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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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称霸后的这些作为来看，晋文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人，甚至他对曹、卫等国的睚眦必报，对魏犨、颠颉、介子推等人的不思封赏，还常被人讥讽为小肚鸡肠。尽管我们无法为晋文公的作为翻案，但若就此以人格特征对其定罪，恐怕还是太小看我们这位霸主了。

晋文公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赏是罚，大多都是有意而为之。晋文公曾历经波折和磨难，知道今日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因此颇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特别是当他亲眼目睹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衰微的故事之后，为了避免这一幕在晋国重演，早早地就开始为霸业的长续发展作谋划了。

在处理卫成公一案的过程中粗暴蛮横，在处罚曹国问题时过于严苛，对待郑、许等国也颇多无理，却唯独对引狼入室的鲁国网开一面，这些举动看似不近人情、不明是非，但其中都隐含着一个共通的逻辑：那就是要将乱世用重典的规矩用到诸侯的身上，故意将曹国拼死抵抗的案例当做是反面教材，将郑、卫等国一些细枝末节的做法有意放大，以向诸侯作出警示，向他们传递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号。

受到封赏的国家固然是欣喜万分，可也不得不为曹国受到的惩罚而感到战栗，从而死心塌地地追随在晋国的身后。哪怕是逼不得已背叛了晋国，也总得留三分情面。通过这么一件事所产生的效果，堪比大禹处决防风氏所带来的心理震慑作用，这对于稳固晋国的霸权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晋国对待周边各国的态度也有一定的规律，简单概括来说便是“远交近攻”：距离较远的国家——如鲁、陈、蔡三国——哪怕是犯下了滔天大祸也可以既往不咎，甚而还会因为他们的一时殷勤而厚加封赏；而那些毗邻晋国的诸侯——如郑、许、卫、曹等国——却动辄得咎，就算是有一点点的小毛病也会被抓着不放。晋文公正是以此来告诫这些邻国，以晋国今日的实力，随时都可以对他们施加威胁，因此也就不要妄想去依附他国，破坏如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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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手腕在有关僖负羁一事上也有所体现，他通过抬高僖负羁的声誉在国际社会塑造了一个榜样，进一步渲染自己的“贤能”之名，同时也宣扬一种风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舆论导向在晋国强大的武力加持下，也在无形中重塑了各国内部的政治势力。当人们看到就连僖负羁这样的小人都能获得晋国的青眼，于是便无不趋之若鹜；各国国君为了攀附晋国，也会刻意重用那些愿意亲近晋国的大夫。

晋文公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在各国内部施加影响力，既对霸主的权威进行了重塑，也在各国内部形成了维护晋国霸权的利益同盟。这种联盟一旦形成，势必会长期影响各国政局和政策走向，从而为晋国霸业的经久不衰奠定强大的政治基础。可以说，晋国的霸业之所以没有像齐国那样昙花一现，反而在此后百余年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行文至此，有一个长久萦绕心头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们通常都把太多的笔墨放在了齐桓、晋文之所以成霸的原因上面，但对于霸业模式本身的来源却所知甚少。人类社会任何制度模式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出现的，只有当这个社会具备了构建社会转型的土壤，一种新的制度模式才会应运而生，否则的话，一切的建构解构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没有某种强烈的需求存在，没有群众对于新制度新模式的强烈呼声，仅凭某个群体的一厢情愿或某几个人的一腔热血，再伟大的制度设计、再完美的秩序和愿景也无法落地生根。

由此延展开来，霸业模式这种独树一帜的政治模式在春秋时期的横空出世也绝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模式能够在春秋时期延续近二百年也必然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历史使命。那么，支撑霸业模式生根发芽的土壤究竟是何等样貌，霸业模式出现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

wxdwxd

真是好文！

gete

支持楼主！
难得一见的好文，读后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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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霸业秩序的兴起

先秦的天下观

A8-1-1 霸业缘起

每当谈起东周的历史，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八个字，可见这个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是根深蒂固。但与“战国七雄”有秦、楚、齐、燕、韩、赵、魏的明确指向不同，对于“春秋五霸”究竟所指何人，自古以来却都是一笔糊涂账。

有关“春秋五霸”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比如《商君书》有言：“五霸不同法而霸”；《孟子》章句也提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至于五霸究竟所指何人，商君并未明言，孟老夫子也只是提到“五霸，桓公为盛”，其余人选便未可知了。特别是依据孟子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说法，我们很难揣测老夫子所指的“五霸”究竟是“春秋五霸”，还是包括昆吾、大彭、豕韦在内的“先秦五霸”。

最早明确将五霸限定为春秋时期君主的大概就要数墨子了，在传世的《墨子》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此说大体上确定了墨家心目中的五霸人选。后来的荀子对这个说法也大加赞同，曾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五位君主也就构成了关于“春秋五霸”的第一个版本。

除了以上的说法，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队列大概是出自儒家。在这个新的版本中，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之前并不怎么出彩的秦穆公和宋襄公。这个版本并非尽善尽美，但由于所选择的对象更加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规范，在大一统的时代里受到了广泛推崇，也因此很快就超越了墨子和荀子的观点，成为受学界认同的主流版本。

不过以上两种观点还只是整个论战的冰山一角，由于“春秋五霸”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就缺乏明确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流转其内涵也不断地扩展，因而在不同人的眼中就会有不同的标准，以至于有关“春秋五霸”的各种不同版本，在此后千年里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在这些观点各异的排序中，除了常见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以及上述提到的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秦穆公、宋襄公之外，能够有幸入选霸主行列的还有郑庄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齐景公、楚成王、楚灵王、楚昭王、吴王夫差等等，使得这区区五个席位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场面蔚为壮观。

这场论战一直打了两千年，到现在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局外人总是看得一头雾水。为了厘清历史的真实脉络，赵鼎新在《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文章将春秋时期的中国大地划分为四个主要战区：以齐国为中心的中原区又或东方区、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区、以曲沃晋为中心的北方区和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区。这四个区域内的战争就像是体育赛事中的小组赛，齐、楚、晋、秦四国就是小组赛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也就是各自战区的霸主。在取得区域性优势之后，各个国家都会向中原发展，从而促进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中原争霸的赛事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半决赛阶段。

到春秋中叶，随着齐桓公去世后齐国政局的混乱衰弱，以及秦穆公冒进而丧失三军，齐、秦两国在半决赛中被淘汰，最后就只剩下晋、楚两国联手进入决赛。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晋级决赛的晋楚两国围绕霸主宝座打得昏天黑地，最后的结果却是各有胜负、未分伯仲。到公元前546年，互耗了近百年的晋楚两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宣告两国共享霸业，轰轰烈烈的争霸战争戛然而止，一场激烈的总决赛就这么烂尾了。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整个春秋时代都没有产生过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霸主，我们通常所认为当之无愧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过是区域性强国中的代表人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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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赵鼎新在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霸主政治作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会盟后就进入了尾声，取而代之的是整个中原封建体制的全面危机与崩溃，并最终促成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形成。由此，文章对整个东周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划分，提出了一个三段分期说：从前770年到前546年为霸主时代，前419年到前221年为全民战争时代，此间从前546年到前419年的一百多年为转型时代。

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观点独特，道出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特别是其提出的三段分期说，跳出了过去仅仅从春秋、战国固有分期展开的争论，更加符合历史演变的实在规律，与本书行文初期所坚持的观点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章对霸主概念的诠释倾向于理解为“全中国范围内的霸主”，由此得出了一个“春秋无霸主”的结论，与本书所坚持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也是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众所周知，霸主政治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存在，是一种几乎贯穿于春秋历史始终的政治模式，春秋时期有一定实力的君主无不对霸主的权位倾心向往、殚精竭虑。在有关先秦历史的诸多史料当中，尤其是为人熟知的《左传》文本当中，时人对于霸主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见以霸主为主导的政治秩序，在当时的情境下的确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并非全然出于后人的想象。在赵鼎新的文章中，他也同样没有否认春秋前中叶霸主迭兴的事实，因而将其所属的时代定义为霸主时代。

由此一来，我们不禁要深入地反思一下，既然霸主政治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现象，那么这么一种奇特的政治模式，其发展形成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处于政治漩涡中的各国君主为了争夺霸主权柄费尽心力，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霸业秩序在春秋时期的昙花一现，究竟是要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回到时间的起点，去原始丛林的深处去探寻历史的奥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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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2 治水权威与统一市场需求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中国古代的历史自传说中的夏朝开始，便已经有了朝代更迭的治乱循环；先秦时期存在的夏、商、周三代，也往往被认为是与后世王朝具有同一属性的历史实体。然而如果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版图的真正统一要等到秦始皇的时候才成为现实，秦统一之前，中国大地上并不存在所谓大一统的王朝，更缺乏构建大一统王朝的技术条件。夏、商、周三代从具体的政治属性上看，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大国通过武力威慑的手段，对周边的城邦或者村镇国家进行控制，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之所以在文明发源初期就形成了这种超越了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天下共主”这样一个类似于中央ZF的特殊形态，一般来说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黄土高原奔腾而过的河水进入中原地区后流速减缓，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形成了一个广袤的冲击平原，为农耕文明的觉醒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先秦时期，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又总是喜怒无常，经常会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面目出现，将中原大地的千里沃野变成自己奔流的河道，给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了抵制水患灾害给人们生产生活乃至于种族繁衍构成的威胁，蒙昧时期的各个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黄河进行治理，从而出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治理水患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工程，要动员流域内各个部族的人财物资源，设计完善的工作流程，组织大范围、大规模的协作，这些都需要一个有高度权威和强力组织能力的团体或个人来进行统筹。这种在治水活动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会逐渐扩充自己的权力，久而久之也就演变成了具有强大社会控制力的超级部族，从而诞生了我们认知中的第一个王朝——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尽管黄河流域内不断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各个王朝内部也经常会出现权力更迭，但这种因治水而形成的政治秩序却大致确认了下来，并最终为周王朝所继承。

除此之外，一些从文本中无法看到的隐形逻辑，恐怕也在影响着中原政治秩序的走向，对“天下共主”秩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比如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先秦特产：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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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作为一种古代常见的金属器具，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早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也常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这种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金属器具，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观感，从而为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赋予了“青铜时代”这样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然而正如所谓的“黄金时代”并非遍地黄金一样，自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青铜时代”也并非到处都是青铜，甚至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真正的历史现状要远远超乎我们直观感受。

在那个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里，青铜从来都没能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它们就如同藏于秘府的法律一样，都是贵族专有的私器，底层的农业生产依旧停留在石器时代。这倒不是因为贵族太过自私，不肯把他们日用的青铜分赐给百姓，实在是青铜这种材料，太不适合用来当做农具使用。

在人类早期的技术条件下，金属铜的熔点比之铁的熔点要低不少，因此也更加容易获取。但即便如此，在高炉冶炼和鼓风技术出现之前，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难点，这其中最让人感到无力的，是金属铜的物理特性。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所提取的纯铜——也即人们常说的红铜——质地太过柔软，并不适合直接用来制造工具。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人们发现，只要在纯铜中加入铅、锡等金属达到一定比例，冶炼铜器的熔点就会显著降低，硬度也会有所提高，进而可以打造成人们所使用的器具。但问题到这里仍然没有解决，根据如今我们出土文物来看，商周青铜器大都是铜锡合金，这种合金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脆了，即便是被用作兵器，也只能制作像匕首一样的短剑和用来勾啄的戟，都是不能直接拿来砍人的。

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铜矿资源尽管提取相对容易，但在地壳中的储量要远低于铁矿。即便是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铜也一直都被当作货币原料使用，很少会用来制作工具。稀缺性决定了价值属性，这就使得青铜器在当时的价值，不亚于如今黄金的价值。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么贵重的金属当然要用在最值得投入的地方，可饶是如此，青铜材料的易损耗特性仍然会带来巨大的困扰。尤其当青铜被用来铸造兵器和车用零件时，经过长期的磨损，其损耗会达到惊人的程度，更加剧了物资的短缺，也进一步抬升了青铜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可以展开想象：一个农夫在田地里劳作了一天，回家的时候拉了一车与黄金等价但已断掉的锄头，这个画面简直不要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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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轫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来说，人们所遇到的最大短板还不仅仅是铜矿资源的稀缺性，更在于矿产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均匀。中国虽说地大物博、物产丰盈，但在贵重金属的分布方面却很难说就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这种情形在以青铜作为主要工具的先秦时代显得尤为严峻。

我们先说铜矿资源的分布。根据如今探明的情况，中国境内有一半的铜矿分布在江西、西藏、云南三个省区，剩余的产量又有一多半分布在甘肃、安徽、内蒙古、山西、湖北、黑龙江六省区。这其中楚国所在的江西、湖北地区，晋国所在的中条山地区储量较为丰富，中原核心区所在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的分布十分有限。据一些史料分析，早前夏朝迁都至少八次，商代迁都更是不下十次，即便是到了周朝，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王室迁都的记载据说也有四次之多，而他们迁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追逐矿脉。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可供开采的铜矿资源并不多。

此外，对于当时的工匠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严峻、更加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合金材料锡的短缺。与铜矿的分布情况类似，中国虽说是世界上锡矿资源最为丰盛的国家，但其分布也极其不均匀。如今探明的矿产地主要分布在15个省区，其中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储量就占到了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矿产较为丰富的广东、湖南、内蒙古、江西，以上六个省区总储量就达到了全国总量的97.7%，中原地区锡矿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有不少的学者皓首穷经，在古代的文献中寻找中原存在锡矿开采的证据，但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春秋时期冶炼青铜器所需的锡矿，大都是从传统中原疆域以外输入的。退一步讲，就算是中原地区的确有锡矿开采的痕迹，也很难保证每个国家都能获得充足的供给，从外部输入仍然是多数国家获取原料的主要途径。

作为先秦时期的主要金属材料，青铜器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方方面面。在当时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青铜器既是维持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支撑，是自我保护的利器，是举行祭祀、开展宗教活动的载体，同时也是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锅碗瓢盆、笔墨纸砚，关乎着他们衣食住行的一切所需。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原料资源的稀缺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困扰。尤其对于那些远离产地的国家来说，货物运输更是需要辗转经历多国，一旦青铜原料的供给受到了制约，造成的后果将会是难以想象的。在此情景之下，为了保证铜锡原料的充分供给和在国家间的自由调度，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原市场便成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呼声。

因此，不论是从治理水患灾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构建统一市场的需求的方面进行分析，形成一个超越国家规模的部落或者国家联盟，都是进入文明初期各个邦国的共同需求。这样的一个联盟与早期希腊半岛所形成的城邦同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与希腊半岛的封闭独立不同，中原大地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人群构成各有不同、外部影响因素众多，催生并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联盟显然不能仅靠各国君主的自觉自愿，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外部机制进行约束，一个超越主权的国际权威机构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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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3 礼崩乐坏与文化危机

与后世大一统的帝制国家不同，这种松散的联合体有一个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处于联盟之中的所有部族或者城邦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所有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近乎完全的自主权。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架构之下，居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稳固统治，就必须要运用各种手段对其余邦国进行控制，以确保他们不至于太过强大而颠覆自己的地位。而在这所有的控制体系中，又以周公改制影响最为深刻。

有关周公改制的背景在本书的开头有过一段介绍，周武王夺取商王朝的天命之后，将自己的兄弟和宗亲分封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并对商王朝及周边残余势力进行监视。周武王自以为用兄弟宗亲拱卫王室，便可以让周天子的地位得到绝对巩固，可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在他死后不久，那些被派去监视敌人的兄弟之国，反而与旧朝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对王室统治构成威胁。周公旦在历经艰险平定东方叛乱之余，难免也会痛定思痛，对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产生了营建东都和制礼作乐这一系列的政治革新。

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等级秩序，将天子以下掌握有土地资源的国人或者说贵族阶级，划分为公、侯、伯、子、男、士六个等级，并对每个等级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用度规格作出了近乎苛刻的规定。各个阶层的贵族都必须严格按照其中的规定来配置日常的一切用度，不能因为你有钱任性就逾矩，或者因为对客人重视而擅自提高接待的规格，也不能因为节省或者谦卑而私自降低规格。周公就是要用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限制地方诸侯的能力，更限制他们的思维，从而达到稳固王室地位的目的。

此外，由于技术手段的欠缺，周王朝对于各国的控制力会随着交通距离的增加而不断递减，其等级秩序的作用到了长江、太湖流域就基本上无法显现了。为了防范在整个秩序的末端出现足以颠覆王朝根基的新生势力，周公还另外创制了一套新的国际规范，也即所谓的华夷秩序。他将处于中原核心区的诸侯用周礼文化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文化记忆的共同体，也即所谓的华夏，处于共同体之外的远方诸国则被贬斥为夷狄。在这种共同体的作用下，中原诸侯很容易就能被煽动起来，不远万里去抗击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敌人。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不仅用森严的等级秩序限制了共同体内部的国家规模，也对外部势力的崛起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保证了王朝统治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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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就是如此吊诡，你越是害怕什么，这件事情就越是容易发生。在礼乐秩序支撑之下的天下体系，仅仅维持了二百多年就崩塌了，这显然是周公制定宪法的时候所未能预料的。西周末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使得中原地区的降水线南移，随之而来的是游牧部族的纷纷南迁。这南迁的部族与国内的野心家勾结，直接冲击了王室所在的镐京，以至于被戎狄追逼而流离失所的周平王，不得不依赖诸侯的支持迁都到洛邑以维持国祚。

这场巨变使得周王室统治的根基瞬间瓦解，也完全消解了王室的权威，由此带来的是局面的完全失控。在分析晋国内部冲突形成的动因时曾提到，由于中央权威的缺位，春秋初年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个丛林社会。原本被压制得不到发展的诸侯纷纷脱离王室的控制，一时间兼并灭国战争蔚然成风，进而在几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批远超西周时期国家规模的超级诸侯国。

在西方，结束了曲沃代翼七十年内战的晋国，刚刚掀起了第二轮的扩张热潮，一度居于王室卿士地位的虢国从此万劫不复，为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成就功业添砖加瓦。为了获得进取中原的门票，取得对晋国的战略优势，秦国对于周边国家的侵夺占领也方兴未艾。晚至晋惠公时期，灭国战争仍在持续，秦穆公也凭借“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的不俗成绩，在灭国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东方，齐桓公也在大力扩张领土，以“并国三十五”的不俗成绩力压群雄，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灭国狂魔。

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那些业已成为超级诸侯的国家，也并不能安然坐享大国的红利，反而要时刻警醒以免被其他的列强吞并，更加重了国际间的信任危机。比如在齐桓公执政中期，戎狄之祸横行中原的时候，已经成就霸业的齐桓公仍然在为吞并鲁国这样的强邻而日夜绸缪。紧随其后的晋文公，也同样对中原大国心存觊觎，其与秦穆公合兵伐郑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讨罪罚贰那么简单。——这种时常被人觊觎的感觉和对于亡国绝祀的恐惧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是植根于每一位国家管理者内心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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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政治的混乱，超级国家也改变了原本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制度层面上，传统的国家机器无法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进行管理，使得过去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始衰败。旧制度衰败了，新的制度却一直未能确立，这就给各国内部管理，特别是国家财政带来了不少的混乱，从而为内部冲突埋下了祸根。

在经济实践中，国家规模扩大带来的另外一个效应，便是贫富分化的骤然加剧，以及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由于不同的贵族在军事征服过程中表现不一，其获得的封地面积也异常悬殊：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大夫，国君经常会把新征服的国家打包进行封赏；而贡献不那么突出的贵族，则要么费尽心思讨到一两个邑沾沾喜气，要么就是要守着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勉强度日。同样是共享清贫的公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出现了有人富可敌国、有人披头跣足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流转，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慢慢放大，渐渐呈现出阶层固化的特征，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人们的不平衡心理，浮躁和焦虑的气息开始在整个中原蔓延。

政治上，那些刚刚掌握了千里沃土的新兴诸侯，面对着过去难以想象的广袤疆域，难免会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样内心膨胀，进而控制不住自己的私欲，将调整各阶层关系的周礼秩序破坏殆尽。国君不再严格遵守周公所制定的继承制度，变更储君的做法越来越随意，这就让本无希望继承君位的公子公孙看到了希望，对于君位的觊觎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掩饰。与此同时，国君的地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国君与国人之间出现了无法弥合的鸿沟。由此带来的，是传统皇权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分庭抗礼，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而早期的国家对于两权之间的制约也缺乏系统性的手段。

社会层面上，随着巨无霸的不断征服扩张，他们与传统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明显，灭国夺邑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可灭国之后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在征服者内部，国人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熟人社会被由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所取代而进一步激化。贵族与平民以及处于不同地域的民众相互之间的亲和感和认同感迅速降低，进一步加剧了族群的分化。如此一来，国人群体内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的不同群体之间都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加剧国家陷入分裂的风险。
文化观念上，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礼便成了中原诸侯竞相参照的模板。这套以维护王室地位为初衷的制度设计，最大的特点是讲究任人唯亲，强调国君或者地方封君在任命选拔各级官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人的学识、才华亦或者是功劳，而是要把候选人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放考核指标的第一位。亲疏远近无差别的，就需要衡量候选人的地位，地位尊贵的自然要优先考虑。

受此影响，各国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活动中，都形成了一个以公族为主体的国人政治群体。对于在国人群体中占绝大多数的守旧势力来说，官员任免、土地分封的首要原则应当是爱亲尊贵，国家得到利益之后，所有的亲戚都应该按照与国君关系的远近一体均沾才是。但随着战争日趋频繁激烈，一个新兴的军功阶层开始兴起，他们崇尚武力、热衷于征服，认为以军功获得封邑是天经地义的。军功阶层所信奉的法则是对旧制度、旧观念的冲击和挑战，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原则，旧制度和新观念同时并存，又让新旧势力同时都感到不满。

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这些由于国家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矛盾不断积累，彻底撕裂了原本和谐有序的小共同体，而大的共同体在不断的碰撞和摩擦之中还步履蹒跚、迟迟未至。当整个社会丧失了共识，恐慌情绪和不安全感开始蔓延，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副让孔子痛心疾首的画面，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公子夺嫡、大夫弄权的事件频发，构成了一幕“礼崩乐坏”的长篇交响曲。为了应对频发的内乱，各国都采取了不少的制约办法，但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的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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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际间兼并之风的兴起和内乱狂潮的不断涌现，中原文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急速降低。诸侯间由于缺乏统一权威各自为政，在治理灾害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需求随意修筑水利设施，“以邻为壑”、祸水他引的情形开始不断出现。当他国水旱灾害频发酿成饥荒时，周边各国作壁上观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亦有之，让本已混乱的国际政治秩序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比如发生在晋惠公时期的韩原之战，其起因就是源于秦晋之间围绕自然灾害展开的一场博弈。

这种互不信任的局面也进一步打破了由天子所维系的共同市场秩序，各个大国在中原舞台上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了获取军事征服的胜利，贸易战也常常会成为摆在各国君主案头上的选项，比如在有关管仲相齐的各种施政纲领中，为他国人为制造危机从而借机吞并的案例也常常被当成是功绩广为流传。这对于那些经济实力不够丰厚的国家来说绝对不会是什么福音，尤其是那些过度依赖外部输入的国家，青铜原料的运输难免会受制于沿途各国，从而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天灾更加人祸，无疑是给当时黄河流域内——特别是下游周边——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以中原礼乐文化团结起来的文化共同体内部裂痕不断，危机重重，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各国之间的信任危机。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又带来了一个更加严峻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中原各国对抗外来文化入侵的免疫力显著降低，为外部势力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勿忘在莒

自西周末年兴起的戎狄危机，趁着中原内乱持续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齐桓公称霸时期又出现了一次小高峰。在那场蔓延到整个中原的危机中，北方的戎狄横冲直撞无人能挡，一度导致了黎、卫两国的灭亡，郑国、邢国在戎狄兵力强压之下节节败退，就连周王室也无法幸免于难。中原各国合力抵御北狄的侵扰，却似乎总是疲于应对，最后只能以空间换时间，让他们又折腾了许久。

此外，中原国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加不容忽视的威胁，那就是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对中原的入侵。西周时期，远离中原核心区且以蛮夷自居的楚国尽管桀骜不驯，但在周王室的强力弹压之下，还总算是不敢太过霸蛮。然而，随着王室权威的突然崩塌，江汉流域出现了长达百年的权力真空，这就给楚国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这一百年间，楚国几代君主励精图治大力扩张疆土，逐渐将江汉流域的诸侯国一扫而空，并伺机北上征服了陈、蔡、郑、许等国，将触角延伸到了中原地区，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

与单纯的武力征服不同，这种危机更激发了人们文化上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北狄的文化特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不过只要对比历史上曾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进行脑补，便可大体窥知其与中原讲究的礼乐文化的差异。当年王室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看到有人“被发而祭于野”的时候，便深深地叹息道：“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礼乐文化流失的普遍心态。

而与相对弱势的游牧文化比起来，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可以说自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便已经显现了出来，在独立发展了上千年之后，更是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文化体系。在我们如今所知的一些资料中，大体可以看到楚文化中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重死轻生的一些特性，与周礼指导下的宗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楚国与中原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他们在周王朝的天下体系当中显得格格不入。而楚人似乎对于所谓的“蛮夷”身份也毫不在意，常常把“我蛮夷也”这句话挂在嘴边。比如《史记》有载，周夷王时周朝国力衰弱，楚君熊渠就毫不隐晦地说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号，让他们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其对所谓华夷秩序的不屑与鄙夷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勿忘在莒

到了春秋时期，尽管礼乐秩序丧失、列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战争的发起国还是会打着礼乐征伐的旗号找一堆应景的借口。可楚国却不管这些，公元前706年征讨随国，随人满腹委屈地辩解说：“我无罪！”楚君熊通很是不屑地回答道：“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想打谁就打谁，是不需要借口的。此外，他们还要求随国向王室传话，说“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王室不答应，他就自上王号，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这在中原诸侯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室对此虽有不忿，却也无可奈何，到了楚成王即位的时候，还得低眉顺眼地派人“赐胙”，并告诫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算是默认了楚国自上王号的行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楚国发源于长江流域，尽管也时常会面临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与中原文明所面临的黄河泛滥从属于不同体系，因此相互之间便天然缺乏中原诸侯所共有的亲和感。此外，从前文有关青铜原料的分布情况来看，楚国所在的湖北省蕴含了大量的铜矿资源，与之毗邻的湖南、江西等地又是重要的锡矿产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楚国从青铜原料的勘探开采，到青铜器的制作，基本上都能做到自给自足，从而在国内构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市场区域。相较之下，中原各国无论是储量还是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上，都无法与楚国相媲美，甚至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早期，楚国可以在当时的边缘地区迅速崛起，进而以一己之力威胁周王室的生存，挑战包括晋、齐等国在内的整个中原政治秩序，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雄厚的家底，使得楚国可以毫无顾忌地侵吞他国，不必考虑旁人的感受，从而产生一种不同的观感。在中原各国看来，它就像是一个饕餮，永远都不知道满足，楚国大军所过之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被吞进去，然后被搅碎、被消化，最后变成楚国王族治下的一个县。这种时刻惊扰着人们的噩梦，让那些即便是已经臣服的国家，也总是心存亡国绝嗣的恐惧。楚国的战车永不停歇，诸侯内心的恐惧也永不消止，整个中原文化圈都弥漫着一股悲观消沉的情绪。

楚国与中原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一直以来又自外于中原政治秩序，因此我们很难将其纳入“华夏”的行列。有鉴于此，我们大可以将春秋时期的中国大地划分为两个不相统属的独立板块，位于北方的是以周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板块，而在南方则是以楚文化为中心的荆楚板块。楚国自西周时期就是独立于中原文化的另类玩家，是整个中原政治秩序的挑战者，这个身份直到春秋中后期都未能改变。
正因如此，中原诸侯对楚国的排斥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按照当时的习惯，“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中原诸侯互相征伐所获战俘和战利品一般都不会去天子面前招摇，就算是去了天子也一定会义正辞严地拒绝接受。但晋楚之间发生战争，晋国但有所获就一定会献俘于天子，天子也从来甘之如饴，从中也可以看到时人对楚人的真实观感。晋文公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鲁国大夫季文子还将楚国视为异类，并为我们创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名言。即便是到了春秋末年，晋楚两国已经举行弭兵会盟商定共享霸业，各国仍然对楚国心存芥蒂，迟迟不愿履行盟约中确定的义务，这恐怕也是与楚国的夷狄身份是分不开的。

人们常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楚国对中原的入侵完全可以与波斯入侵希腊相类比，由此所造成的冲击显然也更加激烈，带给人们的恐惧感也更加真切、更加深入骨髓。但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中原诸侯摆脱王室控制的时间尚短、积累不足，单打独斗还很难与独立发展数百年的楚国相抗衡。而由于统一权威的缺失，各国之间又无法建立互信机制，合力抗击楚国对中原文化的侵蚀显然也无法达成。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局势的窘迫引发了中原诸侯的集体危机，让各国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恢复核心权威也就是题中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