属于异姓大夫，异姓族群在献公时期曾受到重用，到文公时期却被打压，晋襄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诉求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二来，文公的改革尚未完成，任用异姓大夫为卿恰好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势力，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动力，这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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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更是一种寻求动态平衡的艺术。晋襄公在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恐怕也知道被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即便如此，卿大夫们顾及到国君的颜面，总归还是会有所退让，最后的结果哪怕不理想，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晋襄公的计划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这个名叫先克的年轻人，在此前的史料中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之所以能够以一己之力推翻国君的决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先轸的孙子、先且居嫡子。祖、父两代所取得的功业和积攒的影响力，足够为他参政议政、影响朝局提供坚实的后盾。

对于襄公提出的内阁人选，先克首先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其理由听起来倒也合情合理：狐、赵两家追随文公多年，对于晋国的称霸有着很高的功劳，中军的人选自然应该在狐氏和赵氏中间挑选。

晋襄公不服气，在蒐礼上据理力争，但因先氏背后力量过于强大，最后还是未能坚持己见，不得不同意让狐射姑（贾季）出任中军元帅，赵盾出任中军佐，而他所属意的士縠和梁益耳不仅没能入主中军，反而是连六卿的门槛都没有摸到。

担任中军将的狐射姑（又作狐夜姑），又名贾季，是前朝大夫狐偃之子，不少人常把他和文公五贤士之一的贾佗混淆，但也有人曾力证二者并无关系。担任中军佐的赵盾，谥号赵宣子，又被称为赵孟、宣孟，是赵衰与赤狄廧咎如之女叔隗所生的儿子。赵衰随重耳流亡齐国后，赵盾随其母滞留在狄，一直到八年后才被接回晋国。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到晋襄公七年夷之蒐的时候，赵盾最多也只是刚刚三十出头。

狐射姑和赵盾在夷之蒐之前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与那些文公时期就已经开始统领军务的箕郑父和先都，以及晋襄公属意要任用的士縠和粱益耳比起来，绝对属于是后生晚辈。然而正是这两个后生晚辈，硬是通过各种运作把这些老干部给挤了下去，这场新人与老干部之间的交锋，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就已经胜败分明。

按说先克的目的达到了，两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一夜间就跻身中军行列，事情到这里是不是也就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因为先克真正想要举荐的并不是狐射姑，而是与先氏关系更为密切的赵盾。

而晋襄公的盘算也正在于此，既然无法为士縠、梁益耳主持公道，便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与相对弱势的一方结盟，以对抗先、赵两家组成的联盟。这样下来，狐射姑为了对抗赵盾，也必然要投桃报李，使得国君依然能够在六卿架构中发挥绝对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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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晋襄公为这绝妙的后手得意忘形的时候，自己的阵营里却出了一个重要的叛徒。这个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在世时为自己精心挑选的太傅，一直以来被自己敬重仰慕的老师——阳处父。

彼时阳处父刚从卫国出访回国，刚想在温地修养一段时间，却听到夷之蒐出台了重大人事任命，自己所属意的赵盾虽跻身中军行列，却要屈居于狐射姑之后。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阳处父显然不甚满意，于是他便以太傅的身份发布命令，又在董（山西闻喜县）地重新举行蒐礼。在这次蒐礼上，晋襄公有意扶持的狐射姑再次落败，被迫与本已确定为其下属的赵盾进行了位置互换，被降为中军佐。

消息传到绛都，本来就已经心力交瘁的晋襄公，顿时被逼出了一脸黑线。夷之蒐人事任命被人顶撞就不说了，如今的董之蒐更是被自己的师傅矫诏混乱人事布局，使得自己在狐赵之间树立矛盾以牵制先赵联盟的企图完全落空。

这种只手通天无处不在的势力，让晋襄公深感恐惧，因此多多少少对赵盾释放出一些敌意。可巧就巧在，董之蒐结束后不久的周历八月十四日，正值二十岁上下、青春鼎盛年华的晋襄公却突然毫无征兆地病故了，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但不管怎么说，襄公已死，国家还要正常运转，就必须另立新君——也正是在新君人选的问题上，狐、赵双方爆发了全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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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情史

晋襄公去世时，留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叫公子夷皋，也即后来的晋灵公；另一个叫公子捷，是后来建立复霸大业的晋悼公的祖父。

历史上主少国疑通常是危险的信号，连续两代主少国疑则往往是国家衰微的征兆。果不其然，在少年君主晋襄公英年早逝后，两大权臣狐射姑和赵盾便以国君之位作为棋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在围绕究竟该立何人为君而进行辩论时，双方都认为国家危难宜立长君，直接抛弃了襄公的临终嘱托，执意要在晋文公诸公子中选择新君人选。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关系，我们需要先插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聊一聊霸主的浪漫情史。

事情还要从三十多年前讲起。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时年仅十七岁的晋文公因受申生的牵连，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这十九年间，晋文公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尝尽了人间冷暖人生百味，可唯独在感情生活上却依旧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流亡期间，他先后娶了九房媳妇，如果要再加上回国后从王室骗来的闺女，其后宫阵容应该不会少于十位。

这其中最早的，大概是一名叫杜祁的女子。

按照春秋时期对女性的称谓习惯，“杜祁”顾名思义，是祁姓杜氏之女，与献公时期的大夫士蒍和杜原款应当有些亲缘关系。史料中关于杜祁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的交代，只是从赵盾和狐射姑的争论来看，她在文公妻妾中年岁最长，而且生了个儿子叫公子雍，在诸公子中年岁也是较长的。从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杜祁也算是晋文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发小，得知自己的情郎被迫流亡在外，她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