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在处理派系冲突方面，晋文公依照竖头须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以“居者为社稷之守”尊这些居守之臣为“内主”。他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责，反而是放低了身段给他们戴高帽尽力拉拢。后世史料中被称为“文公内主”的栾、郤、狐、先等家族，实际上都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尤其是郤氏家族，先前几乎是阖族投效于惠公门下为其出谋划策，到文公归国后更是掀起了一场政治事件试图颠覆新ZF。火烧公宫事件爆发后，其核心成员郤芮被诱杀，可整个家族仍然执掌着包括郤、步、冀、温在内的至少四个邑，属于是当时国内最有权势的家族，也是晋文公首要拉拢的对象。

这种处理方式也的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当国内贵族在为如何与这位陌生的国君打交道而犯愁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有人到处宣扬他们是国君的内主，不免会感到莫名惊诧：“内主？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国君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啊？”这时，他们便猛然看到晋文公闪动着迷人的重瞳，温柔地回应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只是不肯说出来而已。你的好，我都在心里记着呢！”

晋文公在“赋职任功”之时大力迎合公族的愿望，满足居守派的利益诉求，通过美化宣扬其他贵族的功劳和大量任用公族的办法，把原本对自己心存芥蒂的公族势力一下子团结到了自己的旗下，让他们也能如过去几十年异姓贵族那样，在新的时代里奋发有为大展宏图。

这些举措对于稳固其自身地位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显然是在开历史倒车，对于过去常受重用的异姓功臣来讲，也难免矫枉过正。这些族群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在过去几十年间披肝沥胆、挥洒热血，为晋国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今新君刚一回国就卸磨杀驴，将“任人唯亲”的原则放在“任人唯贤”之前，这脸是不是变得太快了些？这样的政策取向，分明是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天花板，无论他们付出了多少辛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在所谓的“中官”与“远官”序列中争取，无法跳出身份限制取得更高的位置。长此以往，不仅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让那些有功之臣离心离德，更会制造更严重的分裂、酝酿出新的对立集团，这显然也是晋文公不希望看到的。

而对于那些曾经追随他在外流亡的随臣们来说，这也的确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之所以能披荆斩棘、任劳任怨追随他东奔西走，也都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以为有朝一日能够凭借往日的功劳获得封地和爵位。可你刚一回国获得了君位就翻脸不认人，为了迎合那些尸位素餐的公族，以前许过的诺言、承诺过的封赏就全不作数了，怎能不让人寒心？

在周礼的框架内完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于古人来说着实是一件很犯难的事情，不过这种问题终究还是难不倒我们英明神武的晋文公同志。晋文公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政治家。他在恢复古制的过程中，还将春秋以来晋国自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其中也包括献惠以来受人诟病的政策——融合了进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规范，这便是接下来要着手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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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3 被庐之蒐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天，晋国贵族齐聚被庐（绛都东部山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的行动也被称为是“被庐之蒐”。

“蒐”礼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军事礼仪，有时也被记作“搜”礼。《左传》提到春秋时军事礼仪的称谓，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其中的蒐礼便是春季农闲时间举行的活动。一般情况下，举行蒐礼包含了阅兵和田猎两项活动，主要是对临时召集的军队进行检阅，并训练士兵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从晋文公时期开始，晋国的蒐礼便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同时承担了颁布法令和人事调整的功能。

晋国的军制，在晋武公取得晋侯地位时还只有一军的规模；到晋献公十六年，才进行扩编建立了上、下两军体制。通常情况下，军队出征时国君会亲自统帅上军，下军的统帅则临时指定大夫担任。不过，晋献公并不是一个严守规矩的君主，因此有时连上军也会交由大夫统帅，担任上下军的统帅便是所谓的“卿”。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晋国内部乱象频仍，军队规模一直都维持在两个军的水平上，卿的数量和人选也无一定之规。到晋文公谋求霸业之时，这种混乱无序的规制和二军的常备规模，显然已经与现实需要不相匹配了。

这一年，楚国大军包围宋国的消息传来，为了与楚国抗衡解宋国于危难之中，晋文公决定在被庐举行蒐礼。在这次的蒐礼上，晋文公在原有军制基础上建立了中军，从而创立了“三军六卿”体制。这其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以中军统帅上军，上军统帅下军；每军均设立一名统帅和一名副帅，统帅曰将，副帅曰佐，三军将佐由六人担任。

晋国实行军政一体，三军将佐既是军队统帅，也是行政首长，因此又被称为六卿。六卿之中又以中军将为尊，称为正卿，又称元帅，出征在外是为三军统帅，征战归来就是一国的执政，是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的国家首长，与后世的宰相有些类同。其后依地位高低排序分别为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每人在卿职之外往往还会兼任其他具体的行政职务。国君加上六卿组成的小团体，是国家一切政令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明朝时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乃至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有些类似（春秋时期不存在内阁体制，但由于在此后的实践中，军队的规模经常变动，卿的数量也没有定数，为了叙述方便，在本书中就姑且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统称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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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3 被庐之蒐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天，晋国贵族齐聚被庐（绛都东部山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的行动也被称为是“被庐之蒐”。

“蒐”礼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军事礼仪，有时也被记作“搜”礼。《左传》提到春秋时军事礼仪的称谓，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其中的蒐礼便是春季农闲时间举行的活动。一般情况下，举行蒐礼包含了阅兵和田猎两项活动，主要是对临时召集的军队进行检阅，并训练士兵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从晋文公时期开始，晋国的蒐礼便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同时承担了颁布法令和人事调整的功能。

晋国的军制，在晋武公取得晋侯地位时还只有一军的规模；到晋献公十六年，才进行扩编建立了上、下两军体制。通常情况下，军队出征时国君会亲自统帅上军，下军的统帅则临时指定大夫担任。不过，晋献公并不是一个严守规矩的君主，因此有时连上军也会交由大夫统帅，担任上下军的统帅便是所谓的“卿”。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晋国内部乱象频仍，军队规模一直都维持在两个军的水平上，卿的数量和人选也无一定之规。到晋文公谋求霸业之时，这种混乱无序的规制和二军的常备规模，显然已经与现实需要不相匹配了。

这一年，楚国大军包围宋国的消息传来，为了与楚国抗衡解宋国于危难之中，晋文公决定在被庐举行蒐礼。在这次的蒐礼上，晋文公在原有军制基础上建立了中军，从而创立了“三军六卿”体制。这其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以中军统帅上军，上军统帅下军；每军均设立一名统帅和一名副帅，统帅曰将，副帅曰佐，三军将佐由六人担任。

晋国实行军政一体，三军将佐既是军队统帅，也是行政首长，因此又被称为六卿。六卿之中又以中军将为尊，称为正卿，又称元帅，出征在外是为三军统帅，征战归来就是一国的执政，是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的国家首长，与后世的宰相有些类同。其后依地位高低排序分别为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每人在卿职之外往往还会兼任其他具体的行政职务。国君加上六卿组成的小团体，是国家一切政令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明朝时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乃至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有些类似（春秋时期不存在内阁体制，但由于在此后的实践中，军队的规模经常变动，卿的数量也没有定数，为了叙述方便，在本书中就姑且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统称为“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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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三军六卿的内阁体制后，接下来便是要选拔六卿人选，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自然是推举中军将的人选，也就是“谋元帅”了。按照晋文公最初的想法，他自然是希望从流亡派的贵族——也即狐偃或者赵衰——中选择一人来担任中军将，可居守国内的贵族却不买账。为了打破僵局，还是赵衰提出了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人选：郤毂。

作为晋国的第一任中军元帅，郤毂此人此前在史料中无任何记录，上任之后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表现。这样一个能力平庸的人能够从人才济济的晋国政坛脱颖而出，其中的缘由还真是有些让人费解。按照书中记载，赵衰举荐郤毂的原因，是因为他年届五十且为人敦厚，平日里喜爱礼乐诗书，谨守道德礼义，能够善待百姓，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君子。这句话从明面上理解，自然是因为郤毂符合儒家倡导的君子形象能够服众，可实际上——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家世好。

之前我们曾介绍过，郤氏家族经过惠公时期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同时拥有多个封邑的大族。此时尽管郤芮已死，其家族所拥有的土地财富仍然不可小觑，在不少的贵族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威望的。提升郤毂的地位，利用其领头雁的作用，拉拢其背后依附的庞大族群，对于国君地位的稳固显然大有裨益。

巴结攀附大家豪族是人之常情，这点我们丝毫都不会感到意外，可如果他还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政客，就容易让局面走向失控——晋惠公之所以要除掉权臣里克，其原因就在于此。好就好在，郤毂虽坐拥庞大的产业，却是个庸碌无为的人，这倒很符合国君的心意；而将他推举上位，既能让其他的贵族看到国君的诚意，也能缓解不同群体之间争斗，可谓一举两得。于是乎，在各方激烈的博弈之下，一个并不怎么出彩的郤毂，就成了晋国史上的第一任执政官。而晋文公为他选定的副手——担任中军佐的郤溱——则更是一个缺乏存在感的隐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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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将、佐尘埃落定，已经算是向居守派妥协了，接下来的四个席位——按照文公的想法——就应该安排流亡派来加以平衡了，因此他便想让赵衰紧随其后担任上军将。不过，如此好意赵衰却不愿接受，反而推辞说：“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

所谓的“三德”，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是文公回国之初便急不可耐地想要进军中原谋求霸业，其舅父狐偃极力劝阻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老百姓还不懂得道义，没能各安其位，此时不是用兵之时。于是晋文公便出兵安定周襄王，回国后又让利于民，鼓励生产，让百姓生活都安定了下来。

看到百姓皆安居乐业，晋文公便又想出兵，狐偃再次劝阻，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老百姓还不懂得信义，仍然不是用兵之时。晋文公于是就在讨伐原国以展示信义，百姓上行下效，社会风气一时好转，就连做生意的人都明码标价，不再贪利了。

看到改良社会风气立竿见影，文公便又按捺不住了，狐偃第三次出面劝阻，说“民未知礼，未生其共。”老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恭敬之心，所以还是不能用兵。晋文公也是个好脾气，又按着狐偃的意图，举行了这次盛大的蒐礼，通过建立执秩之官、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岗位职责的方式，让老百姓懂得敬畏并明辨是非。

定襄王示民以义、伐原取阳示民以信、被庐大蒐示民以礼。赵衰提到这些意在表明，晋国之所以有了能够挑战中原霸权的勇气，靠的就是“义、信、礼”这三种德行，而这一切又都是狐偃的功劳。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我们也无法断定是否真的出自赵衰之口，但如果结合前后的情形来看，或许并非赵衰的本心。

上文曾经提到，在两代先君重用异姓贵族的政策导向下，国内公族群情激奋，晋文公不得不抬出周礼的原则来进行安抚，由此又让异姓贵族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作为异姓贵族的一员，赵衰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出头。假如他听从国君的安排进入了六卿，势必会受到公族的冷落和排挤，而同为异姓的其他难兄难弟也会因此对他产生怨恨，让他里外不讨好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国君非要在流亡的兄弟中选择一个人来平衡的话，那么国君的舅舅狐偃才是毫无争议的人选。

但狐偃这个人——按照后来赵衰后人赵武的说法——私心太重，在文公回国之前，他就在黄河岸边装腔作势，让介之推很看不惯；回国之后，也一心只考虑家族利益，把与国君之间的生死情谊全放到了一边。赵衰推掉了上军将的职务之后，晋文公别无选择，只好让他来顶替，可狐偃却假装高风亮节，推荐了自己的哥哥狐毛，还说：“狐毛的智慧远超于臣，且年龄也比我大，如果狐毛没有得以入选，臣不敢窃居高位。”无奈之下，晋文公只好任命狐毛为上军将，同时将狐偃排在第四位，好控住上军佐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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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下军将、佐的人选时，晋文公还是有意把赵衰安插进去，可赵衰第二次拒绝了国君的好意，说：“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他们都比我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还是先紧他们吧！”这句话当然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其中的政治意图。这其中最首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赵衰看重了栾氏、先氏在国内的影响力，这与他推荐郤毂的本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第三方势力对于这次人事调整的影响。

在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里，国民的利益诉求和观念传统都不可能完全趋同；在任何一个舆论场中，参与讨论的群体都不可能非左即右；甚至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政治事件中，占据人群绝大多数的中间群体才往往是制胜的关键。

同理，如果我们对此次人事调整中的中军、上军人选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郤氏和狐氏两个家族恰恰是代表了惠公旧党和文公近臣两个不同的派别，这种政治派别的分野并未随着惠公父子的没落而消弭于无形，反而一直到了十几年后的夷之蒐时仍然在发挥作用。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惠公旧党和文公近臣之间的冲突并不仅限于拥护谁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念。在实现了郤氏和狐氏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之后，为了取得更多国人的支持，就必须要争取中间群体的支持，这也是赵衰选择推荐栾枝、先轸统帅下军的用意所在。

于是乎，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晋国的第一届内阁就出炉了，其中的六卿职位分别由郤毂、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把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晋国首届六卿所有席位都是被公族所占据；在政治派别上，流亡派的贵族只有狐偃占据了一个席位，名列第四位，以狐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公势力勉强与以郤氏为代表的惠公旧党分庭抗礼。这种安排尽管很符合周礼，却是一种不平衡的体系，对于想要实现集权的晋文公来说，显然是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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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4 清原之蒐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更是一种寻求动态平衡的艺术。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是国君与大夫、居守派与流亡派、公族与异姓大夫互相角力的结果。尽管从短期来看，晋文公在这场博弈中并没有取得多少的发言权，居守派贵族和公族相对于国君和外来群体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晋文公为自己创造一个修改底层权限的后门，使得他可以借助个人威望的不断提升扩大在内阁中的影响力，进而对纷繁复杂的利益集团进行调整——这正是他发动城濮之战的内在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后的几年里，晋国的六卿体制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其十二字方针中的“举善援能”——也即推举良善之人和贤能之士——开始逐渐得以贯彻。

首先是晋文公五年的城濮之战爆发前，担任元帅的郤毂在攻打曹国时死于阵前，晋文公临阵超拔内阁排名第六的先轸为中军将。与此同时，趁着战场上的混乱，他还特别安排公族大夫胥臣出任下军佐，算是又为流亡派争取了一个席位。

伴随着城濮之战的全面胜利，晋文公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以臣召君挟持天子参与践土主盟，着实出了一把风头，国际上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战争的胜利也一扫韩之战失败的阴霾，让国人振奋不已，民众的情绪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晋文公携战胜之余威趁热打铁，于城濮之战的次年再次进行了一次军制改革，也即“作三行”。

所谓的“三行”，指的是中行、右行、左行三个方阵，其统帅分别是中行将荀林父，右行将屠击，左行将先蔑。至于其具体形式，史书上照例一笔带过未作详细说明，使得后来的人们众说纷纭却总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一般的说法认为，三行是区别于战车方阵的步兵队伍，如春秋末年时，晋国大夫荀吴曾有“毁车以为行”的做法，就是将原来的车兵改为步兵。再加上如文中所述，晋国做三行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御狄”，对付常年活动在深山老林里的戎狄时，人们就不得不抛弃熟悉的战车，发展适应环境需要的军制，这也算是题中之义。

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所谓的“行”也并不必然要指代步兵方阵——比如在献、惠时期，常伴国君左右管理副车的“七舆大夫”中就有共华﹑贾华担任左行、右行等职务——晋文公所建立的三行，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三军罢了。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只有天子才能保有六军的建制，诸侯僭越建立六军不符合规制，故而只能以三行来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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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其真相究竟为何，三行存续的时间都很短，到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时，仅仅存在了两年多时间的三行就被裁撤了。这一年，晋国在清原举行大蒐，将原来的三行拆解为新上、下两军，再加上原来的三军，晋国的正规军达到了五军规模。

在此之前，担任上军将的狐毛去世，晋文公贼心不死，第三次邀请赵衰入阁为卿，可赵衰也算是认准了死理不肯回头，又推荐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还说：“先且居在城濮之战中表现极为优秀，俗话说‘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先且居兼具这三种品质，不能弃之不用。再说了箕郑、胥婴、先都都还没有入阁为卿，我又怎么能先他们而上之呢？”

从赵衰推举的名单来看，无论是先且居也好，箕郑、胥婴、先都也罢，都属于公族大夫的范畴，可见其顾虑仍然没有消退。晋文公不便勉强，再次按照他的意思把先且居推到了上军将的位置。

这件事情发生后，晋文公有感于赵衰的忠义，盛赞他三次辞让卿位，推荐上来的都是“社稷之卫”，如果还不让他作卿就是“废德”之举，那也太说不过去了，于是就专门为他举行了这次的清原大蒐。赵衰似乎也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接受了邀请担任新上军将，而他所看重的箕郑、胥婴、先都则紧随其后，分别跻身新上军佐和新下军将、佐的位置。

这次调整后形成的五军十卿完整内阁序列分别为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其中只有赵衰一人是异姓卿，其余位置都由公族担任；但在政治派别上，狐偃、赵衰、胥臣、胥婴皆出身流亡派，比之内阁刚刚建立时的局势，流亡派和居守派基本上已经可以平分秋色，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再次达到了均衡状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晋文公在人事任免上的职权也获得了长足进步，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晋文公去世前，他的舅舅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上军佐的位置再次出现空缺。担任上军将的先且居有感于赵衰的热心举荐，于是便推荐其顶狐偃之缺。晋文公从其所愿，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他人生最后一次人事调整，拔擢赵衰为上军佐。这次，赵衰也惑于流亡贵族的群龙无首，决定挑起重担，接受了这个职位。而先且居举荐赵衰的举动，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居守派与流亡派之间的界限正渐渐模糊，原本互相敌对的各个利益群体正被一个强烈的共识凝聚起来，这也正是晋文公施行改革的初衷所在。

通过恢复旧族地位、建立官僚系统、重构经济体制、融合各类族群、规范竞争机制等做法，晋文公终于将回国初期一盘散沙的局面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新局面。特别是三军六卿体制的建立，将献惠时期任贤使能的竞争机制进行规范，为所有的群体提供一个公平竞技的舞台，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这个自由竞技场上各显其能，从而将竞争所产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这种制度设计又相当于是一个凝聚人心的大熔炉，将各派政治势力——不管是居守派、流亡派也好，公族、异姓大夫也罢——之间冲突的焦点转移到对元帅地位的争夺上，消除政治派别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凝聚合力，将晋国打造成一个真正可以俾睨群雄的超级强权，为其成就霸业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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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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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5 严明法纪

晋文公的“被庐之法”有时也被称为“执秩之法”。关于“执秩”二字，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执秩”本身就是一部法令，比如在鲁宣公十六年传中，曾提到有晋国大夫士会“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但也有人认为“执秩”其实是一种官名，如《左传》在提到狐偃“三德”时，曾说“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其中的“执秩”通常便被理解为执秩官。

如果不严格追究的话，执秩之法与执秩之官也算是相辅相成，两种说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执秩之法”确立了一种新经济制度，也建立了以“亲亲上恩”为原则的官僚体系，这些体系一经建立，便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管，否则便很容易流于形式，设立专门的“执秩”之官也算是应有之义。同样，设立执秩之官，必然要肩负某种职责，以“执秩之法”确定其“执秩”的具体监管范围和尺度，也是理所应当。

除了要以周礼的尊卑秩序来维护经济运行和等级制度的有序运转外，“执秩”机构还有一项重大任务，便是完善并严格履行刑罚制度。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习惯，仲裁一个人是否有罪，其决定权通常是在社会舆论手中。贵族大夫犯了事，只要国人认为其“有德”，愿意继续支持或者容忍，便可以继续留在国内任职；就算是他犯了弑君的严重罪行，重新迎立一个国君同样可以将事情掩盖过去。

假如一个人得不到国君的支持和国人的谅解，就算他是无辜的，也是犯了“无德”的罪行，想要逃避处罚便只能流亡国外。对于这种失去权势的人，如果不是政见相左或有利益冲突而必欲杀之以后快，人们通常也不会对其斩尽杀绝。

在这种不成文的制度约定下，人人都可以是法官，只要理由足够充分，获得的支持足够多，谁都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杀掉或驱逐自己不喜欢的“无德”之人而不必受法律制裁。反而是国君缺乏独断专行的能力，并不掌握对大夫生杀予夺的大权，假如未能取得大众的支持而随意杀人，也会遭到大众的非议。

这样的事例在晋国并不鲜见。远如早年的共太子申生，按说并没有犯过什么严重的错误，但只因君父不喜欢，便有了无德的罪过，晋献公对其处置的措施，也不过是希望其流亡国外罢了。近有晋惠公对里克、丕郑和七舆大夫的处置，尽管他们犯下了弑君乱政的罪行，但只要国人愿意支持他们，国君便不能随意处置。再如后来在韩之战中扰乱军政、导致兵败的庆郑，司马说列出的四条罪状，桩桩件件皆有实据。但惠公因此而斩杀庆郑，不仅未能肃清纲纪，反而给自己落下了残暴不仁的罪名，甚至连其子怀公最后的失国，都能与此联系起来。即便是晋文公回国初期，面对郤芮和吕甥的叛乱，也不敢随意施行刑罚，只能待其发动叛乱之后，才敢皆秦穆公之手对其进行清算，否则难免会惹人非议。

这样的社会形态，以我们如今的观念来理解，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但在当时人看来，却正是遵循天道自然的体现。在这种法律观念的制约下，军队纪律涣散导致战争失败，国君要承担责任，大夫扰乱秩序影响了作战部署，国君反而不能随意追责。即便是有为进取的国君，也难免会因此束手束脚，无法大力整饬纲纪，也无法对官员的实绩进行监督考核。只要这样的观念不破除，哪怕是国家财力再雄厚，三军将士再骁勇善战，也终究无法抵消自由散漫的作风造成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无法有效发挥，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便只能听凭“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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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经过了长期的流亡，亲眼目睹了诸多的战争事例，悉心对比了各国制度之优劣，自然也意识到了严明法纪“令行禁止”对国家发展和战争胜败的影响，因而才特意在“执秩之法”中加入了军纪刑罚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史料中同样缺乏系统性的描述，但也未必无章可循，如《左传》在叙述城濮之战的后续事务时，曾举国这么几个例子：

城濮之战前，晋军攻陷陶丘，晋文公严令禁止袭扰僖负羁的宫院。然而不幸的是，这道命令刚发布不久，僖负羁的家就被人给烧了，而烧杀僖负羁宫院的不是别人，正是魏犨和颠颉。这两人都是晋文公的随亡之臣，特别是魏犨，在世所流传的所谓晋文公“五贤士”的不同版本中，都是赫然在列的股肱之臣。至于颠颉，虽说没有魏犨那么威名远播，可在某些版本里，他的大名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僖负羁是一名颇有仁心的贤臣，在晋文公流亡途径曹国时曾给予相当的礼遇。尽管依照我们之前的论述，这件事或许大有猫腻，可即便如此，晋文公包容僖负羁也算是整个战略中一环，身为文公心腹、军中要员，二人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可饶是如此，他们还是为泄私愤而违抗军令，不免令晋文公骑虎难下，从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为了申明国君的威严，也为了示信于天下，晋文公最终还是决定杀一儆百，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要派使者去对二人表示一下临终关怀。

当此之时，魏犨和颠颉在作战中都受了伤，他们面对同样的情境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命运最终的走向也大相径庭。颠颉并没有意会国君的意图，以为只是派人来探望自己，就没想那么多。本来嘛，杀一个僖负羁虽说违抗了军令，却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国君念在多年情谊上，顶多训一训也就完事了。结果国君非但没训他，还好生抚慰了一番，颠颉闻听此言感激涕零，躺在床上对前来探望的使者哼唧了半天，说：“我虽然劳苦功高，可也不求高官厚禄，将来封赏的时候意思意思就行了！”

而魏犨就机灵了不少，他虽是一介武夫，却终究还是粗中有细的一个人，因而选择了故作坚强。国君使者前来探望时，魏犨胸部受了重伤早已无法活动，但为了活命还是强撑着让人用布把胸部包扎起来，并用力地拍打着胸脯说道：“国君也太客气了，我这点伤一点都不碍事，照样该干嘛干嘛，就不劳国君挂念了，不信你看！”然后就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左传》说是“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也就是跳高三百次，跳远三百次，足见其为了保命是真够拼的。

使者看了很满意，回去就告诉晋文公说：“颠颉已经废了，魏犨凑合还能用。”晋文公听到这个结果，眼角流出了一行热泪，然后就义无反顾地杀掉了颠颉并通报三军。倒是魏犨这么一折腾，让晋文公感觉还能用，命是保下来了，可伤口却撕拉了不少，终于还是起不来床了。从此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他的传说，毕万来到晋国后辛苦建立的魏氏家族，就这么昙花一现又退出了政坛。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有魏家的好儿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都是后话了。

魏犨在此战中原本担任的是国君车右的职务，因身负重伤无法继续作战，文公便指派了舟之侨暂摄。舟之侨本是虢国大夫，晋国讨伐虢国时，因不能容忍虢公丑的昏庸无道而投奔晋国，如今一朝荣升国君车右，便一时得意忘形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晋国刚在城濮战胜楚军，他不等大军班师便擅自回国报喜去，把自身的职责忘了个一干二净。等到晋文公准备要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护卫擅离职守，回国后一怒之下将其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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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叫祁瞒的人，负责掌管中军大旆（音配，通常指前军使用的旌旗）。在一次行进途中，晋军于沼泽中遭遇大风，导致左边的大旆丢失，晋文公便以“奸命”为由，命司马将其当场处死，并以茅伐取代其职责。

从具体的罪行来看，相比于里克、丕郑等人的弑君之举和庆郑的胡作妄为，颠颉、舟之侨与祁瞒所犯的错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正因为有了“执秩之法”的保障，使得晋文公杀鸡儆猴的做法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从而避免惠公所遭受的恶名。不仅如此，《左传》还借用君子之口对文公的做法大加褒奖，说：“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也就是说，晋文公执法公正不失偏颇，以此安定四方惠及诸侯，因而能够使百姓顺服，这与对惠公的评价可谓有天壤之别。

太史公在《循吏列传》中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叫李离的人（或许是里克的后人），在文公时期担任大理的职务。在审理一起案件时，因个人判断失误而枉杀无辜，在认识到错误后便将自己拘禁起来并自判了死刑。

文公听说后对其深表同情，说：“官职有贵贱、刑罚有轻重。出现这样的失误，是下属官吏的失职，你怎么能全揽罪责呢？”

李离回答说：“臣在接受高官要职时，并没有将高位让给下属；臣领取高额俸禄的时候，也没有将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将罪责推诿于他人，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文公很是无奈，于是就问道：“照你这么说，下级犯了错误上级就要担责，那么作为你的上级，你犯了罪，是否寡人也应该担责呢？”

李离回答说：“法官依照法律规定断案，出现错案冤案便要亲自受刑，枉杀无辜自然更应以死偿命。您之所以任命我做法官，是因为您相信我能够体察入微，作出公正裁决。如今我失职枉命，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又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最终还是没有接受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这个故事在先秦诸子材料中并未显现，直到汉代才被人发掘出来，事情的真伪自然也无从考证。但从故事中反映出来的细节来看，文公时期的法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具体的刑罚措施也开始遵循规则，不再如前代那样仅凭“公道自在人心”来进行道德评判了。“执秩之法”的确立，使得晋国的法制建设也正式步入了正轨，对于国家社会形态塑造所产生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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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城濮之战与践土会盟

公元前633年，是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的第四个年头。

一个冬日的黄昏里，如血残阳的映照下，行色匆匆的旅人驾着疲惫的马车向绛都驶来，在郊外的原野上扬起了一道飞尘。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骚动，疾驰的车辆划过了喧闹的街市，犹如猛虎一般朝着公宫的方向飞奔过去。城门口的卫士未能拦阻，只好也揽缰上车试图对其进行围追堵截，却不料在都城中引起了更大的骚乱。霎时间惊叫声、哭喊声便笼罩了整座城市，就连早已归巢的雀鸟都惊恐地飞上了天空。

此时的重耳正与妻儿们在温热的暖炉边享受着岁月的恬静，乍听到外面的动静，便差人到宫外探看究竟，而他自己则悠然地踱步走向庭院。怎知刚才走出门庭，便见那惊扰了整座城池的罪魁祸首正朝自己直奔过来，惊慌之间他不自觉紧闭双眼，身子也如失控一般歪向一边。就在这惊魂未定的时刻，只听得一阵战马嘶鸣的声音，那旅人便从还没有停稳的车上跳了下来，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重耳缓缓睁开眼睛，略带惊恐地凝视着这位不速之客，却认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孔：

他就是公孙固。

公孙固是宋国公族子弟，与宋襄公是堂兄弟关系，在朝中担任大司马一职。早年重耳流亡途经宋国时，两人便已经惺惺相惜，正是在公孙固的引荐下，重耳才受到了宋襄公的高规格礼遇礼遇。

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后两人虽阔别多年，过去的友谊却时刻记于心间。到重耳回国即位后，或许就是在公孙固的坚持下，原本已依附于楚的宋国人迅速改换门庭，与晋国建立起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可如今的公孙固却为何像变了个人一样，在绛都城内横冲直撞？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头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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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曹伐卫

A7-1-1 报施救患

晋文公回国后的这几年，中原大地的政治格局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从五年前宋襄公图霸失败后，不甘寂寞的卫国就成了东方世界最为活跃的因子。这个一度被狄人攻灭的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渐渐强盛了起来，与之相比，同样遭到狄人侵扰的患难兄弟邢国，却是江河日下。正好两国的关系最近不甚融洽，卫国便一心想要灭掉邢国，不料遭到了齐国的阻挠。

原来卫国也是在齐桓公的主持下才得以复国的，可到齐桓公死后，卫国竟然打起了老恩主齐国的主意。在齐国操控国政的卫国公子开方，把齐国的许多土地都割让给了卫国，引发了后来即位的齐孝公强烈不满，自然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卫国灭邢。两国的战车在邢国的土地上碾来碾去，让邢国人苦不堪言，可更苦的是，齐孝公忙活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能保护其周全，到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邢国竟然真的就被灭掉了。

除了齐国，卫国还总是与郑国闹得很不愉快。郑国的国力在齐桓公称霸之前一度是最为强盛的，不仅齐国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连周边的几个大国联合起来，都在他们那里讨不到任何好处。而此时的郑国，在卫国的不断欺凌之下却颇有些招架不住，在围绕滑国归属而引起的几次交锋之中始终占不到便宜。

世道轮回转，齐桓公去世才刚几年，两个在东方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竟然连区区一个卫国都对付不了，这世界简直是要变天了。此时的卫国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中原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闪亮的角色。

不过，卫国虽四处树敌，却并非没有朋友。鲁国与齐国的关系一向也不怎么好，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能够对付齐国，鲁卫两国便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就在卫国灭邢的同一年，鲁国与莒国闹矛盾，卫国前去调停，三国结为友好同盟，先后于当年秋冬时节在洮地和向地举行了两次会盟，这让一旁空自忙的齐孝公感到十分不痛快。为了对这种在自家门前耍大刀的行为表示惩戒，齐孝公于次年（前634年）春带兵骚扰鲁卫边境。岂料虎落平阳被犬欺，齐孝公干不过卫国也就算了，在与鲁国的接触中竟然也吃了败仗，还被鲁国人在齐国境内一路追赶，闹得好没面子。

齐孝公哪儿肯善罢甘休，不久后又卷土重来，再次侵略鲁国北方边境。眼看齐国来势汹汹，鲁国人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一方面派了展喜去犒劳齐军，以拖延其深入的步伐，背地里则安排东门襄仲和臧文仲到楚国去搬救兵。而那边厢，卫国听说了这件事，也不管鲁国有没有求救，直接就发兵攻打齐国去了，以至于搬救兵的人还没到楚国，齐国就因受卫国的侵扰撤军了。东门襄仲和臧文仲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到了楚国之后，先氏向楚成王提出了请求，因未得到允准，便又着急上火地去游说令尹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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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人找上门来的这个节点，正是楚国最为强盛的时候。自从泓水之战后，中原人一听到楚国就浑身打哆嗦，楚国借着这股势头，先后将郑、宋、鲁、陈、蔡、许、曹都给收编了；再加上后来楚、卫之间的联姻关系，等于是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原。这样的成绩，恐怕是连常常名列春秋五霸行列的楚庄王都望尘莫及。

然而俗话也说了，盛极必衰，乐极生悲。就在他们乐不可支的时候，宋国却突然倒戈投奔晋国去了，这就让楚人感到十分不满。令尹子玉（成得臣）是一个急性子，一听说宋国背叛了就不住地骂娘，三番五次地去找楚成王，想要发兵讨伐。可偏偏楚成王是个慢性子，不管他说什么，就是一副“我不想搞事情”的窝囊样，坚决不肯出兵。

子玉一看这势头也是急了：“晋国来了打就是了，怕个什么劲啊？”他径直约了司马子西（斗宜申）一起发兵攻打宋国。大军包围缗邑期间，鲁僖公欢天喜地地带了军队前来会合，唆使子玉攻打齐国。子玉也没有多想，又分兵直奔齐国，占领了齐国重镇谷邑。

楚军驻扎谷邑，使得齐国政局再次发生了混乱，齐桓公的那几个儿子又开始蠢蠢欲动。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六月，齐孝公在内忧外患之中辞世，他的弟弟公子雍及七个不知名的公子都投奔了楚军。楚成王把七公子安置到楚国做了大夫，只把公子雍留在了谷邑，让易牙辅佐其与身在临淄的其他公子对峙。

令尹子玉（成得臣）对此还不满足，他所要追求的是要让楚国彻底征服整个中原，因此必须要将宋、齐这两块难啃的骨头都拿下，为此他又于当年冬天调集鲁、郑、陈、蔡、许等国围攻宋都商丘。

眼见联军兵临城下，公孙固这才急忙去向晋国求救，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接到宋国求救的消息，晋文公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召集诸大夫入朝议政，商量是否该救援宋国。

在当下这个时节里，恐楚症是中原各国的通病，晋文公也不能例外。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被宣召进宫的大夫对此竟没有丝毫忧虑，反而是一片欢欣雀跃：“等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先轸更是借用当年晋文公流亡宋国时的故事说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就在此一举了！”

事实上，晋国军人的这种积极姿态并非是盲目乐观，也不是自寻烦恼，而是势在必行。多年来楚国对于中原的经营，使得以礼乐文化为傲的华夏诸侯尽皆沦陷，也让尚未臣服于楚的齐、秦、晋等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就按着令尹子玉那番锐意进取的劲头，在征服了宋国和齐国之后，难保其兵锋不会指向秦、晋两国。这也就意味着，晋、楚两国将来必然会在战场上相遇，这其中的差别只在于，当他们相遇的时候，晋国是否还有可以退避的战略空间，以及是否还有盟友为其摇旗呐喊。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晋国一方面在被庐建立三军，任命郤縠（音壶）、郤溱（音真）、狐毛、狐偃、栾枝、先轸担任三军统帅，另一方面则针对当前的局势，展开了周密的部署。一切布置妥当，晋国三军便于是年冬天出中条山，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挺近，意气风发地走向了中原的战场，准备介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