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老街巷（二）：芜湖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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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桥街



浮桥街，沿河路－环城南路，此街因靠浮桥（弋江桥前身）而得名。这座浮桥叫通津桥，芜湖下属多个分关，其中一个分关叫南关，在青弋江的南岸。由河北到河南，必须经过通津桥。通津桥在长虹门即南门外，“联舟为梁，横亘长河，以通往来，盖境中要路也”。这座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的联舟桥在清乾隆七年即公元1742年时因损坏而重建，被当地人称之为浮桥。吴敬梓在他的巨著中写了芜湖的浮桥，写了浮桥口的街市和店铺，写了浮桥口一带下层人物的衣着穿戴和婚嫁死葬风俗，与《芜湖县志》所载芜湖风俗如出一辙。没有寓居芜湖和细心观察的经历，是难以有如此神来之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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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桥街边的老宅（拆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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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闸



罗家闸原名罗家巷，最早见于乾隆《芜湖县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南起萧家巷，北至环城北路，全长330米，宽3米，据《芜湖市地名录》一书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因罗姓人家在附近建起一处水闸，故得名罗家闸。此前，还一度更名为“芜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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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坛遗址（已拆）
     
社稷坛遗址位于罗家巷内（现已拆除），是祭祀土地神（社神）和谷物神（稷神）的场所。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惯例，建城必建社稷坛，不仅首都建有社稷总坛，各州、府、县等也均修建了规模不等的社稷坛。
汉代以后,对社稷的祭礼已经逐渐演变成对国家命运的祝福，今天北京中山公园内的社稷坛就是明清两代国家级的祭祀场所。芜湖也有一座社稷坛，它位于今天的罗家闸39号附近。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记载：“社稷坛在县东北一里，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由此可知，芜湖的社稷坛在每年的农历“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即所谓的“春社”、“秋社”之际进行祭拜土地神和谷物神。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每年的“春社”和“秋社”都是一年中极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人们已经把社稷坛的祭祀等同于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正因如此，在建造社稷坛时，往往是不计工本，不惜代价。
芜湖的这座社稷坛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据世居罗家闸的老人回忆，直到民国初年，社稷坛依旧保存完好，四周是青砖砌成的围墙，围墙内侧还建有庑屋七、八间，供人休憩之用。社稷坛的正中间是一平台，四周是汉白玉石砌成的栏杆，坛高约两尺左右，有半个足球场，当时祭祀主要就是在这上面进行的，社稷坛毁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兵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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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会馆旧址（部分）






泾县会馆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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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闸西边紧邻城隍庙和县衙署，东西南端曾是地方审判检察所（法院）。在街道中部西侧，曾有一处房屋十分显赫，前后三进，头进有门厅和厢房，继为大院，再为二进，中间为大厅，两旁是厢房，后接天井，三进为带楼的厅房，房屋高大，颇为壮观。这就是有名的“泾县会馆”。
   泾县会馆创办于清道光年间,原在薪市街,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泾县会馆迁到罗家闸,《芜湖县志》记载：“泾县会馆在城内罗家闸，道光间泾邑商人多就北门外卉木庵为会议地。嗣以兵燹庵废。光绪初由泾邑旅芜士商捐赀建筑，馆内经费有田房各租并置有义地，以为芜力返葬之家扦葬棺柩。光绪三十三年以耕余别业房租就城内薪市街开办泾县公学一所。”泾县会馆的建筑虽不如广肇会所、潮州会馆等气派，但在占地规模上要比这两个会馆大得多。它东到井巷、梧桐巷；西至罗家闸，南到芜采营，北至井巷。
   民国十四年（1925）旅芜泾县私立小学迁入泾县会馆，有学生近百人。它的前身是由泾县旅芜同乡会始创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泾县公学，最初校址设于薪市街，后更名为泾县旅芜高等小学附设国民学校。1957年2月人民政府接办后，改名罗家闸小学。泾县会馆的馆舍大部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以后陆续被拆除，只有一段长约二十米的走廊因被民居所占用而侥幸地保存下来。此外，还有一块泾县会馆的界碑也被保存了下来，如今它已成了罗家闸小学围墙的一块界石。这块有着百年历史的界碑虽然字迹有些模糊，但依旧可以辨认出“泾县会馆堂界”字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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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旧居（已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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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旧居屋外的民国时期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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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大家张恨水的芜湖情结》

      张恨水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出版了120多部小说及大量的诗词、散文、游记等，近4000万字，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不仅属于多产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素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堪称著作等身。
　　23岁之前的张恨水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然而，自从1918年来到芜湖，在《皖江日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紫玉成烟》后，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说起张恨水的芜湖情结，还得从九十年前的那场“五四”爱国运动说起。
                                                                  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强烈要求废除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款《二十一条》，归还一战时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去的山东占有权。芜湖以高语罕为首的一批进步师生，也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之中。农历五月初三晚上，有人在中山路上散发抵制日货传单。于此同时，长街上也有人在传递“鸡毛报”，内容主要为：“抵制日货”、“打倒商会”、“共御外辱，不卖日货”等。“鸡毛报”上角贴两根鸡毛，下书“如不传递，男盗女娼”，这是当时出现在芜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传单。初四早晨，中山路的电线杆上钉了许多日本货的草帽、草席，草席上还画着人，人喊着：“如用日货，天诛地灭！”等等。这样一来路上行人越聚越多，并对着日本“丸三药房”举行示威，药房玻璃也被人击碎了两块。
　　随之而来，出现了更多手写标语，这大多出自高语罕、卢伯荪等革命人士之手，而大量刻印的传单则来自《皖江日报》社。当时《皖江日报》社的主编张九皋和副刊编辑张恨水，一个是爱国人士，一个是热血青年，国难当头，他们除了刻印传单，还在报纸上发表小品文支持学生运动。“五月初五上午，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进芜湖，在街头耀武扬威，当行进到'丸三药房’门前，日军高呼'日本帝国万岁’三声。这时张恨水吃了两杯雄黄酒，爱国热情不禁沸腾起来，举着旗子和报社职工一起跃到街心，山呼'中华民国万岁’……”张恨水的行为自然被芜湖人称为“爱国义举”。但是，他在芜湖之所以备受人们关注，不仅是领头在街头示威，而是他的长篇言情小说《紫玉成烟》每日在《皖江日报》上连载后，获得广大读者喜爱，从而一举成名。
　　                                                            二
　　张恨水自小长得圆头胖脑，说话声音洪亮。成年后，依然是浓眉大眼，身手健捷。然而，就是这样一介武门之后，年少时竟然沉溺于《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
　　说起张恨水的文学情结与机缘，还得从癸丑年说起……
　　1913年张恨水在上海认识了郝耕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苏州读书时，又结识了刘半农、徐半梅、黄秋士、铁化佛等人。张恨水晚年尚说，是郝耕仁改变了他的人生。郝耕仁是安徽怀宁石牌人，比张恨水年长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郝耕仁笔名大癫，为人狂荡不羁，极爱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自从认识张恨水后，他便不遗余力提携这个小老乡。
　　宣统二年（1910），资深报人谭明卿、张九皋在芜湖创办了《皖江日报》，并于当年农历11月20日正式出版。报纸为对开版面，每日发行。《皖江日报》以服务大众、鼓吹民主人权为宗旨，所以特别注意聘请革命人士或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担当主笔与编辑。郝耕仁于1912年被张九皋礼聘担纲主笔。不久，他在芜湖结交了一大批进步人士，从此，报纸的文采更加丰饶，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为浓厚。
　　1918年春，郝耕仁意欲南下革命，于是便写信给张恨水，要他到芜湖来，接替自己副刊编辑的职务，张恨水顾虑自己年轻又没有经验，不知是否能够胜任。郝耕仁则在信中鼓励道：“他们信得过我，自然也信得过我推荐的人。”于是，张恨水凑了三元川资，来到芜湖《皖江日报》走马上任，做了副刊编辑。这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所以，张恨水常说是郝耕仁先生指引他走上了新闻与文学创作之路。
　　其实，早在苏州蒙藏边疆垦植学堂时，张恨水就写了两则短篇小说：《旧新娘》和《桃花劫》。寄到《小说月报》编辑部，几天后，接到主编恽铁樵先生亲笔回信：“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张恨水一时大喜。小说后来虽然没能发表，但是恽先生的亲笔信还是给他打足了气。可以说，张恨水来到芜湖后，他的才华才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他在《皖江日报》上连载的《紫玉成烟》是他长篇言情小说中的处女作，也是他走向成名的起点。
　                                                        　     三
　　郝耕仁到广州不久又回到了芜湖《皖江日报》社，往日经常给《皖江日报》投稿的一批革命青年自是异常高兴。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在提倡白话文，反映社会生活与讨论婚姻自主方面均有着太多的共同话题。“五四”运动爆发后，郝耕仁将副刊版面改名为“皖江新潮”，以示支持学生运动。为支持学生反帝示威游行，总编张九皋甚至与工商界暗中联系发动全埠罢市。郝耕仁与芜湖的高语罕、钱杏邨（阿英）、蒋光慈、李克农、李宗邺等人一同成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他们向大众传播新思想的同时，张恨水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并为他日后创作《皖江潮》积累了很好的创作素材。
　　由于张恨水的加盟，报纸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亦逐渐增多。张恨水一人经常在报社里忙碌到深夜，乐此不疲。为此，张恨水曾撰文述及他在《皖江日报》和郝耕仁共事时的一则趣事：因为编报，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有一次郝耕仁到编辑部去找小老乡，看到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就顺手拿过纸笔，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阕《丑奴儿》：“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被嘲谑的小老乡也不赖，即于纸角答了半阕：“一刀一笔一糨糊，写了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写罢，两人相视大笑。
　　1939年好友郝耕仁在凉州病故后，张恨水哀恸不已，于1940年3月21日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哀郝耕仁》一文，对郝耕仁的道德文章表达出无限敬佩之情。而郝耕仁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的“少壮革命，垂老投荒”八个字，使张恨水感触尤深，终生难忘。为悼念故友郝耕仁，张恨水后来还把他这位引路老哥写进了小说《八十一梦》中。
　　1919年秋，张恨水辞去《皖江日报》的工作。虽然他在芜湖获得了很大成功，尽管报社同仁再三挽留，他还是当掉皮袍，又向一位卖纸烟的桂家老伯借了10块大洋，搭上津浦列车一路北上，到那一心向往的京城做“北漂”。彼时的张恨水已经小有名气，在《皖江日报》又有知遇之恩，为什么要一心离开芜湖，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呢？
　　                                                            四
　　原来，那时《皖江日报》和《工商日报》主编同为张九皋一人，由于这层关系，《工商日报》驻京特派员王尊庸对张恨水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他的文采也非常赏识，于是便劝说他到北京去发展。张恨水一家16口人，自从其父去世后，就全靠他一支笔维持生计。芜湖虽好，毕竟还是养家更重要。
　　初冬的北京，丹桂飘香，层林尽染，是北京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不冷不热，无风无尘，张恨水一下车就喜欢上了北京。当晚，他住进宣外大街一家安徽会馆。会馆原是各省市同乡会为进京举子会试而设的免费“招待所”，民国后，变为同乡人流落在京的免费公寓，并为单身住宿者提供廉价伙食。
　　翌日，由同乡王夫三先生引荐，张恨水认识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先生，秦先生表示欢迎他来工作，但是薪水很低，每月只有大洋10元。初来乍到，骑马找马，张恨水当场就应诺了下来。靠着秦先生先借给的两个月的工资，他交付了会馆里的伙食费，又寄还了桂家老伯借给他的钱，这样，在北京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
　　初期打工，薪水微薄，加之刚到北京，举目无亲，因此，闲暇时刻，张恨水便想到自己在芜湖的所见所闻，便准备以芜湖学生运动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于是，乘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继续他的小说创作。由于小说背景是“五四”运动，题材又取自芜湖，因此便用《皖江潮》作为小说名。每日电报发文到《工商日报》社，隔日，芜湖读者即可看到张恨水的新作。《皖江潮》在《工商日报》连载后，广大市民竞相争睹，很快成为该报的一块金字招牌。不久，又被芜湖进步学生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后一时在社会上获得强烈反响。
　　张恨水的小说不但故事性强，书中凡涉及情与景的地方，都喜欢用诗词铺垫，因此也显得十分优雅耐读，所以他的拥趸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据说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时，就请好友吴宓借来《水浒新传》，每天叫人读张恨水的小说成了他在病床上的惟一消遣。这是题外话。
　　1920年，张九皋辞去《皖江日报》主编职务，专心《工商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同时聘请张恨水为《工商日报》驻京特派员，负责每日电讯等事宜，张恨水的稿费收入自然也陡增了许多。此时虽说张恨水已离开芜湖，但他的芜湖情结依然还在延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恨水因病再次经南京来到芜湖，住弋矶山医院休养。当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张恨水才溯江入渝，依依不舍离开芜湖。
　　                                                            五
　　张恨水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新中国多个历史阶段。在他生活的七十二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巨大的社会变迁又和他坎坷漂泊的一生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解放后，只有少量作品在香港再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被看作是边缘式的人物，因此，他的坎坷多于传奇。
　　1948年，张九皋用张恨水的书名写成七绝一首：“啼笑秦淮一世家，烟沉玉紫感年华；春明双燕归来日，太平九九梦生花。”今天看来，也可算是对他创作生涯的一个绝妙小结。然而，不管怎样，张恨水的芜湖情结依然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记录。
                                                                                                                                                        龚英柏（著）



民国章回小说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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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恨水(1895～1967)现代小说家。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1895年4月 24日出生于江西。　因其父曾在江西上饶广信税务当职员而在上饶出生。并在上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就读于旧式书馆，并沉溺于《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
    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江西读私塾。自幼喜读《三国志演义》、《红楼梦》等古典章回小说，后来又读了许多林（纾）译小说和《桃花扇》、《长生殿》等传统戏曲作品，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19岁时，因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江南一带流浪。并开始发表一些文言和白话的章回小说。1919年，他从芜湖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后又被邀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在新闻界几年，知道了不少社会情况，这促使他创作长篇《春明外史》(1924)。这部小说在报上连载57个月。作品以主人公杨杏园的恋爱史为贯串情节，承袭近代谴责小说的格局，对军阀显贵的腐朽生活，遗老遗少的捧角狎妓，尔虞我诈的社会骗局进行了某些揭露，但主要是偏重于私生活的糜烂方面，作家既抱鄙夷态度，却又夹杂着猎奇与赏玩成分。
　青年时期的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并开始创作。他自1914年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到1919年为止，这时期创作的作品，如《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均可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中。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一行，目睹陕甘人非人类的艰苦生活，而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如小说《燕归来》）。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作品致力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创作了《五子登科》等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也就是如今的95号）。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位于罗家闸的张恨水旧居（已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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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沟沿



历史上，芜湖城垣范围狭小，雨水多随地势自然流向青弋江。其东北角地势较高，雨水经夫子庙西侧，自东内街起，越儒林街，在金马门处注入大成殿前的泮池，最后注入青弋江，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水系。久而久之，在今天的官沟沿附近便汇成一条沟渠，与道路相交之处加盖青石板，百姓称之“官沟沿”。
　　官沟沿一带逐渐成为居民聚集之地，建国后改明沟为暗渠，官沟沿也失去原本的含义，渐渐演变成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
    芜湖是“首俯长河，尾踞高麓，大江顺流于傍”。旧县署居于鸡毛山之畔，城垣范围狭小，雨水多随地势自然流向青弋江。其东北角地势较高，雨水经夫子庙西侧，自东内街起，越儒林街，在金马门处注入大成殿前的泮池，它为泮池提供了大量的水源补充，泮池溢出之水最后流入青弋江，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水系。久而久之，在今天的官沟沿附近便形成一条沟渠，后在沟渠两侧砌上青砖护堤，宽深均为1.2米，长360米，与道路相交之处加盖青石板，百姓称之“官沟沿”。在官沟沿的东边，原本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粮仓———常平仓。其作用是：丰收之年从民间征粮入仓，若遇灾年时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当时在芜湖县城周边除了常平仓外，还建有数座这样的粮仓，如水际仓、备用仓、预备仓、马田贮稻仓、衽仓、丰备仓等。据民国八年（1919年）《芜湖县志》记载：“常平仓即南察院旧基，乾隆二年详建仓廒二十五间，咸丰间毁。”此后官沟沿一带逐渐成为居民聚集之地，建国后改明沟为暗渠，泮池逐渐为淤泥堵塞，建国后被填平，后成了市十二中的操场。官沟沿也失去原本的功能，渐渐演变成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这条街巷也就约定俗成地“就地取名”：官沟沿。




官沟沿与肖家巷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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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湘小筑



    “青湘小筑”位于官沟沿28号，是一座二层青砖小楼，处在附近的大片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这幢房子是文笔师爷汪心境于民国初期建造的，当时的门牌号码为官沟沿26号。

  

    一眼望去，青湘小筑依旧满眼的民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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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心境，字耀青，湖南人，生卒年不详。此人才思敏捷，文笔极好，芜湖知名律师陈亚山开出高价，请他做了自己的文笔师爷，许多官司就请汪心境代拟状词。汪心境兜里有了积蓄之后，便在官沟沿建起了这座二层小洋楼，距陈亚山在儒林街34号的府第不远。

　　“青湘小筑”坐西朝东，正门前原有道一影壁，青石基座，正中间雕有一个巨大的“福”字。影壁又称照壁、萧墙，成语中就有“祸起萧墙”一词。可惜，这道影壁在1957年官沟沿道路扩建时被拆除。
　　“青湘小筑”正门上方有一个青石制成的长方形内嵌式匾额，石匾正中镌刻着“青湘小筑”四个大字，暗嵌汪心境的字（耀青）和籍贯（湖南）。汪心境这位文笔师爷，果然文字功底不差，颇有文人的闲情雅致。门厅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北为主体建筑，楼上楼下的布局大体相同，中间明间是客厅，东西两侧次间是卧室。这座小洋楼所有门窗上的玻璃全是彩色印花玻璃，这些都是汪心境特意在上海订购的，在当时可是稀罕之物，能引来众人好奇而羡慕的目光。
　　“青湘小筑”的房檐从屋顶伸向屋外，这种建筑样式叫“庑殿顶”或“四阿顶”，是古代建筑中规格最高的一种房顶样式，只能用于皇家建筑。民间把这种屋顶叫做“四沿齐”，又因整个建筑的形状很像一枚官印，所以又叫“大方印”。民国以后，民间方才敢用，但能建“四沿齐”的，除了有钱之外，仍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还是不能建的。这种建筑样式在民国初期曾盛极一时，这样的房子芜湖古城内还有几座。若是雨天，雨水从屋檐四周齐刷刷地流下来，房屋四周仿佛挂上了一扇晶莹剔透的垂帘，确有一番别样的诗情画意。
　　抗战爆发后，汪心境并没有像陈亚山那样留在芜湖，成为日伪的鹰犬，而是离开芜湖，逃到了西安。仅此一点就说明，在民族大义面前，汪心境比陈亚山要明理刚正得多。汪心境临行前，以700元的价格将此楼暂时抵押给泾县人查福之，查福之当时在大砻坊一带开了一家不大的米行。汪氏离开芜湖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最后客死西安。1955年，汪心境的女儿从西安托人在芜湖登报出售此房，刘荣福、刘荣春兄弟俩看到广告后，以1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房子并一直居住至今。
　　在“青湘小筑”山墙上，至今仍有两处用白石灰粉刷的痕迹，一楼北山墙，另一处在西山墙。其背后还有一段屈辱的往事。那是抗战期间，芜湖古城内驻了不少日本军队，其中一队日军占据了官沟沿26号。为了防止中国军民偷袭，日军在二楼临街的西墙上钻了两个观察孔，白天从两个观察孔中严密监视着街上行人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有谁行踪可疑，立即实施抓捕，甚至立刻开枪杀戮。他们又在一楼北向的山墙上凿了一个可容两个人进出的洞，以防遭到突然袭击时能及时逃脱，可谓机关算尽。如今，山墙上的两个观察孔早已被封上，山墙上的大洞也已用青砖重新砌好。经过60多年的风吹日晒，这些痕迹已然模糊，若不了解这段历史，即使从它旁边走过也很难注意到。

蛟矶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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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大屋

    沿着官沟沿往北走，开始是一条笔直的马路，但行至官沟沿19号门前，却突然拐了一个接近90度的大弯，折向东面。如此一来，这幢建筑高挑陡峭的山墙，宛如一柄利箭直冲青天，使赵昌鉴宅的外观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官沟沿19号的附近最初是一些茅草屋，为尚氏兄弟所建。哥哥尚长庚拥有瓦屋四间、草屋三间，弟弟尚长寿拥有草屋五间。民国三年（1914）6月，时为北京大学教师的张有诚先生分别以龙洋150元和180元的价格买下这块地产，重新建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幢建筑。但张有诚本人并不居住于此，建房是为了出租收益，看来这位张有诚先生还是一位很有经济头脑的文化人。1938年，肥东县人赵昌鉴带着一家老小从家乡“跑反”来到这里，租下这座房子,又省吃俭用，买了1台织布机，在这里开起了机坊。1950年11月15日，赵昌鉴以693万元（旧币）的价格将房子买了下来，他在租住了12年之后终于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



　　赵昌鉴后人将当年买房的房契精心保存至今

　　赵宅坐西朝东，两进式平房。第一进是黑漆木门外包铁皮，檐柱上端原来均有雕刻精美的装饰。厅堂青砖铺就，南北两面各有1个厢房。南面的封火墙原本比现在要高出很多，墙上有3扇用青砖砌成的铜钱形窗户，俗称“金钱窗”，这些“金钱窗”既美观漂亮，通风透光，又寓意招财进宝，财源滚滚，为主人做生意讨个好口彩。
　　两进之间是一个天井，由青石条铺成。天井中间有个大大的凹坑，1938年日冠侵占芜湖，这里成了专门钉马掌的地方。日本人在天井中间栽下一根圆木，每天都有战马被牵到这里，换下旧马掌，再钉上新马掌。时间长了，地面便磨成了一个很大凹坑。
　　天井的东南角有一口水井。在江南一带，老宅内掘井自用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这眼井却有些特别。别处水井的井圈都青石凿成的，此井圈却是水泥制成的。水泥在今天是最常见不过的建筑材料，但在20世纪初期可是个新鲜玩意儿，由外国进口，被称为“洋灰”，只有像张有诚这样见过世面的人才能用上这稀罕之物，这在芜湖同时期的水井中，可能没有第二处。
　　赵家大屋靠近后门的一间房间里，当年还留有一处很隐蔽的小门，若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据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回忆，抗战爆发后不久，一对年轻男女来租住这间小屋，他们对外称是新婚夫妻，但租住之后行踪不定，不久即神秘消失。芜湖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是秘密从事抗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官沟沿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四通八达，这里的确是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理想场所。如今，这扇小门虽已被住户用砖块封堵起来，但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从一条不起眼的沟渠演变成一条熙熙攘攘的街巷，官沟沿不经意间成为芜湖古城嗣变的一道印记。老城渐行渐远，伫立喧闹的街市，瞥过老屋下一个个大红的“拆”字，相信官沟沿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