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A8-2-1 霸业形成机制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理出有关春秋初年各种危机得以发展的逻辑链条。这一系列乱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周王室核心权威的丧失，原本用以维系国际国内秩序的礼乐制度迅速瓦解，由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导致国际上兼并战争持续不断，井然有序的自然灾害治理体系无以为继，和谐稳定的国际统一市场遭到重创，进而使得维系各国和平共处的互信机制遭到破坏。其次是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结构被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所取代，以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等为推动力，以子弑父、臣弑君、公子夺嫡、大夫弄权为表现形式的内部危机频发，进一步撕裂了社会共识。最后，中原内部的混乱使得制约远邦崛起的华夷秩序解体，华夏共同体抵御外部文化入侵的能力显著降低，为外部势力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国家内部的勾心斗角，外部力量的不断侵蚀，这三者几乎构成了春秋早期历史发展的主线。这种种的因素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又演变成了整个中原文明的生存危机。这种由于秩序崩坏和权威丧失带来的混乱，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家族可以置身事外。人类天然就有追求秩序的本能，旧的秩序崩塌了，就需要建立新的秩序，但新秩序的出现并不是天然就能成型，而是需要人们根据过往的经验进行探索和试错，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当时的不少人来说，他们最先想到的路子自然是重塑天子的权威。常言道，人们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中原诸侯对于天子的态度亦是如此。当他们在天子的盘剥之下艰难度日的时候，总希望有一天能够独立自主，可如今天子的权威真的不复存在了，人们却发现日子过得比以前更糟糕了。特别是那些没有野心的国家，在天子羽翼的保护下至少还能延续国祚，如今却要日日为身边的强邻欺压甚至吞并而担惊受怕，恢复天子的权威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这股思潮一直到春秋末期还在发挥着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孔夫子就是这一方案的坚定支持者。孔夫子希望以忠恕之道改造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克己复礼恢复周制，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不仅仅天子的权威积重难返，就连国君和卿大夫的地位也都受到了威胁，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型究竟还是如镜花水月，无法得以实现。

事实上，早在礼崩乐坏开始的那一刻，天子权威的江河日下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这其中首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天子自身。大乱兴起之时，周平王即位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质疑，诸侯不尊王、不朝王早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就连以周礼守护者自居的鲁国人也都多年不朝天子，其他诸侯对于天子的态度如何可想而知。等到周平王谢世，天子合法性不再是舆论焦点的时候，如齐、鲁、郑、宋这样的大国早已成并列之势，以周天子的弹丸之地和区区武力，根本无法钳制他们的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即便那些岌岌可危的小国有再强烈的愿望，也无法逆转大势让王室走向复兴之路。

第二个原因，也是人们试图探索的第二条解决之道：既然天子的权威恢复无望，而人们又都急切地希望重塑权威，那么何不改朝换代另起炉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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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不少人都拿秦统一天下的大业来作类比，认为当时的诸侯都不具备绝对的实力，很难将反对势力尽数消灭从而登顶天子的地位。这种类比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春秋时期的观念与后来的帝制时代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并不能完全类同。

此前的中原王朝大都实行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封建制，无论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还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从来都没有想过、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天下一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的“大一统”向来都只是一个虚妄的概念，只要能求得“天下共主”的身份，便已经算是修成正果了。

春秋中晚期的晋卿士匄在回忆家族历程时提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在士匄看来，当时的晋国虽然没有天子的的名分，却事实上掌握着天下的权柄，“晋主夏盟”几乎已经可以算作与虞、夏、商、周并列的历史时期了。因此对于当时有实力的君主来说，若想要取代天子改朝换代，完全不必把中原版图推倒重来，也不需要真的将所有国家都灭一遍，只要能打败了天子并获得了对诸侯的绝对威慑，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事实上，春秋早期持有这种想法并付诸实施的人不在少数，这里且不说占据南蛮之地的楚国，几百年来一心想要成为中原政治秩序主导者，就单说中原内部，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们所熟悉的郑庄公便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郑庄公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43年至701年之间。其初即位时，平王东迁的事宜刚刚尘埃落地，春秋时代刚刚开了一个头，晋国长达七十年的内战也刚刚拉开序幕。彼时中原各国都在憋着劲扩张疆土，郑庄公更是借着王室卿士的地位大发国难财，开创了一个春秋初年首屈一指的大国。与郑国毗邻的东部邦国如宋、卫、曹、陈、蔡、燕看不惯郑庄公的做派，便借着共叔段内乱的余波，组成了一道国际联盟对其进行封堵，周王室也趁机在其背后搞起了小动作，让郑国的国际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郑庄公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主儿，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他不畏艰难背水一战，硬是通过远交近攻的策略，在逼仄的环境中打出了一片天地，最后将中原各国皆收入麾下。此外，他在繻葛之战中不仅敢于迎战王师，打败前来征讨的多国部队，还以“射王中肩”的战绩让堂堂天子威风扫地。这一系列的功业让郑庄公骄傲不已，再加上他本身就是王室近亲，自然就会产生要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是在中原上演一出“曲沃代翼”式的好戏。

这件事在史料中很难寻到踪迹，但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童书业《春秋史》中提到一个细节，说是民国时期出土了一件写有“王子婴次炉”的铜器，据说这位婴次就是郑庄公的儿子子仪。当时只有天子的儿子方可称为“王子”，诸侯君主的儿子大都以“公子”相称，即便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僭称王号，“公子”的称谓也依然没有改变。在礼乐秩序尚且发挥余热的春秋早起，将诸侯之子称为“王子”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让这件“王子婴次炉”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就是说，郑庄公在打败天子之后很可能是称过王的，只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史家传统，这件事对于天子来说太不光彩，因而才未能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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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是如何去除王号的我们还很难推断，不过从齐桓公的事例来看，或许可以窥知一二。《史记》中讲到，齐桓公晚年时自夸功业，说：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

齐桓公自以为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所建立的功业已经足以与三代圣王媲美，一时有些飘飘然，于是便想“封泰山，禅梁父”，以此象征性的意义试探诸侯的反应。管仲听闻这个想法后急忙劝阻，说封禅之礼需要备齐远方各种奇珍异物才能举行，以齐国的人财物力恐怕难以企及，这才让桓公知难而退。

太史公的史料来源于何处，齐桓公是否真的有过封禅泰山的想法，这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说起齐桓公晚年的骄纵之心来，的确是有史料支撑的。《公羊传》论及齐桓公的一生，曾提到：“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齐桓公刚刚扛起振兴中原的使命时，远方各国都趋之若鹜，可当他的功业到达了顶峰，心中骄矜之心无法抑制的时候，诸侯对其威势也便产生了恐惧，担心其会效仿三王让诸侯以君臣之礼事之，于是便相继叛离，大体上也是在说这件事。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春秋时的局面与商朝末年的情形已大不相同，无论是郑庄、齐桓还是秦楚之君，都不可能像当年武王克商一样，仅仅依靠打败天子就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坐镇王城的天子可以说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当晋文公提出请隧的无理要求时，原本已经落魄到靠人救济的周襄王也敢怒怼救命恩人，说什么“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挑明了就是要告诉他，你没有称王的“德行”，就不要起什么非分之想了。周襄王所谓的“代德”并不是说晋文公的品德不够高尚，而是指代社会运行的一种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突破的底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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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种底层规则的既有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观念因素，也受现实技术条件的制约。三代统治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天子统御诸侯的政治架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中原大地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处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保持绝对优势，会想方设法地遏制诸侯的崛起，一旦哪个国家或者部族出现了叛逆情绪，动辄就会施加以灭国绝祀的严厉惩罚。诸侯在这种绝对威慑之下战战兢兢，只能一再表达忠心，从而为王朝的永续继续添砖加瓦。

在这种政治架构之下，处于统治半径之内的国家很难发展到威胁王朝生存的地步，改朝换代革命也只会发生在统治秩序的末端。但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礼乐秩序的建立，周王朝的统治半径得到了扩展，其控制能力也显著增强，就算是远在江汉流域的楚国有了不臣的举动，周王室也同样会“虽远必诛”。

西周王室强大的控制力造成了一个显著的后果，那就是当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时，新的权威无法在短期内出现，使得中原政治版图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景象。东方诸侯趁势纷纷摆脱控制大力扩张疆土，将原本碎片化的政治格局进行了重新整合，在中原大地同时出现了若干可以互相抗衡的大国。这个时候，一些有权势的君主大都想通过进一步扩张疆土取得绝对威慑的能力，从而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创造条件，可诸侯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却进一步锁定了他们的梦想，使得过去的革命模式无法复制。

比如在齐桓公即位中期，鲁国发生了一场牵连甚广、绵延日久的内乱，也即所谓的“庆父之难”。齐桓公本想借机吞并鲁国，但权衡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其他诸侯的制约。晋文公在成就霸业之后，也产生过侵吞郑国土地的念头，未曾想激发了秦穆公的忧患意识，从而选择了与晋国决裂。晋文公去世后，秦穆公打算故伎重演，却不料功败垂成，全然葬送了自己的上升之路。即便是如饕餮一般的楚国，当其兵锋指向中原时，其兵势也便如强弩之末无法施展，最后不得不按照中原的规矩通过结盟的方式扩展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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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这场持续百年的政治浪潮中，中原大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无论是进攻性武器还是城防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可当历史演进到春秋中叶，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一方面，随着各国实力的不断提升，财富积累和可动用劳动力数量急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城防技术的日渐精进；而与之相对的是，由于基础材料物理特性的限制，青铜器的效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无法继续演进，进攻性武器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造成的结果就是围攻城池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攻坚作战所造成的伤亡越来越严重，灭国战争所需要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以贵族作为主要征兵对象的春秋时代，不惜血本攻城略地的代价显然是谁也无法承受的。

在这种新的格局当中，国家实力的强盛固然可以对周边各国构成威慑，但却无法像过去天子对待诸侯那般，形成致命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单一强权主导世界的局面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日趋扁平化的世界。这种种的因素都使得那些有野望的君主不得不放弃对天子荣耀的追逐，只能退而求其次，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央王朝的替代机制，也就是人们所探索的第三种方案：霸业秩序。

也就是说，面对春秋初年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原各国都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让他们从混乱失序的环境中走出来，重新焕发中原文明的勃勃生机。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政治秩序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于是便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试错、不断地修正，霸业秩序就是人们经过长达百年的摸索后最终找到的一条最佳路径。

可问题是，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屈服于他人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旁人的摆布。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诸侯之间强弱大小的差异客观存在，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地位总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国家就天然具有对他国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权力。特别是在西周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东方诸侯饱受周天子的压迫之苦，如今好不容易趁着天下无主的机会翻身做了主人，又怎么甘心再无端地制造出一个霸主来约束自己呢？那些愿意参与到霸业秩序中的其他玩家，究竟有那些强烈的需求，使得他们甘愿放弃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屈身于霸主的羽翼之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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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2 尊王攘夷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充足的合法性来源作为保证，在崇信天地神灵“君权神授”的早期社会，人们大都相信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的授予，国君的权力来自于天子，这些都是有着天然合法性的权力来源。霸主作为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符号，其地位既不同于普通的诸侯，又不同于天子，其领袖诸侯的权力究竟又来自于何处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如今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以“尊王攘夷”的行动获取天子授权，从而取得霸主地位。不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事情却未必就那么顺理成章，至少在霸业模式形成的早期，人们并没有把天子当回事。比如前文提到的郑庄公，他能够以盟主身份带领诸侯东征西讨，却没能荣登霸主榜单，便是吃了这个亏。尤其是他在繻葛之战中射王中肩的举动太过惊世骇俗，在礼法上难以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更难为后世的儒家学者相容，因而其霸业也通常不受人认可。

在这方面，齐桓公可以说是个幸运儿。齐桓公即位初年一心忙于扩张疆土的事业，不过在此期间，他忙里偷闲做的一件事却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82年，当时的晋国还正处于统一的前夜，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大夫南宫长万因受羞辱弑杀国君宋闵公，后因难以抵挡公族讨伐而出逃。到这年冬天，宋国通过外交手段，将伙同南宫万作乱的党羽陆续遣返，齐桓公也邀合诸侯在北杏会盟商议平定宋国内乱。但不知是何原因，不久后宋国就背叛了盟约，齐桓公于是便又邀集陈、曹两国伐宋，迫使宋国再次与其结盟。

在伐宋期间，齐桓公突发奇想，向早已衰弱的王室请求支援，周僖王闻讯大喜过望，当即派出单伯带兵出征助齐国一臂之力。天子对诸侯事务的介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使得宋国投鼠忌器不敢承担抵抗天子征讨的罪责，让齐国伐宋得盟变得轻而易举；其次是因为有了王室的加持，在次年——也即公元前679年——春季举行的第二次鄄地会盟上，齐桓公长达四十年的霸业辉煌正式开启。

这次行动的出奇顺利让人大感意外，但齐桓公很快就回过味儿来了——人们常说“拉大旗作虎皮”，尽管做的事情并无差别，可一旦有了王室的这杆大旗，效果就会异常悬殊——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便屡屡祭出“尊王”的大招。比如其即位的第二十三年，山戎侵略燕国，齐桓公应邀前往救援，燕庄公为感其恩义，一路相送到齐国境内。这时齐桓公便扯出了王室的大旗，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于是就把燕君所至的土地赠送对方，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得到了诸侯的赞许。即位三十年，齐桓公携诸侯讨伐楚国，管仲也搬出了陈年旧事：“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大有替天子讨回公道的意思。

到齐桓公即位的第三十五年——也即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诸侯在葵丘举行会盟，周襄王遣使褒奖，还特命其不必跪拜，但在管仲的劝说下齐桓公仍然执意要拜，可以说是将“尊王”的戏码演到了极致。也正是在这次的盟会上，齐桓公对天子虚与委蛇终于得到了回报——“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史记》中更是言之凿凿地称“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无论是祭祀文王、武王的胙肉，还是精美的弓箭、天子的座驾，都象征着天子授予了齐桓公以王命讨不臣的权力，等于是正式确立了其霸主的身份，给了他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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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晋文公，尽管其对于天子的态度着实让人不敢恭维，但其获取霸权的途径却依然与齐桓公如出一辙。早在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635年），他就以平定王子带之乱而获得了天子的褒奖；城濮之战后，他也同样把“尊王”摆在前头，用“平礼”献楚俘于王，依照周礼“三辞”“三觐”才接受策命；在践土会盟上，晋文公更是与到场诸侯约定要“皆奖王室”，在诸侯面前做足了姿态。有了齐桓公的前事，周襄王也是轻车熟路，向晋文公赏赐了“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策命其为“侯伯”，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要“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这也是晋文公成就霸业的标志。

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天子的权威尽管早已不同往日，可终究还是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享有着宗教意义上的最高权威。无论王室权威衰弱到什么程度，王室的授权仍然是霸主权力的首要来源。诸侯在内心中就算是对天子有再多的鄙夷，却也不敢公然与天子对抗，否则就会给其他的诸侯留下口诛笔伐的借口，最后总难免会吃不了兜着走。相应地，一个君主想要获得霸主的殊荣，就一定会将“尊王”视为第一要务，正如晋国大夫狐偃所说的：“求诸侯，莫如勤王”，无论是用武力威逼还是施加恩惠，获得天子的首肯都将是他们通往权力高峰的必由之路。甚至当历史发展到春秋中后期，在以晋国为首的历次盟会上，有关“奖王室”的条款也常常被拿出来说事，“尊王”的原则依然是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

不过话说回来了，天子的授权固然重要，可说到底也只是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风向标会指向何方，终究还是大风说了算。霸主受天子策命获得无上荣耀，如果只是整日里把这些勋章拿出来炫耀而不为他人谋取福利，难免会有狐假虎威的嫌疑，也就无法获得诸侯的真正拥护。这就要求谋求霸业的人必须要拿出看家本领，满足他们的内在需求，让他们产生真正的获得感。

反观彼时各国贵族内心中最大的痛点，莫过于对文化灭绝和亡国绝祀的恐惧，而在能够激发他们恐惧感的诸多因素中，来自于异族的入侵又表现得最为剧烈。因此，对于那些想要获得霸主殊荣的人来说，“尊王”之后的“攘夷”无疑将成为最重要的戏码，也是快速获得诸侯“芳心”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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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桓公的霸业历程中，虽说其“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尊王”时颇有些虚情假意，可在“攘夷”这件事情上却是认真的。他不仅带领诸侯抵御戎狄，远征孤竹以救援燕国，帮助卫、邢异地重建，还数次带领诸侯击退楚国对郑国的觊觎，甚至一度亲领大军侵蔡伐楚，迫使对方在召陵与各国签下盟约，这些都是很值得称道的事迹。晋文公在位时间只有九年，但其所建立的功业却毫不逊色，他先是以勤王之功获得诸侯的青睐，随后又在楚国北侵中原的时候发动三军，凭借城濮之战一举击溃楚国而登顶霸主的宝座。

人们谈及齐桓、晋文的功业之时，也无不把视线都聚焦于此。比如孔子在提到管仲时，曾从侧面指出自己对齐桓公霸业的看法：“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亡关头，若不是齐桓、晋文站出来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或许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就会和迈锡尼文明亦或是过去的殷商文明一样，成为永久的历史遗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面貌。

因此，凭借王室的宗教权威获得合法性，并借此统合诸侯合力抵御以楚国和北狄为代表的异种文化的入侵，挽救华夏文明于倒悬，就构成了霸主政治产生的最大动因，也代表了霸主所必须要履行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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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2-3 华夏共同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尊王攘夷既是获取霸权的手段，也是霸业秩序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身为周文化圈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如果仅仅是做到了这一点，却对诸侯所承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就仍不足以让他们箪食壶浆、赢粮而景从。正如《左传》中所强调的：“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要想让那些互相之间缺乏信任的诸侯再次回到相亲相爱的温馨时刻，恢复大家族兄友弟恭的优良传统，让大家携起手来共赴时艰，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里，我们还是以齐桓公作为参照对象来进行分析。

传统史料一般将公元前679年作为齐桓公称霸元年，但实际上，其在位的前二十年，各国的主要任务都还聚焦于开疆拓土，齐桓公也概莫能外。他在管仲的辅佐下与周边国家大打金融战、贸易战、经济战，灭掉了不少的国家。这些作法尽管有利于齐国的发展壮大，可对于霸业成就的取得实际上利害参半，因此我们很难将这二十年计入其霸业时期内，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准备期。

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转折点始于其在位的第二十三年，当时位于中原腹地的燕国、卫国、邢国先后受到北戎的侵扰，齐桓公帮助各国抵御戎狄、重建家园，其“兴灭继绝”的做法受到了广泛认可，而这也反过来推动齐国的政治重心逐渐转向中原，其国际政治逻辑也开始出现了转变。《谷梁传》总结齐桓公的一生，说其共举行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足见其气势之盛。但齐桓公在进行自我总结的时候却很谦虚，并没有将即位初期的几次会盟算进来，只提到了“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这个说法尽管保守，但却更能描摹其霸业政治的全貌。

在这诸次会盟当中，公元前651年举行的葵丘会盟可以说是代表了其霸业的极盛时期。有关这次会盟的主要成果，《左传》只是简单地提到与会各方盟誓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谷梁传》更加详细些，列举了盟约中的几项重要内容，分别是：“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孟子》之说更为具体，对其中的约定进行了细化解读：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统括以上的盟约内容，大体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灾害治理的，史料对盟约内容记载不尽相同，但核心意思是一致的，比如其中有“毋雍泉，毋讫籴”或“无曲防，无遏籴”的条款，都是在申明各国不得随意修筑堤坝，不得将祸水引入他国，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必须履行互相救助的义务，不得禁止邻国采购粮食（由此也可见晋惠公的作为有多么不得人心）。这些都体现了齐桓公试图整合各国力量，共同治理水患灾害的担当和雄心。这个原则后来也被晋国人所继承，到晋文公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晋悼公召集诸侯在亳地举行会盟，载书中也提到了“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其中也有大量的篇幅重申救灾定患方面的义务，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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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葵丘会盟的誓词当中，也提到了“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种大的原则，其用意便是要制止国际社会以大侵小、倚强凌弱的现象，防止灭国战争的再度发生。春秋后期的齐国大夫晏子在回顾齐桓公功业时就有这样的断语：

昔先君桓公，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

所谓“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就是在说，正是因为有齐桓公这样的霸权存在，那些无法自保的弱势国家才得以延续国祚，避免了被大国吞并或为戎狄所灭的命运。历史的发展似乎也在印证这个结论，在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尽管中原大地战火不断，可屡见于春秋早期和晚期的灭国战争却几乎销声匿迹，可见霸主的权威终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存在，那些无所依仗的小国尽管时常受到霸主的盘剥，可他们对霸主的依赖之心和感念之情却总是发自肺腑的，这与他们当初对待天子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一旦霸主权威丧失，这些国家会最先感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那种无日无之亡国绝嗣的恐惧感便会油然而生。

正因如此，到了春秋晚期灭国苗头再次出现的时候，晋国仍在不断地重申“大毋侵小”的准则，并就“以大侵小”的问题不断约谈各国领导人，以体现其作为诸侯盟主的责任感。但到晋昭公时期，随着历史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演进，霸主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末日黄昏，彼时在面对齐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时，鲁国大夫叔孙昭子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

当国际上以大侵小再次成为现实，人们不免会更加怀念过去那段被霸主支配的时光。叔孙昭子将春秋末年的局势与王室权威刚刚丧失时的情形相类比，认为造成如今局面的原因皆在于霸主权威的去而不返，从中也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霸主政治的强烈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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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葵丘会盟约定了治理自然灾害的总体原则，也约定了各国互相扶助、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但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议程。在孟子所提到的五条盟约当中，几乎每一条都提到了有关各国内政的约定，概括下来大体上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是确定继承原则。诸侯只要确立了太子就不得随意更换，更不能将妾室扶正动摇太子的地位；如果诸公子当中有人胆敢有所企图，要当机立断立行处置，切不可因储君地位的争夺引发内乱。在这方面，引发五世昏乱的晋献公，以及亲手制定这条准则的齐桓公，可以说都是极富盛名的坏典型。

第二是确定用人原则。要尊重能人异士和德行高尚的贤人，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但有封爵，一定要向霸主汇报，避免因为偏私而令佞人得利。换句话说，这一条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后人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佞臣擅以私利动摇国本，贤臣全凭公心维护社稷，贤臣能人多了，国家自然能远离祸端。

第三是确定分配原则。规定士官之职务不得世代相传，不能一人分饰多角，在录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考察。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杜绝世官制，防止卿大夫坐大侵蚀公室权益，进而危及国本。

第四是稳固统治基础。一方面对于大夫阶层要予以保护，不能独断专行随意杀戮，以维护大夫阶层的利益不受侵蚀；另一方面则是要“敬老慈幼，无忘宾旅”，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得到保护，从而筑牢统治的基础。

春秋初年，层出不穷的内乱和丑闻在中原大地上肆虐近百年，各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手段来制止争端，但试错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引发内乱的都是与国君公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公族势力，能够参与到君位争夺的更是离不开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公子公孙们，寻常人等根本无法插手权力争斗，于是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公族才是祸患，因而把处理内部危机的矛头都对准了公族，其中钳制公族最为激烈的当非晋国莫属。

殊不知，各国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在国家规模扩大过程中，周公爱亲尊贵的制度设计无法适应新的国家形态而导致的系统性危机。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寡，在无法解决政治权力分配的情况下仅仅是限制公族的权力显然是缘木求鱼。正因如此，这种蔓延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危机，在整个春秋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以上盟约规定了各国需要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诸侯内部政治清明，避免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引发冲突。这些措施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能够得到彻底执行，春秋末期很多权臣威逼公室的悲剧即便不能避免，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延缓。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想让这些准则得以持续贯彻，仅仅依靠各国君主大夫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特殊权力机构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方式用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描述，就是要建立了一个可信承诺机制，维护国际国内秩序的安定，这也是霸主在维护各国内部秩序过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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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霸主取代天子成为诸侯领袖之后，过去诸侯对天子履行的朝贡义务也就转向了霸主。这种朝贡体系实际上也是维护共同市场、在国际间进行资源调配的一种变通手段。联盟内的诸侯向霸主缴纳贡赋，霸主则根据各国需求给予赏赐，从而为各国稀缺物资的供应提供保障。

在有关齐桓公霸业的各种记载中，我们常常能见到类似的情形，比如在《国语》中，“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载而归。”齐桓公为了博取诸侯的信任而大施恩惠，各国前来朝贺带来的都是劣质产品，齐桓公不仅不计较，反而还馈之以厚礼，让他们可以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晋文公取得霸业之后，尽管出手不再那么大方，但大抵还是采用了齐桓公的朝贡体系，与中原各国互通有无，从而促进了各国的商贸沟通和物资交流，为构建统一中原经济体系提供助力。这种朝贡秩序一直持续到了霸业模式的尽头，到了弭兵会盟前后的晋平公时代，晋国还曾多次调整诸侯贡赋的数量。

当然了，国家间物资交换不能仅仅依靠朝贡体系，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也是必要的。这种关于统一市场的需求，既是维护各国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需要，也是整合各国资源共同抵御外部侵蚀的必然选择。只是建立如此庞大的市场体系，其作用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此前提到的那些青铜原料，其他的一些商品如食盐、牲畜、粮食、皮革、珠宝等物资的流通，也都是这个统一市场的应有之义。如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齐桓公为了得到诸侯的拥护，特别降低或干脆取消过往商品的关税，以让利于诸侯，对于凝聚中原文化共同体也是大有裨益的。

统括起来，我们便可以看到，霸主虽然只是诸侯领袖，但却基本上承担了原先本应由天子履行的所有职责。霸主与天子之间的差别，就和曹丞相跟魏武帝一样，似乎就是个名分问题了。只是与天子在名义上广有天下不同，霸主所能管的也只有中原地区的一亩三分地，超然于中原秩序之外的“蛮夷”之邦并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在缺乏绝对威慑力的情况下，为了维持霸业秩序的可持续性，凝聚中原各国的合力为己所用，他们还必须得塑造一个假想敌，明确华夷之间的基本界限，这也是后来百年间晋楚争霸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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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霸业秩序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华夷之辨、敌我意识这些原本模糊的概念开始不断增强，进一步重塑了人们的观念，从而重构了“华夏”这样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内涵。而霸主正是依托于这个共同体而存在的政治实体，一旦共同体的外延发生了转变，囊括的范围出现了扩展，霸主的概念也会因之而发生动摇，而这一点也是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

运用这个逻辑向前一步我们也可以看到，霸业模式在春秋末期的不断衰微及其最终消亡，也是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比如，王子朝之乱带来了天子本身的合法性危机，彻底消解了周王室的文化和宗教权威，使得尊王的前提不复存在。戎狄势力的消亡，以及楚国在中原影响力的逐渐退场，使得能够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忧患意识、凝聚起华夏共同体的外部威胁一去不返。再则，随着铸造工艺的不断发展，铁器的制作成本越来越低，在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消解了人们对于统一市场的需求，进一步瓦解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铁器的出现也给中原大国带来了底层技术突破，打破了春秋进攻性武器发展缓慢的僵局，为更加激烈的灭国战争提供了可能。当中原文明的共同体不复存在，在争霸战争中逐渐崛起的卿族势力便粉墨登场，使得中原政治版图再次碎片化，中原政治的重心也从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转向了家族之间的洗牌。

当晋国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候，整个霸业模式也就走向了末日黄昏。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有的人会向前看，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迎接未知，而有的人却沉迷于过往，仍在为争夺霸业而孜孜不倦。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霸主地位的理解也出现了异化，中原版图内的大国如齐国、中原版图之外的新兴势力如吴、越，他们都在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理念去试图恢复他们所熟悉、但却并不真正了解的政治模型。殊不知，就如同春秋初年纯粹的周礼无法改变现实一样，当霸业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一切试图恢复霸权的努力也就注定会徒劳无功，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悲哀。

春秋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十年韶华便是前尘一世，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有如沧海桑田的巨变总会让人眼花缭乱。在这个板荡的时代里，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无论是国君还是平民，是忠贞还是奸佞，是宽让还是偏执，是犹豫还是果决……都如同蝼蚁一般，注定要被那潮流裹挟无法自主。那些无法跟随历史的脚步前进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只能被无情地淘汰。只有那些逆流而上敢于革新求变的人，才能真正立于潮头之上，成为引领时代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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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1 霸主概念的演变

行文至此，有关霸业秩序的形成逻辑便一目了然了。霸业秩序的形成，是人们为了应对春秋初年自然灾害治理失序、国际国内环境的混乱，以及抵御异种文化入侵所需而形成的政治秩序；是人们在不断探索、试错、修正的过程中，排除了重塑天子权威、重建新王朝这两条路径之后，找到的替代模式；是大国君主寻求王权不得后妥协的产物，也是当时情境下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霸业秩序存在的根本目的或者最终使命，是在不危及诸侯自主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系礼乐传承，避免其文化信仰被异种文化侵蚀和摧毁。

霸业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利益驱动、共同的市场需求以及共同的外部威胁的想象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的华夏联盟。处于这个联盟之外的国家，包括北方的戎狄、南方的楚国，以及后来出现的吴、越，都是他们极力排斥和防范的对象。随着霸业秩序的兴起和完善，北方的戎狄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散，渐渐都无法对中原各国构成威胁，及至春秋中后期，楚国就成了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中原抗衡的特殊存在。楚国在中原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地位，也造就了其中原诸侯巩固华夏共同体唯一假想敌的身份，其兴盛与否，也往往成为霸业秩序能否存续的硬性指标。

与此同时，所谓的“霸主”或者称“伯主”也是一个有着鲜明文化烙印的概念。霸主地位的取得，并不完全依赖于诸侯所取得的武功，而是要同时得到天子的授权和诸侯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对于如何团结中原文化圈内的各诸侯国，早先人们普遍缺乏共识，霸业的形成也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尊王攘夷”正是人们在不断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尊王攘夷既是获得霸权的手段，也是霸业秩序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霸主还需要尽力调和混乱的国际秩序，承担兴灭继绝、分灾救患、定纷止争、重建国际互信机制等义务和职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过程，实际上就蕴含了中原霸主形成的逻辑。

诸侯对于霸主秩序有着强烈需求，同时也因为王室的授权而团结到了霸主的周围，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希望出现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对他们予取予夺。一旦有人背离了这个初衷，诸侯马上就会作鸟兽散，甚至受到威胁的国家为了保全社稷，还会迅速寻找新的靠山，使其在争夺霸业过程中获得的优势荡然无存。诸侯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封堵了霸主的向上之路，反过来成为一种监督霸主履行职责的外部机制。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妨给霸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所谓霸主，是华夏联盟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内部产生的，通过获得天子授权和诸侯权力让渡，代替天子统领诸侯行使礼乐征伐职责，维护中原政治经济秩序，抵制异种文化侵蚀的诸侯领袖。

有了这么一个准确的定义，再回过头来看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春秋五霸”，就能有一个鲜明的判断标准，也就是在认定一个人是否是“霸主”时，需要看他同时符合其中的这三个要件：一是共同体内部产生，二是充分授权，三是履行礼乐征伐的职责。

这其中首先要排除的是处于中原体系之外的君主，如楚国的成王、庄王、灵王，吴国的阖闾、夫差，越国的勾践，他们所在的国家在春秋初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中并不属于华夏共同体的一员，而是中原霸主抵制的对象。特别是楚国在整个春秋时期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以吞并灭国和文化渗透为目的的搅局者，而不是争霸战争的参与者。

其次是中原文化圈内的有力竞争者如秦穆公、宋襄公，他们虽有称霸之志，且都曾为这个理想奋斗过，但他们的影响力仅仅限于其所在的局部区域，既没有得到天子的授权，也不具备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之实，显然也不符合成为霸主的条件。如果非要将他们与齐桓、晋文并列的话，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霸业草创初期的有力竞争者。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晋文公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晋国长期称霸中原的政治格局。此后在整个春秋中叶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唯有晋国真正做到了长期担当带领诸侯行礼乐征伐的重任，延续了霸主的权威。

因此，在现实的春秋政治实践中，除了齐桓公曾因开创了霸业模式而获此殊荣外，其余的时间里，霸主权威都是被掌握在晋国君主的手中。这个时候我们再缩小范围，以是否履行霸主职责来进行遴选，晋国称霸期间的几任君主——如晋灵公、晋成公、晋厉公、晋平公——未能完全履职尽责，其在位期间或之后华夏共同体也遭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也无法列入霸主行列。

最终筛选下来，在整个春秋时期，能够有资格跻身霸主行列的人便屈指可数了。如果定要为春秋霸主人选凑一个整数来套用所谓“五霸”说法的话，那么这个序列恐怕也只能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在这样一个队列中，晋国占到了四个席位，这既与晋国在春秋中期的表现是相吻合，也能够契合南北对立与融合的主线，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梳理春秋时期的历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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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或许有人就该疑惑了，这个结果明显带有大晋国主义的色彩，完全是站在晋国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才会摆弄这么多晋什么公出来，我要是站在秦国或者楚国的立场上，是不是就能给出不一样的定义呢？

这样的批评也不能说有错，毕竟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对霸主的概念进行过总结提炼，因而对于所谓霸主的理解也非一成不变。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社会驱动因素经常会发生转变，共同体的边界会随之扩展或者收缩。比如春秋中叶，因利益取向发生了变化，原本居于秩序之内的秦国被排斥于华夏共同体之外，秦国对于中原霸权的冲击也就不再是单纯的共同体内部斗争了。到了春秋末期，处于蛮荒之地的吴国因共同的利益诉求被包裹到了华夏共同体之内，一直以来为中原所排斥的楚国，其君主楚灵王也开始把追求霸业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些都在重塑着华夏共同体的边界。晚至战国时期，中原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本被视作蛮夷的国家大都被同化，华夏共同体渐渐无所不包，其边界也就渐渐模糊不清了。

当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已经忘记了霸主的本来面目，也忘记了霸业秩序的最初使命。游走列国的百家学者用当世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并用自己认同的观点去套用古代的政治规则，使得霸主这个原本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概念被逐渐异化，最终脱离了其原有的内涵和形成时的基本逻辑。所谓各花入各眼，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春秋五霸的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为了各自学术目的而有意进行的遴选，与春秋时期真实存在的霸业秩序已经毫无关系了。

这就好比是让你在市面上所有的手机中选择一款最“霸气”的，有的人可能会看重处理器的性能，有的人对操作系统有特殊依赖，有的人更喜欢美颜功能强大的相机，也有人存有不一般的情怀，还有人或许只对价格敏感……无论你在设计制造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资源，付出了多少的精力，都不会改变他们的决定。只要对你所谓的“霸气”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可量化的标准，这场论战注定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所谓的“春秋五霸”也是一样，只要你的存在能对我的学说产生有利影响，你有没有真正地肩负起霸主的职责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