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A8-3-2 晋文公霸业的基石

行文至此，或许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为什么晋国就能够成就霸业，且能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而齐国的霸业却会一世而衰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做分析。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曾一再强调，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东有太行、太岳群山阻隔，南有中条山与黄河天险并行不悖，构成了其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天然阻隔。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方诸侯很难越过天险且远距离跋涉对晋国政局造成影响。正因为如此，当晋国陷入了七十年内战的漩涡而日渐衰落的时候，郑、虢等国势力尽管能够深入晋境，却不能扭转整个晋地的局势，更不可能对当地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使得以小宗克大宗的曲沃势力仍然能够统一晋国，取得与东方诸侯平等的地位。尽管晋国一再触碰底线，对内虐杀宗族、对外灭国夺邑，高举尊王攘夷、兴亡继绝大旗的齐桓公却也只能望洋兴叹，始终无法将触角延伸到西方，插手晋国的内外事务。即便是到了城濮的战场上，当晋文公因为担心失败而寝食难安的时候，狐偃还能以“表里山河”来勉励他，这正是他们敢于以区区实力去挑战人人畏惧之超级强权的底气所在。

所谓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与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相对的，是晋国占据交通要道所带来的开放性。本书曾不止一次提到，晋国与关中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韩原附近的龙门渡口，一条是晋陕豫三省交界、黄河金三角地带的蒲城、风陵等渡口，后者也是西周时期东方诸侯朝觐天子的必经之路。在面对地处西方的宗周亦或者是后来的秦国时，相比于东方各国，晋国交通的便捷性又大为提高。

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承接夏商周三代文化核心的汇聚之地，联系宗周和中原交通要道的独特优势，与王畿距离适当、气候相近的自然禀赋，都为晋国的率先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西周末期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晋国最能感同身受，周王庭遭受到游牧部族的冲击，晋国也曾亲身体会。当西方世界二王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的时候，晋国也能第一时间得知内情、从中周旋并获取利益，从而在东方世界尚处于蒙昧中时就实现了第一轮的扩张。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政治重心转向东方，位于中原腹地的成周也就成了王朝新的中心。这个在西周初年便已经被周公看中的古都，自来就有俾睨天下的地理优势，后世王朝也曾多次建都于此，可见其在整个中原版图上的重要性。

晋国所在的晋南盆地恰恰就位于成周的背后，其直线距离也不过百里之遥，正可以镇抚天子而雄视天下。特别是在晋献公通过假道伐虢打通虞坂古道之后，这种开合自如的地理特性便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尽管在韩之战后晋国失去了崤函通道的控制权，取得虞坂古道带来的关口前置还是为他们制约秦国、进取中原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黄河水患在古代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常常成为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活跃的大国多数都位于黄河周边，这种影响也就尤其不容忽视。而晋国占据黄河上游的区位优势，使其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有了更高的发言权，并借此对下游各国构成威慑，从而为其霸业成就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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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晋国所蕴含战略资源的丰富性。春秋时期各国对于铜锡矿产等资源有着高度的依赖，然而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不相适应的是，中原地区自来就是个战略资源稀缺的地区。尤其是铸造青铜器所需铜、锡等矿产资源，更是高度依赖外部进口，这就使得整个中原在与资源完备、自给自足的楚国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晋国的矿产资源虽说没有多丰富，可要跟其他邻邦比起来，总还是有不少的优势。比如晋国南部的中条山地区，既是秦晋两国在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是盛产铜矿资源的淘金圣地。晋国掌握了这样一个富矿，在国际铜矿贸易当中自然就占得了先机，从而避免了被列强所挟制的命运。另外，晋国虽然并不出产锡矿，其国土与当时的重要锡矿产区燕辽地区的距离也很远，但自从献公时期取得了卫国故地朝歌、河内、邯郸、百泉四邑的控制权后，晋国在锡矿运输通道上的战略地位也就得到了提升。

除此之外，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在马匹方面，晋献公假道伐虢之时，曾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做饵诱使虞公同意借道，“屈产之乘”在当时也是极富盛名。拥有丰盛而优质的战略资源，为晋国逐鹿中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这是其他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晋国地缘政治带来的优势还不止于此。由于晋国荐居狄土，其所在的晋南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夏后氏以及各部戎族活跃频繁的区域，其中有祁姓、隗姓、允姓、姜姓、嬴姓、真姓等各类部族难以胜数。正因为如此，早在晋国立国之初，王室就特许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理当地的百姓，使得他们的文化因子中既有周礼文化的成分，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夏朝、戎狄制度文化影响。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得他们能够不必拘泥于固有的制度框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可预知的机遇和挑战。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与怀姓九宗合作共治的历史先例，以上的种种因素也都为晋国任用异姓卿族的行政风格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基因。随着西周末年气候巨变影响的不断深入，以及宗周政治环境的日趋恶化，这种优势也就更加显现了出来。

早在骊山烽火爆发前，西周大夫东迁避难便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我们所知的郑桓公与虢公翰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跟这两位比起来，大多数的公卿或许并没有如此的权谋或者幸运，他们或者是丧失了土地，或者是失去了官职，仓促之间无法获得新的根据地，就近选择“寄孥”之所也就成了他们的普遍做法。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以其地利之便收容了不少从宗周逃难而来的贵族，这些人大多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掌握有大量的王室典籍，这些智力资源对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大有裨益，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也成了晋国赖以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异姓贵族从定居晋国到参政议政，从默默无闻到大放异彩，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曲沃代翼的战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决战，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曲沃方面无法拘泥于周礼的约束，曾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按照李孟存、常金仓在《晋国史纲要》中的说法，《诗经》中有大量描写翼侯势力残暴无道的篇章——比如其中有一篇叫《扬之水》的诗歌，描写的就是公室奴役百姓，迫使他们投奔曲沃桓叔的情景——从中似乎就能窥见曲沃进行的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子。在用人方面，曲沃方面自然也是开出了丰厚的条件大肆延揽人才，其中也不乏有异姓大夫的影子，比如我们熟知的荀息，也即原氏黯，就是在武公时期被封到荀地而成为大夫的。

异姓大夫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始于晋献公时期，当时刚刚即位的晋献公深受“桓庄之族”压迫之苦，不可避免地也跟东方诸侯一样把问题简单化，从而在对待公族的态度上走向了极端。在他任内，先是制造聚邑之围消灭了“桓庄之族”，后又通过骊姬之乱驱杀诸子，并将“国无公族”制度确立为晋国的基本国策。这些政策使得近支公族非死即亡，本应优先重用的远支亲贵也弃置不用，反而是出自异姓贵族的士蒍、荀息、里克等人成了献公时期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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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率先打破周礼的藩篱，施行“国无公族”政策，为异姓大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了巨大的人才优势。与此同时，异姓大夫的崛起固然压制了公族势力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在这种竞争机制的驱使下，公族贵胄不仅无法躺在功劳簿上享受清平，还必须要在各方势力的裹挟下建功立业，献公时期建言伐柤，在战场上被羽先登的郤叔虎便是其中的典型。强有力的竞争机制，既激发了异姓贵族的活力，也为底层贵族提供了实现阶层跃迁的舞台，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人才流动。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交通条件的便捷性、水患治理的优先性、战略资源的丰富性、文化系统的多元性、人才战略的开放性、政治环境的竞争性，以上的七个因素构成了晋国得以称霸的先决条件，为后来的霸业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晋国依靠这些地缘政治等方面的优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扩张后，终于成为俾睨天下的大国。但地缘政治带来的优势只是一个基础，如果仅仅依靠以上的条件，还不足以将他们推上霸主的宝座，并且让他们在此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维持霸业长盛不衰。如何整合这些优势资源，将这些便利发挥到极致，往往才是决定霸业归属的最终因素，而这一切似乎又蕴含着某种偶然性。

有关这一点，本书中也有论述。晋国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决定了，晋国的内部危机一旦爆发就很容易会走向极端，且很难通过外部势力的干预得到解决。其结果要么是酝酿成为如曲沃代翼一般的长期内乱，要么就是将问题自行消化。而幸运的是，晋文公长期流亡的经历和恰到好处的回国时机，为晋国内部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可能。

从个人经历上看，晋文公长期流亡的经历让他遍尝人间冷暖，也遍历各国制度的优劣，从而让他能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加超然的姿态去审视国家内部各种危机出现的根源，并以此为契机出台了一系列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而他回国之时，晋国恰好经历了一个长期以来矛盾冲突得以充分释放的阵痛期，五世昏乱后人心思定的局面为推行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另外，晋文公能够得以顺利回国，是因为他代表着国内民众的一种强烈的诉求，这就使得他在回国即位之后，不论是否真心情愿，都必须对人们呼声加以重视，必须要承担贤名背后所承载的政治理想。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晋国自曲沃代翼时期就已经开启的各项改革措施，为晋文公施行新政提供了政治基础。比如晋献公“国无公族”的休克疗法，吕甥“作爰田、作州兵”的政策举措，这些做法在晋文公主政时期都得到了采用。不同的是，过去的政策措施大都具有临时性特征，而晋文公则有意在制度层面上对其进行了规范，从而创制了“执秩之法”，使得这些政策举措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
因此，晋文公在位时间虽短，却刚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在这个重要节点上，他顺应社会需求，先是通过恢复旧族地位迎合国人的愿望，稳定公族及居守大夫的情绪，随后又在惠公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官僚系统、重构经济体制、融合各类族群、规范竞争机制、严明刑罚规则，终于使得回国初期的混乱局面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人争先向上的新局面。从此以后，不同群体、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不论是居守派、流亡派也好，公族、异姓大夫也罢，都不再执着于眼前的利益，而是在一个自由竞技场上各显其能，从而将竞争所产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这些制度设计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当前来看，是大大地提升了国内民众的凝聚力，提升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运行效率，终于使得晋国这架老爷车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进而一举定鼎中原建立了不世之功业。而长远来看，则是在春秋时期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尽管在此之后，晋国内部的纷乱并未完全消失，但晋文公所奠定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则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甚至到百年以后，已然无法控制朝局的晋平公，依然将“齐、楚多难”作为晋国能够统领诸侯的资本而沾沾自喜，这也正是晋国得以雄霸天下的真正秘诀所在。

wxdwxd

非常好，终于续上了

neixinshijie

辛苦了，继续加油！

gete

gete

期待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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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e 发表于 2021-1-13 17:39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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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秦晋之好”神话的彻底破灭

第一节 崤之战

公元前627年春夏之交，是一个草长莺飞、花繁叶茂的美好时节。在晋国南部有一个叫做桃林要塞的地方，此刻也正是花团锦簇、群芳争艳，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然而与这幅景象极不相称的是，在不远处的崤山谷地，隐然间却透露出了一股肃杀之气——此刻正有两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山谷的两侧。

位于山谷北侧的，是由晋国新任国君晋襄公亲自统领的五军将士；山谷的南侧，则是由陆浑地区的姜戎氏所组成的队伍。

春日里的暖阳温顺地洒落在被微风吹动的枝叶上，隐绰横斜的疏影之下，手握矛戟的将士们都凝神静气，虎视眈眈地瞭望着山谷里的一草一木，满心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号角在远处吹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车马喧嚣的声音终于打破了山谷中的寂静，人们的神情再次紧张了起来。紧接着，便看到有一支队形散漫的军队，从山谷的东侧缓缓驶入。统领这支部队的将领有三人，分别是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

这三人的名字颇为古怪，但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华夏贵族。其中的孟明视，字孟明，单名一个“视”字，追其族源，乃是姜姓百里氏，其父亲正是鼎鼎大名的“五羊大夫”百里奚。西乞术和白乙丙的叫法与此类同，他们分别以西乞、白乙为字，以术、丙为名，二人的父亲是百里奚的同僚蹇叔。

说到这里，双方的情形便也了然了，当下进入埋伏圈的，正是来自秦国的军队。宋襄公以礼作战的几条原则言犹在耳，春秋历史上第一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以埋伏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就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局面下，悄然开启。

但问题是：秦国原本地处河山以西，他们的军队为何会从东方进入崤山？晋国与秦国有着多年良好的姻亲关系，晋文公对秦穆公的扶立之恩更是常怀感激，又是什么原因，会让缔造了“秦晋之好”的两个国家反目成仇，甚至于要对素来和睦的友好邻邦痛下杀手呢？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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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退秦师

话说晋文公七年（公元前630年）九月，在经过几次试探之后，晋文公约了秦穆公到黄河南岸相会，共同围攻郑国的都城新郑。此次联军包围新郑，晋军驻扎的地点在新郑以北不远的函陵，而秦军则驻扎在汜水南岸，与晋军遥相呼应。

两军分立驻扎为郑国人破解联军提供了机会。郑国人对付不了晋国，便找秦国去打开缺口，打开这个缺口的关键人物，便是一名叫做烛之武的老人。

这个故事因被选入了中学教材而广为熟知。说的是，郑国有位叫佚之狐的大夫，在危急关头向郑文公举荐了烛之武。烛之武久不受重用，如今接到使命，不免要发几句牢骚，说：“我年轻的时候尚且不中用，如今都垂垂老矣，你把我薅出来还能顶什么用呢？”

郑文公也颇有些哭笑不得，他很难为情地低头认错：“都是寡人有眼无珠，不能及早地重用先生，如今知道了却悔之晚矣！寡人本应尽早向先生赔礼认罪，只是如今大敌当前，正是国家危亡之际，已顾不得这么多了。还请先生能够不计前嫌，与国人共克时艰，尽己所能挽救郑国于倒悬之危！毕竟家国一体，若是坐视郑国灭亡，恐怕先生也会受到拖累啊！”

烛之武也不是什么不通情理的人，看到郑文公言辞诚恳，便依着国君的意思去准备了。到了晚上，这位耄耋老人趁着夜色，用绳子绑在腰上从城墙上偷偷出城，前往秦国军营。

见到秦穆公后，烛之武毫不避讳地说道：“秦晋两大强国围攻郑国，郑国自知必会亡国。可若是灭掉了郑国而对秦国有利，寡君也就不敢派臣下来烦劳执事了。”

接着他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分析道：“秦国与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就算是您帮助他们灭掉了郑国，秦国也很难从这胜利的果实中分一杯羹，只能让晋国变得更加强大。秦晋本是可以相互匹敌的国家，如今您一味地帮助晋国做大做强，看起来睦邻友好之举，可实际上却是在变相地削弱您秦国自身的实力啊！一旦晋国如愿灭郑，秦晋两国之间立刻就会出现一道巨大的鸿沟，到时候您便是想跟晋侯平起平坐，也是不能了。倒不如保全郑国将其作为奥援，将来哪天您想东进中原了，也好有个跳板。就算是碍于晋国的强大，一时半会儿您无法东进，可总是要派人来往于东方列国啊！你就当是给自己寻一个歇脚的地方，这对您也没什么坏处吧！”

话说到这里，便已经点到了秦穆公的痛处。不过，考虑到近年来秦晋之间的表面关系一直维系的不错，单凭这点还不足以让秦穆公下决断，于是烛之武继续循循善诱，从另一个侧面启发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执事曾帮助晋惠公取得君位，为了表示感谢，他曾许诺割让河外的焦、瑕等列城给秦国，可他一回国就派兵筑城抵御秦国——这件事情可是刚刚过去不久，执事不会忘了吧？”

围绕河外列城五引发的纠纷就发生在二十年前，这一幕幕场景，如今回想起来，都仿佛犹在昨日，秦穆公当然不会忘记。可就算你说破了天，这些也都是他与晋惠公的私人恩怨，跟今天的事完全扯不上关系啊！但烛之武就有这个能耐，他把晋惠公的个人性格进行了引申，让秦穆公感觉到晋惠公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是他身为国君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其国家意志、集体意志的体现。

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提醒道：“眼下晋国已然称霸中原、威服诸侯，权势威望已经达到了顶点，却依然不满足，可见他们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他们今天可以向东扩张觊觎郑国的土地，那么明天就有可能向西扩张。若果真到了那一天，首当其冲的除了秦国，臣下真不知道还能有谁！执事勤勉治国日夜操劳，却给晋国做了嫁衣，臣下真为您感到不值啊！”

这席话简直戳破了秦穆公的小心脏，让他不禁冒了一身冷汗，更是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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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人们都将“秦晋之好”作为美谈而世代流传，也常常用以祝愿一对佳偶喜结连理。然而这对于身处历史漩涡当中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所谓的“秦晋之好”恐怕很难说有多么和谐美满。特别是对于一手缔造了“秦晋之好”佳话，且全程参与了这场友好关系的秦穆公来说，以“秦晋之好”来为人送上祝福，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每当回想起与晋国交往的种种，这些年被压抑的痛楚和不快便喷涌而出，让秦穆公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秦穆公即位之初便有一颗称霸中原的雄心，为此他在西方苦心经营，灭梁芮，服群蛮，拓疆千里，称霸西戎，建立了一个足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他征战一生、建功无数，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在与晋国争夺崤函通道的过程中慢人一步，终究还是让晋人抢得了先机。而恰恰就是这走慢的一步，成了他一生的隐痛，使得他不得不接受晋国的联姻，不得不摆出一副公正的姿态，去帮助晋人稳固内政，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活雷锋。

特别是在晋献公去世之后，秦晋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秦穆公在与小舅子晋惠公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更是吃尽了苦头。尽管经过韩之战他扳回了一局，将河外的大片领土收入囊中，但终究还是被带乱了节奏，以至于处处被动。

惠公父子套路之多、诡诈之奇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看似忠厚老实的重耳身上。而为了得到自己无条件的支持，那个流亡公子还狠狠地拍了自己的马屁，在朝堂的歌礼上，赋《黍苗》《沔水》表达了愿意对自己言听计从，辅助自己荡平天下的意愿。

虽说外交场合上的客套话不可全信，但秦穆公还是太过于天真，为了这份许诺，不仅亲自带兵护送其回国即位，在他遇到危难的时候及时为其化解，还送给他三千人的护卫队作为纪纲之仆。正是依靠这三千人的强大支持，晋文公才在毫无根基的晋国丛林中站稳了脚跟。

秦穆公如此苦心孤诣，为的就是将来有朝一日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可那个表面温顺谦和的重瞳公子，究竟回报了什么呢？

晋文公二年，王子带之乱再次爆发，秦穆公满心欢喜地带着大军东进，准备在中原建立自己的功业。可大军刚到黄河岸边，却发现晋文公派来阻拦自己的人，早已恭候多时了。那个声言要辅助自己定鼎天下重瞳公子，用尽各种花言巧语，让自己把唾手可得的尊王之功让给了晋国。

为了帮助晋文公战胜楚国，他还派出大量军队侵占鄀国，以从前面牵制楚人的注意力。不仅如此，晋文公五年晋国侵曹伐卫、与楚决战的过程中，秦国更是派出了有生力量，为其鞍前马后日夜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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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为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秦穆公生生地把那个白眼狼捧成了中原霸主，而自己却不知不觉间便被反客为主，从颜值担当的主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如今重瞳公子已然称霸，自己却还要像一个跟班一样，忙前忙后给他照应着，为了他流亡期间的那么一点破事，劳师动众前来助阵——这在局外人的眼中，怎么看都像个老傻子。

秦穆公不由得纳罕起来：“寡人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把好好的康庄大道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寡人辛苦一世操劳半生，非但没能成就夙愿，怎么反倒成了他人称霸的帮手？人生的剧本经常会走样，可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也太离谱了？”

看到晋国那不可一世的骄横姿态，和那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秦穆公感受到了阵阵的寒意，让他不得不为晋国如今蓬勃发展的势头感到担忧。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这个幽深的夜里，烛之武的话就如同一颗火种，瞬间点醒了秦穆公，让他回到了自己雄心勃发的青春年华，回到了那个誓言要涤荡天下的豪情时刻。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尽管出生于公元前683年的秦穆公，到这一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即便从他即位的公元前659年算起，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他也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然而这长期被压抑在心底的苦闷，终究还是在烛之武的煽动下，如烈火喷油般燃起了埋藏多年的雄心壮志。

也就在这个时刻，秦穆公终于打定了主意，要结束这荒诞的剧情，开启一个崭新的副本。

送走烛之武之后，秦穆公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两军阵前与郑国结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名大夫为郑国守城，将郑国置于秦国的保护之下；而秦军主力则在他的带领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撤军回国了。

战场形势发生突变，晋军上下都气愤不已。作为这次战争的组织者，狐偃更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在觐见晋文公时力劝：“既然秦军已经撕毁了协议公然与我为敌，那还等什么？直接追上去打就是了！”

晋文公虽然也很恼怒，可到底还是顾及自己的名声，顾及到身旁的三千甲士，顾及国内依然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选择了隐忍不发。看着秦军扬长而去所荡起的飞尘，他怅然若失地回应说：“不必了，秦君对我是有恩的，没有他的支持，我就无法获得今日的成就。若是恩将仇报，不是仁义之举；失去了他所赠与的（甲士），不是智慧之选；因为一时意气而让自己的后盾离心，也不是勇武的表现。我们也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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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犒师

因秦国中途毁约，导致伐郑一役无果而终，两国之间矛盾算是彻底摆上了台面。不过由于晋文公的克制和隐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算是相安无事。

然而到晋文公九年（前628年），时年四十五岁的晋文公突然病逝，让两国之间的本已生满嫌隙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不久之后，两国积郁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而引爆两国矛盾的焦点依然是郑国。

这年四月，在位四十五年的郑文公溘然辞世，郑国的顶层权力进入了青黄不接的混乱时刻。大丧之时，人心思变，少主新立，人心未附，国内的防御力量也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或许是因为离乡日久、思乡心切，驻守新郑的秦国大夫杞子认为这是一个乱中取利的好时机，于是便写密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让我掌管新郑北门的钥匙，如今郑君新丧国内无人主事，可速派大军偷袭，我们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拿下郑国！”

秦穆公收到信后很是激动，可是又担心晋国干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八个月后的十二月初九日，称霸不到五年的晋文公撒手人寰，秦穆公才终于舒了一口气，暗说：“这中原霸主终于轮到我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帮你晋国了！”

秦穆公欣喜若狂，将伐郑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却不料蹇叔当场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秦与郑相隔千里，大军劳师远征，到了郑国之后人困马乏，根本不可能取得偷袭效果。更何况，数万人千里行军，怎么可能不走露风声？郑国得到消息有了防备，便更加难以攻取。君上若只凭一时意气贸然行事，最后却落得无功而返，军人们是会有意见的。此事万万不可！”

秦穆公一听就不乐意了。倒不是他认识不到其中的凶险，只是称霸的雄心太过于旺盛，迷住了他的双眼，让他明知风险巨大，也不惜要全力一搏。尤其是想到自己两鬓斑白，青年时所期待的理想仍如镜花水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即，他便更是忧心如焚。

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在那个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三十岁的时代里，一个已经五十五岁的老人，究竟能有多少的时光可以从容地等待呢？

霸主的辉煌是秦穆公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正是因为志在必得，所以才让一贯谨慎的他乱了分寸，从而在焦躁情绪的指引下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在他看来，如今晋郑两国都处于国丧期间，必然防备松弛，如此良机可谓千载难逢。这个时候不去伐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蹇叔看正面劝阻秦穆公不住，于是便想旁敲侧击，在军队出征时哭哭啼啼地去给孟明视和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行。他先是拉着的孟明视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孟子啊，这次恐怕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一路上多保重吧！”

秦穆公听了之后很是生气，大军出征是凶事，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他派人去责罚蹇叔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瞎嚷嚷什么？我告诉你，孟子最少能活六七十岁，他死的时候，你坟头上的树估计都要两丈粗了！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蹇叔还挺固执，挨了领导的训不说回去作检讨，反而变本加厉，又拉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哭着说：“儿啊，如果非去不可，到崤山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崤山有两座山陵，它的南陵，是夏后皋的坟墓；它的北陵，是文王曾经避过风雨的地方。晋国人很可能会在那里设伏，千万要注意啊！假如有一天你回不来了，老父我恐怕就要到那里去给你收尸了！”秦穆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赶紧把他拖了下去，军队这才顺利地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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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也果然如蹇叔所料，秦军的行动还真就被郑国人知道了。也怪秦军过于自信，总感觉有人做内应，干掉郑国还不是分分钟的事，这次伐郑就当是公费旅游吧！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谁也不把打仗当回事了，一路上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完全是一副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模样。

过了崤山，就到了周王室的境内。秦军行经成周的北门，按照惯例应该脱帽行礼。秦军倒是也照办了，除了驾车的御者之外，所有人都下车，朝着成周的方向致敬，不过这个礼行得却很不庄重。行礼的同时车还在继续往前走，多数人基本上就是扶着车比划了一下，然后就马上又跳了上去。

听说秦军路过，周襄王带了自己的小孙子王孙满在城头上观看，看到此情此景难免会有些生气。倒是王孙满不屑地说道：“秦军军纪散漫，行礼不庄重，可见主将有多轻率。都要上阵作战了，还都这么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看他们是必败无疑了！”

秦军在到达滑国地界时，恰好有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做买卖，远远瞧见有一支军队嘻嘻哈哈地开拔过来，就知道要出大事儿。慌忙之中，他赶紧派了自己的跟班回去给国人报信，而自己则把要贩运到成周的货物都拿出来，冒充郑国使者前去犒师：“寡君听说贵军要行经敝邑，特派下臣前来犒师。寡君还说了，只要您在敝邑驻扎一日，我们白天就给你们供应粮草，晚上替你们站岗放哨，保证让你们宾至如归。还请执事万勿推辞！”

秦军将领一听这话都面面相觑：“难道郑国人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踪了？这可怎么办？郑国一旦有了防备，仗可就没那么容易打了！”三名主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没主意了。

要说紧张，弦高实际上比秦军的那些个将领要紧张多了。秦军那么多人，三百多乘战车，合计下来少说也有上万人，而他所贩卖的东西总共就那么点。按照史料的记载，不过是四张熟牛皮，十二头活牛。这些东西别说是一日的供应了，一人啃一口都不一定够啊！虽说诸侯间送礼有轻物为引的传统，可也没见过有谁是赶着牛送礼的啊！万一要被秦军看穿了，自己小命不保不说，秦军加速前进，赶去送信的人可能都会被追上，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可秦军到底是心虚，这么明显的破绽，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已经认定了弦高就是郑国的使者，脑子里转着弯一直在想的，就是如何把他给打发了。这时，孟明视恰好看到了滑国的都城，于是赶紧打了个哈哈：“嗨！就不劳贵国费心了，我们呀，是来打滑国的！要不就请您留下来观战如何？”然后秦军果然就开始攻打滑国，没用了多长时间就把滑国给灭了。

滑国人也是悲催了，也没招谁也没惹谁，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伙人，二话不说把自家房子强拆了，真是躺着也中枪，找谁说理去啊！秦国人攻下滑国之后，又赶紧拉着弦高说道：“您看我们仗也打完了，您请回吧，就不送了，您慢走！”这才连哄带赶地把弦高送了出去。

勿忘在莒

再说郑国方面。刚刚即位的郑穆公子兰接到消息之后，起初还不怎么相信，于是就派人去杞子驻地查看，果然就发现他们正厉兵秣马准备作战。消息一经确认，郑穆公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天佑郑国，保佑我免遭灭顶之灾啊！”

面对这场突发事件，郑国人丝毫不敢怠慢，他们一方面差人去向晋国求救，一方面指派皇武子去与三位驻守新郑的秦将周旋。

皇武子到了秦军驻地，对杞子等三人说：“各位久居郑国功高劳苦，寡君实在是感激不尽。可是近日风闻各位想要离开郑国，寡君实在不解，特派在下前来慰劳诸位。郑国是一个小国，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望海涵。如果各位一定要走，寡君也不便强留，只是没有什么礼物馈赠，未免会遭到耻笑。倒是郑国有一处原圃（河南中牟郑国猎场），里面有各种珍奇怪兽，物种品类和秦国的具囿（陕西凤翔境内的猎场）一样丰富，大家可以去打一些土特产带回秦国嘛！”

皇武子话虽说得隐晦，可意思却再明白不过，杞子一听心想完蛋了，就急忙恭恭敬敬地回应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简单收拾一下就走，拿那么多东西路上也不方便不是？”

东西太多的确是不方便。

这次偷袭郑国的计策是他们献的，如今事情败露，大军远道而来无功而返，秦穆公必然会把责任扣在他们身上。若是在此等情景下，他们还敢带着满车礼物返回秦国，那才是见了鬼了。

等到离开郑国，三个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叛逃去也。为了避免将来被一网打尽，他们还分头行动，杞子一溜烟跑去了齐国；而逢孙和杨孙二人腿脚似乎不太好，只是狼狈地跑到宋国，便留下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