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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9 10: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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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7月29、30日，在日军的凶猛进攻下，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重兵压境和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正式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军队于淞沪一线血战3个月，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并未立即西迁入川，而是首先转移到了武汉。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监察院、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以及主要的党政军首脑要员们均移驻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称“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被称为“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的长期抗战战略。1938年3月29日，武昌珞珈山麓，国立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内，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政策，这份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批评为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纲领，虽然表现出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的倾向，缺乏真正动员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勇气，但毕竟也表示了国民党政府坚决抗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主的决心，在当时对于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抗日战争进入到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武汉抗战时期。对此，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全中华民族之爱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闹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的巩固和发展下去，使大中华民族永远地团结起来，一直达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辛亥、北伐、抗战，这三个历史时期，将造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的郭沫若在他的名著《洪波曲》中如此写道：“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剑影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仿佛在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6月12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以醒目标题发表题为《保卫大武汉》的社论，号召武汉人民，积极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着保卫大武汉而参加前线作战。所有愿意参加敌人后方活动的青年战士迅速组织起来，英勇地到敌人后方去工作。6月2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抗战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正式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7月5日，毛泽东等七名中共参政员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提出，要“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7月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在为抗战周年纪念日所作《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一文中指出：“保卫大武汉，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下定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要的国防堡垒，必能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极为有利的形势。”7月6日至15日，第1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基本国策，并庄严宣告：“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8月9日，武汉三镇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歌咏大游行，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指挥下，游行群众齐声高唱由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作者)作曲、沙旅·尔东作词的《保卫大武汉》，激昂的歌声响彻在武汉三镇的天空：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国际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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