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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 06: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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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后,各地人口数据相继公布。统计结果显示,过去十年,武汉、杭州、西安、长沙、青岛、东莞等地区的人口突破一千万,跻身“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保定、南阳等地则因人口减少而跌出此俱乐部。 当然,严格来说,这些新晋人口突破千万的,大多只是中国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区,而非传统意义上讲的城市(即以主城区来算)。过去十年新晋千万人口的以上城市中,只有武汉、东莞是“无县城市”,其余均还有下辖县或代管县级市。 此轮“千万人口城市俱乐部”的大洗牌,意味着“强省会”战略和“大交通”战略取得成效。 “强省会”下的人口转移 “强省会”战略源于各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排名。 根据2020年的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显示,济南、南京、石家庄、郑州、广州等城市的首位度相对靠后。过去十年,这些城市纷纷提出了提高首位度的“强省会”战略。 城市首位度低,本质上是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较弱。这不仅包括省会城市,还包括青岛这类副省级城市。2018年,中央在对10个副省级城市巡视后,对哈尔滨、南京、厦门、青岛等城市的“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带动引领不够”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强如广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强化广州省会城市功能,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发展能级”。2020年广州的首位度为22.6%,在27个省会城市排名中位居第20。 近年,更多的省份提出了“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城市的战略。 同时,弱省会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强化、提升能级,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区划调整。比如,2011年安徽省“三分巢湖”,做大了合肥。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令其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都得到增加。 城市不够大就很难强。过去十年,正是“大城市”“强省会”战略发力的时代。即便是首位度高的成都和西安,也先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划转或代管,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加速了经济、人口等的增长。 推动实现“无县城市”也是做大做强的一个方式。在四大一线城市的“无县化”之后,武汉、南京等强二线城市也逐渐实现了“无县化”。这些年,长沙、郑州等城市也有下辖县市“撤县设区”向“无县”状态靠拢的趋势。 对于大城市来说,撤县(市)设区后,全市的经济总量、土地、人口、空间资源都将进一步提升。这一举动也从2011年开始加速。 南京、广州等城市正是得益于“无县化”后的公共服务统一,实现了市内各区通地铁。 吸引人才也是“强省会”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2017年初武汉出台“引才”措施后,西安、天津、石家庄、杭州等地利用降低落户门槛等方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才抢夺战”。 效果是很明显的。过去十年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了323.56万人;郑州总人口跃升至1260万人,且增量达到近400万人;西安人口总量达1295.29万人,比2010年增加448.51万人;长沙人口实现了42.6%的增长。 “大交通”下的集聚效应 与“强省会”战略匹配的则是“大交通”战略。 对于石家庄、郑州这类“火车拉来的省会城市”而言,交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无疑非常显著。 过去十年,新增的千万人口城市几乎都是高铁枢纽城市,比如西安、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等。尤其是长沙,在高铁时代,成为京广高铁、沪昆高铁的十字交叉城市,一跃成为国家级高铁枢纽城市。 “和谐号”动车驶过。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长沙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的同时,湖南各城市人口也出现了变化。在湖南14个市州中,有8个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中,益阳人口减少10.7%,岳阳、常德、邵阳、衡阳人口降幅也均在7%上下,而这些城市都在高铁沿线。 曾有一项专门针对高铁“虹吸效应”的研究显示,在对36个已开通高铁的三四线样本城市的研究中,发现有21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占比出现下降,沿江通道高达70%的城市的比重变化为负值。 这个研究反映出高铁建成之后,这些城市出现了人口向外扩散的迹象。沿江通道主要行经中西部省份,沿线合肥、武汉、成都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集聚了周边的资源优势,具有吸纳人口的天然优势,成为高铁建设的受益者。 千万人口城市基本进入“GDP万亿俱乐部” 这些年,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城市群、都市圈时代。那些尚处于都市圈形成阶段的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吸纳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高铁加速了这一集聚效应。 在“强省会”和“大交通”的背景下,千万人口城市的形成容易理解。除了前述长沙人口增长和湖南省内其他多个城市人口缩减外,陕西11个城市也有7个人口总量下降;云南16个州市中则有11个人口负增长。 当然,人口增量的逆袭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过去十年人口突破千万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也基本挤入了“GDP万亿俱乐部”。 最明显的例子是人口接近千万的合肥,其在区划调整后,经济发展连续超车,跻身省会经济总量“十强”,人口数量也出现大幅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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