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真定"千年古郡正定城-暨《中华遗产》正定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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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刘 萍
    烟雨迷蒙中穿越子龙大桥，桥下滹沱河水波涛奔涌。风雨中，远远地望见正定古城的身影，这座史称“九省通衢”、“三关雄镇”、“千年古郡”的古城穿越历史烟云迎面走来——
    一
    冒着风雨登临古城正定北门永安门，遥望西门镇远门。这座千年古郡在风雨中渐渐复活。
    正定西依太行，北枕恒岳，南邻滹沱，东接瀛海，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赵间。”古人曾这样描绘正定古镇。而在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看来，正定政治军事地位更高：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
    早在春秋时期，正定县新城铺就曾为鲜虞国的都城。战国时期，鲜虞部落建立了中山国，它虽不及“战国七雄”叱咤风云，但凭借着政治智慧和商贸实力，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存续了350余年，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山文化。
    位于省会石家庄东古城附近的中山国名城大邑——东垣故城遗址，为我们揭开了秦代在此基础上设恒山郡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在石家庄丰收路北侧被人们称作“云盘山”的一座人造土丘里，恒山王张耳金印的问世，证明了恒山郡的历史演进。公元前196年，刘邦在这里平定了异姓王陈豨的叛乱，诏令东垣改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此后，“真定”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后为了避清世宗胤禛名讳，遂改名为“正定”，延续至今。
    公元398年，北魏皇帝拓跋珪登上真定城头，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军事堡垒“安乐垒”，“嘉其美名”，又因其在河之阳可避开水患，便将郡城迁到此，从而开启了正定城的历史。自晋代至清代，真定均为历代郡、州、路、府的行政治所和军事驻地。这里曾经是唐代成德军的治所，契丹国的中京，宋元时期的北都，明代的军屯卫，清代一度为直隶省会。重要的政治地位和通达的交通，使正定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古人将正定誉为“北方三雄镇”之一。
    二
    冰冷的风雨吹打着我的脸庞，我仿佛看见城头上，大风呼号，乌云滚滚，军旗猎猎。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真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 宋代学者宋祁发如此喟叹。顾祖禹则说，“数百年中，其地有不被兵甲者乎？”
    刀光剑影，鼓角争鸣中，成就了正定雄镇地位，也谱写出一篇篇英雄史诗。
    常山保卫战，是真定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部反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失败后，史思明用宝剑按住颜杲卿次子颜季明脖子，威逼颜杲卿投降，并让他制止河北各郡县抵抗。结果颜季明大骂贼酋，史思明恼羞成怒当着颜杲卿和常山将士的面，将季明乱刀砍死，并将颜杲卿和其家属押至洛阳。安禄山劝颜杲卿投降，颜杲卿威武不屈，痛骂安禄山，结果被割下舌头挂在兵戈之上，并把其幼孙颜诞、侄子颜诩、幼子颜询等人，手足砍掉，割肉刮骨。颜杲卿最后被凌迟至死，时年65岁。颜氏一门宁死不屈，一家三十余口慷慨就义，洛阳百姓无不落泪，颜杲卿被百姓赞誉为“常山英魂”。在颜杲卿的精神感召下，“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500多年后，民族英雄文天祥路过真定，怀念忠烈：“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咽喉……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
    历史上正定一带反抗契丹、抗金战争连绵不断，真定军民英勇无畏，形成了一条“边关防御线”。靖康元年，真定府知府李邈面对强敌以一当十，招募民众数千人抗击数万金兵，坚持战斗40余天，城破李邈被俘，绝食不降，最后“谈笑赴市，至死不改”，金兵将士也敬其“高节不可曲”。这种忠勇爱国、慷慨悲歌的精神发展成为正定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拱护神京”、“畿南保障”，北城门的匾额赫然入目。风雨中，我抚摸着城墙，她身上留下的炮弹伤痕依稀可见，古城铁骨铮铮。正定儿女也演绎过抗日传奇。正定城北的高平村，在抗战时期，全民皆兵，发明地道战，创造了抗击侵略军的杰出战法，为电影《地道战》提供了原型。
    城北不远处的小村庄教场庄，据说自宋代就是练兵场，内设有营盘、演武厅。清代乾隆皇帝曾三次到正定阅兵，足见正定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兵城军镇。据《正定县志》载，乾隆年间教场庄曾经上演过一次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如今，教场庄静静地矗立在风雨中，诉说着“雄镇”的辉煌。
    三
    雨中沿古城墙前行，历经历史风雨的古城依稀可见昔日雄姿。
    清人朱佩莲过正定府时，见城垣雄峻，以诗记之：“门管三重固，谯楼四角崇。”由于正定地处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即为“河朔重镇”。所以，正定城池建设尤显雄伟。
    现在的正定古城为明代遗址，其平面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除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外，凹处可以起到减缓滹沱河河水冲刷城墙的作用。古城周长24华里，高3丈2尺，宽3丈，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设内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此种格局在国内古城中甚是罕见。据记载，正定屯兵的瓮城比西安、南京旧城都大很多，足见其在明代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
    正定城墙的内墙四周还筑有暗门，当城被敌兵围困时，由此可派出侦探或骑兵偷袭敌人。从城外看，隐而不见，从城内看，即为城墙洞。城外护城河宽10丈多，深2丈多，护城河外，筑有护城堤，长4420丈，高1丈多。护城河上，在四城门外筑有石桥，桥上车马通行，桥下可以行船。
    城垣上最宏伟壮观的要数四座城门。每座城门洞长约5丈，高2丈，都是用青条石铺道。城门门板厚半尺，有铁皮封包。每座内城门上都建有高大雄伟的城楼。每座城楼都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南门月城上另建有城楼，叫“看花楼”，也叫“望河楼”。据记载，古时正定南城外绿水环流，芰荷弥望，堤柳掩映，鸬鹜回翔，胜似江南水乡。有诗赞曰：“镇州荷花一万柄，正对城门是酒家。下马当垆更斟酌，醉临明镜看吴娃。”
    此外，“天人和谐”的城建理念，也铸就了正定古城建筑风格。有谁会知道，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大平原上，在正定古城的历史烟云深处，曾经出现过一座让欧阳修、沈括等名人贤士流连忘返、梦萦魂牵的古典园林——潭园。历史记载真定“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欧阳修对潭园流连忘返，发出“明年今日更来游”的感叹。沈括笔下也曾提及这处“名冠诸州”的秀美园林——“镇阳(今正定)池苑之盛，冠与诸镇……皆甚壮丽，谓之潭园。”金代海陵王为营造自己的宫殿，“近取真定府潭园材木”，拆毁建筑，砍伐古木，一代名园尽遭毁弃。
    滹沱河绕城而过，古驿道在此交汇，九省通衢交通发达，在成就正定古城雄镇地位的同时，也带动了正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南宋、金、元互相攻伐的时代，这座“河朔重镇”作为战略和物资集散基地，渐渐发展成了“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
    宋代学者吕颐浩在《燕魏杂记》中记载：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正定的富庶，“哈寒府(今正定)是一贵城，其南有一大河(滹沱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元大都，今北京一带)。”城中居民“恃工商为业，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
    四
    千百年来，古城正定衍生出的文化精神，也渗透到城市和民众骨子里，让正定散发出一种文化气息。
    近代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发现了正定古城百姓的精神世界：“在正定的街市上穿过时最惹我注目的有三样东西：一，每个大门内照壁上的小神龛。白灰的照壁，青砖的小龛，左右还有不到一尺长的红纸对联；壁前一株夹竹桃或杨柳，将清凉的疏影斜晒在壁上，家家如此，好似在表明家家照壁后都有无限清幽的境界……”
    当年，那“无限清幽的境界”一定震撼了梁思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淡然坚定的生活是正定人的心境，也是千年古城涵养出来的精神境界。
    阳和楼，是正定历史上的文化地标，上世纪60年代被毁弃。“楼七楹、建立在高敞的砖台上，台下有圆拱洞门，左右各一，行人车马可以通行，其布局略似北平天安门端门……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在梁思成先生看来，凯旋门是胜利的图腾，阳和楼则是精神家园。“凭阑天宇在，人事听浮萍”、“郭外荷花二十里，清香散作满城风”、“十丈朱旗照水殷，家家箫鼓乐江山”……阳和楼上历代文人雅士凭吊古今、赏荷吟咏、勾栏听戏，那是一番何等的文化盛景？
    雨声泠泠，雨脚如麻，不知不觉中我从北至南穿越了整个古城。一抬头，前面便是南城门了。忽然想起喜欢听“雨打芭蕉”，并赞其“有林下风味”的正定藏书人梁清标，雨访正定，得去看看蕉林书屋。
    300多年前，以“收藏甲天下”的蕉林书屋曾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享誉海内外的宁波天一阁也只能望其项背。清高宗《实录》中载，蕉林书屋藏书数十万卷，高出天一阁三万卷。其藏品还有很多历代法书名画，且多为稀世珍品。王羲之的《兰亭序》、李白的《上阳台》、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及宋徽宗的《柳鸦芦雁图》、顾恺之的《洛神赋》等，这些都曾是蕉林书屋的旧藏。走进绿阴掩映的蕉林书屋，三间平房，年久失修，寻不见半株绿蕉。那位手不释卷的苍岩先生今何在？那舒卷自如的芭蕉林呢？那浸入灵魂的笔墨书香味呢……
    怅然而出，信步走进旁边的一家书画店。老板是从外地慕名来正定的。他倾慕正定的历史，怀揣着文化梦在这里执著地定居了近20年。他说，好多书画爱好者正在向正定聚集，因为这里承载着他们的梦想。
    雨越下越大，我迎着风雨登上南城门。极目远眺城外，黄色的麦浪在风雨中翻滚，远处的滹沱河涛声依旧。回望古城，黑色的云脚簇拥着四大古塔、文庙，还有那巍峨的阳和楼、古木参天的潭园……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座承载梦想的未来之城。
   

2014年5月刊的《中华遗产》以70多页的篇幅专题推介古城正定。杂志以
《正定为谁而生》
《大佛寺的因果》
《大佛寺的前世今生》
《正定四塔-风云流变里的纪念物》
《正定元曲-乱世里的佳人》
五篇专题报道，深入全面地介绍了正定的历史文化遗产。

分别转载于本贴4，12，23，84，85,87楼以飨读者,另望坛友客观理性发言探讨，谢谢。

品口口品

宇宙的根本在地球
地球的根本在中国
中国的根本在河北
河北的根本在正定

正定=宇宙中心

春卷龍

我去，这标题。真有棒子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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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为谁而生
导读：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麓的正定城，自立县至今已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它曾经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见证过蒙元的商贸繁华，也遭遇过滹沱河畔的血雨腥风。似乎在每个它所经历的历史拐点，正定都或有意或无心地成全了别人，而它自己的命运也就此写下……
一座穿越时光的城
正定城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前燕大将慕容恪为攻打冉闵时所建的安乐垒。此后唐代、明代均有大修。今天正定城池的格局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据说可以保城内之人『为官长久，贵人多出』。
华北平原早春时节，寒意中已裹挟一丝燥热，沿着马道登上高踞于正定古城长乐门上的城楼，已是衣衫微湿。这座刚刚被修葺一新的城楼，位于正定古城南侧城垣的居中位置。登城远眺，城南的滹沱河静静流淌，对岸的石家庄市区依稀朦胧。
正定的立县，始于秦始皇时期，屈指一算，也有两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它一度成为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而“石家庄”从一个小村庄崛起为小城镇，始于1907年，如今却已成为了河北省省会。历史似乎跟正定开了一个大玩笑。不过，当你走在正定古城里时，那些正定曾经荣耀的佐证，却会一个一个地冒出来。
正定可大书特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白狄，在燕、赵、齐三强的包夹中建立的中山国，就在这里传承了百余年。后人贾谊在传世名篇《过秦论》中，甚至将其与燕、赵、韩、魏等相提并论为战国九雄之一。此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于此设东垣县——为正定历史上设县立制的滥觞。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平息诸侯叛乱，激战数月才夺回东垣城。为盼政权稳固，希望天下政权从此真正安定，改东垣县为真定县，此后一直沿用至清代。
今天正定古城的基本形制规模，由唐代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修筑于应宝元年（762年）。此后历代皆在此设治所，成为了河北地区的一座中心城市。时至今日，在古城内仍保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我们从中挑选了保存现状较好的若干处，绘制了这张地图。希望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展现正定古城的风貌。绘图／于继东
▌割据中的小国
正定城南临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陉关口，是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考察它的兴衰史会发现，正定的每一次兴，都与战争多少有些关系。
第一次的大兴，缘于唐代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反唐的“安史之乱”。
这场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哗变，不由分说地把真定卷入了历史的乱局，却也阴差阳错地成就了这座小城在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都说“乱世出英雄”，倘若把真定比作“英雄”，二者之间，究竟是谁成全了谁呢？当我试图探究其中因由时，却发现无论做何解答，都绕不开一个叫做李宝臣的关键人物。
在今天正定县城的解放街剧场北侧，有一通高大的唐代碑刻。碑额篆书“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当地俗称“风动碑”。所谓的“清河郡王”，正是唐肃宗李亨赐予李宝臣的封号。李宝臣何许人也？他的个人荣辱又与真定的命运有何关联？碑文现存的一千余字记载，将一段峥嵘往事重现眼前：所有的因缘际会，皆源自李宝臣在“安史之乱”中的一次正确站队……
、当年安史叛军气焰正盛之时，安禄山的一个义子坐镇真定城，出任恒州刺史，掌控着周边十几处富饶城池。彼时，尚没有“李宝臣”，这位河北中部势力最强大的叛军首领，还叫张忠志——此名是他的干爹所赐，本意是盼他能忠心不二，熟料事与愿违。
当贼首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据守真定的张忠志自觉大势已去，迅即审时度势，率领恒（今正定）、赵、深、冀、易、定六州兵卒五万人“起义投诚”。不仅打开井陉口的土门关，迎接王师，还协助官军攻打负隅顽抗的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州镇）。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忠志从叛臣贼子摇身变成了平乱功臣，获赐皇姓“李”，取名“宝臣”，受封赵国公、享免死权。真定作为李宝臣的一枚筹码，帮他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一千四百多年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这座城池南临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陉关口，是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代诗人朱佩莲经过正定时，曾赋诗叹曰：『九达京华路，真称北镇雄。波惊陡骇侧，云压太行东。』
此时的唐王朝，被内乱耗竭了气力，早已经败絮其中，根本无力重整山河。好吧，索性做个顺水人情，让你李宝臣继续出任节度使，盘踞河北，统领“成德军”，管辖相当于今天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全境和邢台市北部。河北平原最富庶肥沃的土地都给了你，你这个不省油的灯总该不会天天怀着异心了吧？
但是李唐王朝打错了算盘。重兵在握的李宝臣胃口大得很，在政治权力上也要攫取一杯羹。他圈地为国、自署官吏，拒不缴纳赋税，甚至擅自指令自己的子孙世袭节度使之职。成德军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史就此展开。
藩镇割据对中央政权而言是蚕食鲸吞，对真定却未必是件坏事。作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的所在，这里成为了河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藩镇割据的小王国中，享受着“国都”的待遇，经济、文化在世事纷乱中得以独立、稳定的发展。
如今的正定城中，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处处古刹，举步即是，俯仰可见。这些佛教遗迹得以保存至今，就有节度使的一份功劳。
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为了削弱佛教势力，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僧侣，令各州郡仅留一寺，其余全部限期拆毁。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一纸圣谕，使短短一月之内，全国近五千多座寺院遭遇灭顶之灾，无数僧尼还俗。一时间，普天之下“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圣迹陵迟，刹宇颓废。


清朝末年至解放初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和战争的频繁，正定城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垣仅存8106米。2001年，全县百姓捐献旧城砖，耗资近399万元，修复了南城门城楼及两边各50米城墙。图为南城门附近的明代老城墙。

然而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灭佛”运动时，真定城内却依旧是一片梵音古刹，伽蓝鼎盛的景象。原来，当时的节度使王元逵信佛宠道，依然故我，压根儿没搭理武宗的圣谕。还公然对朝廷派来督查的御史叫嚣道：“天子如果愿意，请他亲自来毁寺灭佛吧，反正我们不干这事儿。”于是，在成德军控制的真定、赵县、冀州、深州等地，佛教寺院得到保护，各地高僧纷纷前来投奔。佛家的根脉与香火，得以在大断代之中得以保留，也算是“割据”的一桩功德吧。
表面上看，朝廷对地方势力一再忍让姑息，节度使们也按兵不动，但双方心知肚明，不过是时候未到。忧患之中，唯有步步为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旦战争爆发，作为成德军最后一道防线的真定城池，必须进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汤。修城，是当务之急。
唐应宝元年（762年），一场滹沱河水灾来得正是时候。倒灌的河水冲垮了北周时修建的老石城，李宝臣趁机将原来的城垣统统拆除，扩建出了一个呈“凹”字形，周长达到20里的新城，正定城今天的格局由此奠定。
从正定城四周残存的城垣推测，当时的正定城在东、西、南、北，四面设城门。每座城门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其中月城是加筑在瓮城外的一段弯月形城墙。也就是说，出入城内，要经历三座城门。这种形制除北京、南京等帝王之都以外，极为少见。而其中北侧、东侧的这三道城门又不在一条直线上，从而形成了曲折回旋的防御体系。内墙的四周还筑有暗门——从城外看，秘而不见，从城内看，即为墙洞。倘若城池受困，便可派遣士卒由此突围出城。
城内像唐代所有城市一样，实行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的里坊制。从一些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知，城内曾设有敬爱坊、安业坊、楼井坊等。节度使的衙署设在今天县政府所在之处，并筑有城墙，与外界隔开，史称“牙城”，驻有牙兵牙将。镇守真定的节度使们哪里是在营建一座城，分明是在筑建一座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堡垒。
开成二年（837年），唐文宗皇帝把堂妹寿安公主，嫁给当时扼控真定的节度使王元逵，封他为驸马都尉。著名诗人李商隐听闻，即作诗一首，名为《寿安公主出降》，出降就是“下嫁”的意思：“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连一介文人都看出，易守难攻的城池内，包裹的是蠢蠢欲动的野心，唐王朝的统治者又怎会不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听之任之。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令人玩味。节度使处心积虑修筑的坚固城池，却也为自己敲起了丧钟。
公元921年，刀光火影映红了真定城的夜晚。原来，时任节度使的王之子—王昭祚滥杀牙兵，挑起了兵变。牙城王府付之一炬，王当场殒命，真定城改旗易主。王的干儿子，也是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张文礼成了它的新主人。
在外征战的成德军大将苻习，听闻主将遭人谋害，立刻回师镇州，讨伐张文礼。苻习的军马，连克数城，终于兵临真定城下。怎奈由于城垣坚固难攻，苻习众部围攻了一年零八个月，先后损失三员大将，也没能攻克。几经周折，苻习虽替旧主报仇雪恨，此后成德却也不复成军，分合不一。
乱世中趁势而起的真定，又在乱世中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在它的北端，一座乌托邦式的“大汗之城”拔地而起，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
▌一座“贵城”的诞生
公元1286年，大元王朝立国的第15个年头，高鼻深目的马可·波罗，在元朝史官的陪伴下，开始了对全国的游历考察。途中太行山山麓的一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生动记述沿途见闻的笔记中，他不吝赞美地唤它作“贵城”。这座惊艳了他的小城，就是真定。
马可·波罗17岁开始游历世界，来到中国后久居大都，见多识广。在真定城，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以至念念不忘？
实际上，离开大都南行仅四日，在去往真定的路上，马可·波罗就已经有了“惊喜”——目之所及嘉谷满野，千里桑麻，进入真定路地界，道路两旁树木林立，“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
步入城内，街道规划整齐，“两个大十字，纵横几条街”。城南有阳和楼一座，形制奇特，跨街而建，门上有楼，楼中据说是存储着真定府巨额财富的金库。楼之左右各有瓦市，戏台、妓院、酒家、茶馆、商铺林立。豪商大贾、市井百姓往来其中，繁华景象竟不输大都。
马可·波罗运气不错，他赶上了真定的好时候。如果马可·波罗早个几十年来到真定，看到的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13世纪初，蒙古军与金朝的战火燃至河北地区，两军交锋所经之处，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真定首当其冲。直至1218年，蒙古人彻底从金人手中争夺到了对河北一代的统治权，真定才得以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得到喘息。这时距马可·波罗来到真定，仅隔六十几年。短短几十年间，真定是如何从百业凋敝的废墟蜕变为一座“贵城”的呢？
应该说真定也遇上了一个好时候。蒙古大军攻占下河北一带后，旋即展开南伐。真定由此从前沿阵地变成了大后方，承担起了前方部队的给养重任。为了尽快恢复后方经济，蒙古王朝大力推广“薄赋敛，役有时”、“放民归田”等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一时间，百姓“大乐”，“归者四集”，真定的田地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兵甲户口远超他郡。
1264年，在汗位争夺战中取得胜利的忽必烈，成为了中原的霸主。他，要建一座新城。
相较于前几位统治者，忽必烈对汉文化更加“亲善”，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对中原腹地的治理。为此，他力排众议，把都城由上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迁至中原。地点就选在了真定以北的燕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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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都城——元大都的落成，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真定地处要道，汇集了西汉开凿的太白渠、唐代开凿的大唐渠、礼教渠。元代哈珊疏浚了栾城冶河以后，更是河网密布，运河如织，宛若江南。特别是与真定城擦城而过的滹沱河，与大都河川相连，北上可由大运河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南下则连通江淮。
从真定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当年马可·波罗从大都出发，一路发现从真定府“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省，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盛赞“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为方便商旅，道路沿途设有驿站。当时真定路邮驿每年的开支达到了1800锭白银，这在《元史》中记载的各路邮传开支中，位居首位，可见商客往来如梭，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

照片中昂头静立的赑屃，原本是一通巨碑的底座，2000年与残碑一同出土于正定府前街上的一处建筑工地。碑座长8.4米，残宽3.2米，高2.6米，残重达107吨，是目前世界所见最大的石碑。细观碑文，可见『节度』二字——真定自安史之乱后，就被圈地成国，归由成德军管辖。这座巨碑的主人安重荣，就曾经出任成德军节度使，镇守真定，割据一方。后来因为不满石敬瑭的卖国行径，起兵反叛，被镇压后，惨遭擒杀，这块歌颂他功绩的石碑也被砸毁掩埋。

今天的正定褪去了昔日商贸重镇的喧闹，更多了一份历史沉淀下来的从容与淡定。路边孩子尽情嬉戏玩耍，商贩悠闲地坐在商铺前观景闲聊，乐在其中，买卖由人。这里的人们和这座小城一起，洗尽铅华，静享岁月静好。

此图为正定历史文化街，它南起长乐门，北至开元寺北，全长1500米，两侧仿明清式建筑内，共有商家一百五十余户，是真定最繁华的的街区之一。明代时，这附近已经建成了以大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区（摄影／夏晖）。

万历初年，真定县户口1856户，其中军户369户占到了总户数的20％如此数量庞大的驻军，既保卫了京畿的安全也成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设力量
真定便利的交通和紧临大都的绝佳地理优势，吸引了各路权贵商旅。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西商”。所谓“西商”特指来自西域或欧洲的商客。当时西商手持皇家颁发的制书和驿券，便可享受优渥的经商条件，这使他们乐此不疲地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而真定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它很快成为了“西商”们主要的货品集散地之一。富庶的真定城一定让大批的西商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在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中，频繁出现这一带西商给蒙古军队提供马匹和给养的记录。
西商在真定从事的大宗买卖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丝织品。早在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就曾下诏，劝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桑枣。元代统治者对于农桑的重视，使真定如鱼得水。
真定的丝织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唐代时“恒州（今正定）贡罗、赋绵和绢”以及“孔雀罗、瓜子罗、春罗”等，已被列为了上等贡品。元代时，为了便于管理和货品流通，索性就把织染局、绫锦局以及管领诸路促办交纳绵丝的提领所，都设在了紧邻大都的真定。据一位名为纳新的元代学者在《河朔访古记》中的记述，元代的“真定丝织厂”——绣女局，就位于城中开元寺北。不仅如此，真定的绵课税还供养着大都附近16位皇亲贵族。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为真定的经济注入了无穷的活力。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恃工商为生，饶有丝，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
真定到底有多富？看看这组《元史·食货志》中的数据：真定路每年收乳牛课税银二百零八锭三十两、酒税银两万余锭，醋税银两千余锭……到了元朝中期的1329年，真定商税收入已接近六万锭，财富总额比六十年前竟增长近300倍。
之所以称元代是真定的“全盛时代”，是因为除了经济的繁荣，它的文化艺术也达到了从未企及的高度，展现出空前的多元化。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了大批金、宋遗民迁居于此，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白朴、数学家李冶、教育家张德辉等一批文化大家，颇具“故都之遗风焉”。多元的人群带来了多元的宗教，真定一城之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数教并举，“塔殿栉比”。其中的道教宫殿玉华宫，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祭祀太祖父母所设影堂，“重门綮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与宫掖”。每到忌日，各路中央使臣官员，函香致礼前来，行三献之礼，真定便真正成了权贵云集的“贵城”。
真定城的富贵安宁，一直维系到了元朝末年。此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几乎使真定变为人间地狱，却又给它带来了重生。
图中男女老少，手持明灯，跃跃欲试，一场声势浩大的腊会游街活动即将上演。腊会是正定每年除夕的『保留节目』，由祭庙拜神而来。最初仅是在除夕夜提着灯笼，到附近庙宇中烧香拜神。正定腊会最盛时，全县有腊会23道，分布在城内各条街道和城外四关附近的村庄。每道腊会由腊队、灯队、乐队三部分组成，每逢除夕之夜，鼓乐喧天，游历各街，通宵达旦。摄影／高温钧

▌“移”来的重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享年71岁的朱元璋病逝于应天府（今南京），庙号太祖。燕王朱棣闻讯南下奔丧，将至淮安，却收到了新帝朱允的一道圣旨——太祖遗命，诸王不必进京奔丧。
打道回府的朱棣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前奏。几个月后，包括朱棣的同母兄弟——周王朱在内的五位亲王先后被废为庶人。建文帝的削藩举动，激怒了众藩王，实力最强的燕王成为了众藩之首，以“清君侧，靖国难”的名义在北京起兵夺权，随即挥师南下，将屠刀对准了侄儿建文帝，史称“靖难之役”。
两军交战，河北平原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建文帝先后派出了耿炳文的十三万大军和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驻守真定，迎战燕王。鏖战多年后，真定一带备受摧残，十室九空，以至陷入“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
1402年，朱棣成为了明成祖。转年，皇位尚未坐热，朱棣就收到了北京行部的上奏，“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这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这一地区三十三万四千多人口，减少了近40％。
作为新帝的“龙兴之地”，北京河北一带的战后重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1404年，明成祖效仿秦始皇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迁大姓实畿辅”。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单单是为了充实人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从南直隶抽调资源呢？
一年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曾奏称：“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师。”李志刚的这次关于迁都的提议，被认为是首发之论。李志刚的为人，《明史》中有评述：“为人敏洽，能治繁剧，善傅会。”因此有人称，他的奏折，十有八九是授意于明成祖本人。

朱棣从南直隶派遣大批移民北上，或许是早有计划的迁都前奏。除了希望可以借移民促进北京周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也意在削弱南京地区的势力。即使在迁都北京既成事实以后，为了培植根本，恢复畿辅经济，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没有停止。永乐年间，官方组织共向河北移民多达十五次。
政府组织的官方移民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随着河北地区人口的恢复，和畿辅之地地位的确立，真定吸引了不少逐利的商人和寻梦的旅者，一些金元时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纷纷返回故里。
一时间，“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真定这座几乎毁于战火的小城，趁势屡得人才。民风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士以学问相当，以礼仪相尚”，崇尚学问和礼仪蔚然成风。
今天的正定城内，有一座古朴精致的三进四合院。它曾经的主人马氏一族，就是明代移民大潮中，在正定落地生根的山西人。马氏家族第十七代马知辉，根据已经遗失的族谱回忆说，正定马氏乃三国名将马援之后裔，明代自山西洪洞县迁居真定府（今正定），世代以务农经商为业，到明末已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历代居住于正定城中心四牌坊一带。当时这附近已经建成了以大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区，街旁店铺各家相连，在街道两旁形成了长长的走廊。

正定自古崇学尚礼蔚然成风。早在东汉时期，常山太守伏恭就在此，『敦修学校，教授不辍』。此后历代，官学、私学皆繁盛。图中的文庙，建置之始已无从稽考，宋代复建，元代时归由有钱人家经营料理，每年取其利息供府学师生费用，也是正定文教兴盛的历史见证。摄影／武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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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去不远的正定古城南门内大街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也同样是明代移民后裔的故所——曾经显赫于世的蕉林书屋旧址。书屋主人名叫梁清标，祖上来自山西蔚县（今属河北省），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举世闻名的《兰亭序》，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及宋徵宗的《柳鸦芦雁图》等，都曾经是蕉林书屋的旧藏。据说当年乾隆爷几次来到真定，居住在隆兴寺旁的行宫中，除了巡行礼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痒痒梁清标收藏的书画珍品。梁氏一族，高官富贾倍出，至今在古城内保有祠堂一座。
然而，对于朱棣而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教的发展，都不过是中央集权的副产品。他对真定的真正期冀，是希望它可以控关扼渡，成为保卫京师的屏障。
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各地边防军事力量，罢黜了各路统军元帅，废除野战军，全部改为地方驻屯军。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兵制。当时真定、保定府的驻军皆属“真定卫”，扼控紫荆、龙泉、倒马等7处关口。指挥使司卫衙门，就在隆兴寺南侧一带。
或许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仍让朱棣心有余悸。登基后，他频繁向河北调兵，扩充军力。此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扰，边事日紧，明宣宗时，又把神武右卫也拨调到了真定府。
万历初年，真定县户口1856户，其中军户369户，占到了总户数的20％。如此数量庞大的驻军，既保卫了京畿的安全，也成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设力量。
原来，明代规定，“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耕种”，以此法解决官军俸粮。也就是说驻军中的大部分士卒，是要参加耕种劳作的，不但自给自足，还要交“粮食税”。而真定府，由于水土肥美，军屯田赋税的金额，相当于一般百姓缴纳的四倍，成了名符其实的“纳税大户”。

光纳税还不够，当时的军队卫所，就犹如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还肩负着参与地方建设的职责。在真定滹沱河的数次水灾之中，真定卫的官兵都参与了修筑护城河堤，开凿新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的正定古城，也是由明代的屯垦戍卒在唐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而成的，仅仅在夯土墙外包筑青砖一项工程，就用了六年，耗资数万两白银。
如今在石家庄附近依然存有很多以“营”或“屯”为通名的村落，如“东营”、“西营”、“杨家营”、“柳林屯”……这些村落，几乎都曾是明代军户们聚族而居的营房和村屯。根据1985年地名普查统计，在正定县当时的212个村落中，至少有13个是军队营所或军屯。

学者陈正祥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地理》中曾提到：中国古代所有重要城市的兴起，都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影响。反之亦然。时至清代，河北平原南部不再是抗敌防贼的守御要地，加强中央王权对地方的掌控成为新的着眼点。康熙八年（1669年），为了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居留了九年的真定，移治更靠近京城的保定府，曾经的军政重镇真定城开始为政治所冷落。
1903年，此前由于避讳雍正帝名讳，而改名为“正定”的这座千年古城，原有再度“逆袭”的机会，但这一次它却与机缘擦身而过。

当时清政府准备兴修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按最初的计划，东西两端的起止点分别为正定府和山西太原府。但提供借款的华俄道胜银行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徒增费用，最终把正太铁路的东起点从正定移到了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
如今，小村庄石家庄由于铁路的机缘，已发展成了一座枢纽城市。滹沱河的另一岸，正定在坐看沧桑中，等待着新的机遇……
之所以称为『旧影』，是因为就在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的2001年，由于烟火引发的一场火灾，燃及了刚刚重修的南城门，烧毁了两层木质阁楼。今天我们看到的南城门是经过第二次补修的结果，门前的土路也变成了青砖地面。历史上的正定也是这样，经历了一次次劫难，终又在劫难中重获新生，说不清是福是祸。只希望今日之正定也能像这座城门，在历经沧桑归于平寂后，能再次涅槃重生。

小庄有记

回复 2# 品口口品


    哈哈哈！{:5_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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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这标题。真有棒子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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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吗？
（河北省文博讲坛讲稿）
石家庄作为城市，其历史的起源在哪里？换句话说，石家庄建市的历史有多久？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以此得出结论，石家庄市的源头，是京汉铁路、正太铁路交汇之时，其历史，撑死了说，也不过百年。
这种说法——我们姑且称之为“火车拉来的城市”说，亦即“百年”说——不能说是全错。但是，从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历史事实来考察，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没有反映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整个历史面貌。我们应该追根溯源，从石家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找出石家庄城市的源头，恢复石家庄城市发展的本来面目。      
一、从石家庄市改名折射出的认识误区
要追根溯源，寻找石家庄城市的源头，需要摆脱一种思维定势，从认识的误区走出来。
我们的城市——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历来是困惑我们的“死结”。能不能解开这个结，既牵涉到石家庄城市定位，又涉及到对我们这个城市的认知、认同。
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问题，是什么时候让石家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大概最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始，放眼看外界，有人觉得自己脚下的城市的对外形象拿不出手了。于是，“贫文”的帽子，就戴在了石家庄的头上。
虽然经过一批专家学者和史志工作者的锲而不舍地研究、挖掘、宣传，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石家庄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基本形成社会共识。但是，问题一回到石家庄城区，就失去了文化自信，“建市历史短，城区没有历史文化”便左右了人们的思维，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认识误区。
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石家庄城市历史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现代中心城市的变迁和传承关系知之甚少，有的人就被表象所困扰；另一个因素是宣传的误导。为了追求“吸引眼球”的效果，有的学者、媒体在用语生动、形象上下功夫，全然不顾历史事实和客观效果。
比如，在一个时期，我们太过于津津乐道“天下第一庄”，把石家庄市囿于“石门”这个小圈子里，新闻媒体这样喊，文艺舞台这样唱，甚至工业产品也这样标，“天下第一庄”成了石家庄的形象标志。影响所致，除了石家庄村和休门村，其他绝不认同为石家庄市的范围。无形中，把石家庄市的历史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以至于给人们一种误导：石家庄就是几个村庄拼凑起来的城市。
在一些人眼里，太过钟情于“火车拉来的城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石家庄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其他重要因素，无形中割裂了石家庄城市的历史传承关系，把石家庄城市的发展历史孤立起来，把石家庄“市”史卡在一个狭小的时间范畴内。
长期以来，这样的舆论，这样的宣传，误导了多少人？我们让自己，也让世界，就是这样来认知、认同我们这个城市的。
狭小的“时空”观，让石家庄英雄气短。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孜孜不倦地探求“突围”之路，出路之一，就是为石家庄改名。
这不是个新话题。这样的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几起几落。早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石家庄就有过这样的争论，随着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而偃旗息鼓。而到了2008年，又有人旧话重提，不仅炒作到报纸上，而且扩展到互联网的几个大网站上，很是热闹了一番。最后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也无果而终。一年后，2009年8月间，改名之风又一次刮起，这次的改名风是由省内一家媒体的一篇报道《正定纳入主城区，石家庄要不要改‘正定’》引起的，在报纸、互联网上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这一次，争论终于引起石家庄市政府的关注，市政府有关部门站出来澄清，“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没有为石家庄更名的规划”，表明了不宜更改的态度。
改名争论虽然再一次尘埃落定，但是，仔细分析先后几次“改”派提出的石家庄必须改名的理由，不管有几条，其核心就是石家庄历史短浅，没有文化底蕴，石家庄的名称“土”、“俗”，没有文化含量，需要通过改名来提升石家庄的文化含量。
按说，20多年来，石家庄各界学者和历史文化研究者、史志工作者，对石家庄的历史和文化做了大量的挖掘、展示和宣传工作，仅石家庄市政协就组织编著了有关专著十数册，“石家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已基本形成共识。为什么有人视而不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炒作此题？冷静下来思考，是不是也该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反思的东西？不平心而论，这些“改派”，并没有恶意，无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依据和出发点，仍然是建立在狭小的石家庄城市历史“时空”观的基础上，没有抓住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的真正“症结”。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这种宣传的误导效果。2013年4、5月间，省外宣局组织“河北省五大文化品牌全国知名专家微博客笔会”，总结座谈会，我也应邀参加了，聆听来自各地专家的发言。一位来自河南的专家颇有感慨地说：过去老听到宣传石家庄是“天下第一庄”，所以一直认为石家庄是个大村庄。这次到了石家庄，看到的和想象的大相径庭，石家庄是一个美丽的都市。
怎么解读专家的话？
当时，我是既高兴，又汗颜。谁不夸赞自己家乡好？谁不希望听到夸赞自己的城市好？在听到“石家庄是一个美丽的都市”这样的赞誉，令我们自尊心得到满足之外，是不是还要从中品评出一种指责的意味？外界一直把石家庄当成一个“大村庄”，这是谁造成的？也许，专家的发言本身并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可是，谁又能否认，造成外界，甚至是我们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误解，责任不正在于我们对外宣传中津津乐道的类始于“天下第一庄”、“火车拉来的城市”所造成的误导？
这反映出文化建设中又一个大问题。
历史文化需要认同、认知。让更多的人认同，需要做广泛的普及工作。也要对当地群众中进行以提高文化自信力为目标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与提高历史文化认知度和文化自信力相关的，是对外宣传中对历史文化定位的把握，和文化魅力的提炼。
我们脚下这块热土，不缺历史，不缺文化。相比较，缺乏的是发现的智慧，也许还有传承的责任。
那么，解开这个“结”的途径何在？答案只有一个，到历史中找到城市源头，从城市发展历史中找回文化自信。
二、哪里是石家庄的城市原点？
随着石家庄火车站搬迁，旧火车站干什么用，引起关注。此时，有人提出建议，在旧火车站建城市原点。
城市原点，说白了就是城市的出发点。石家庄的出发点是在旧火车站吗？
研究城市历史，探究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不能受主观感情的左右，也不能主观臆测，而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要依据考古成果，要依据历史典籍，也离不开对当地、当时的各种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分析，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
从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可以明显看到，石家庄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石家庄具备的客观条件，必然形成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城市化过程，呈现了两种形态——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东垣（真定）阶段、真定-正定阶段、石家庄阶段。这也就是说，石家庄的城市原点不在旧火车站一带。石家庄的城市源头另有其地。
（一）石家庄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石家庄城市的出发点是滹沱河近岸。
石家庄历史悠久，母亲滹沱河孕育了一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无论是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还是辉煌璀璨的大量文物，都向世界展示着这块土地上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滹沱河中游的重要支流绵河畔井陉东元村发现了至今3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石家庄历史源头。至晚6、7000年前，这里就开始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现市区内的长安区南杨庄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证明这里的先民己掌握了先进的粮食加工手段，粮食生产已在该地区产生。出土的陶质蚕蛹模型，经专家鉴定为家蚕蚕蛹，用无可争议的实物证据说明：野生桑拓资源丰富的滹沱河流域是中国蚕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文化遗址表明，滹沱河流域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从而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里从商周开始，出现了城市群。
石家庄的区位优势，也为中心城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城市的出现，直至中心城市的确立，都是战争的产物，是和政治、军事紧密相连的。石家庄西倚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平原，滹沱河是天然屏障，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重要的战场，各路诸侯都千方百计要占领这块战略要地，中心城市便应运而生。这个中心城市的源头，就是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第一阶段的东垣古城。
（二）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的两个阶段。
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经历了东垣（真定）阶段和真定-正定阶段。
东垣（真定）阶段。
东垣城诞生于战国时期。在战国七雄夹缝中顽强生存的千乘之国中山国，在滹沱河南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南高营一带置东垣城，这是中山国继灵寿都城之后的又一重要城邑，为后来秦在此置县、设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在原赵地实行郡县制，先是在东垣城设置东垣县，后又置恒山郡（因位于北岳恒山之南而得名），治所就在东垣城，管辖周边石邑、井陉（今井陉矿区天户村）、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鼓城村）、南行唐等十几座城邑，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汉代进一步强化了东垣的地位。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钦命将东垣更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在此置真定国，辖真定（东垣）、肥垒（今藁城城子村）、绵蔓（今鹿泉北故城）、藁城（今藁城丘头）四县。三国时期，真定城又成为常山郡的治所，管辖7个县。自秦，经汉、晋，直到南北朝时期，东垣一直是今河北中、南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真定-正定阶段。
正定取代东垣（真定）成为中心城市，始于南北朝时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98年率军灭掉后燕，入主河北平原地区，免不了要巡视一番。来到滹沱河边的重镇常山郡城真定，登高北望，河对面，在今天正定的地面上，是东晋时期创建的军事堡垒安乐垒，“嘉其美名”，一念之间，迁城的想法便产生了。大概古代帝王都有这个嗜好，把天下安危寄托在一城一地的名号上，刘邦据此将东垣改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而这位道武帝做得更干脆，索性将常山郡的治所从滹沱河南的真定搬到滹沱河北岸的安乐垒，希冀从此永享“安乐”。就这样，君王一念，时移事变，郡城北移，真定降格县治。虽然后来，在北齐、北周，常山郡一度又回迁河南真定城，但不久又北移安乐垒，后来连真定县的治所也渡河北去，到安乐垒享“安乐”去了。于是，安乐垒一下子成为州（常山郡或恒州）、县（真定县）两级政区的治所。
唐代，仍是郡（州）、县治所。只是唐穆宗李恒即位，“恒”字成了皇帝的专利品，不得已，恒州改镇州。而安史之乱后，军阀拥军自重，真定城成为成德军大都督府、州、县治所，成为控制河北中部的藩镇割据中心。在辽统治时期，升镇州为中京，并有一位辽帝——辽世宗耶律阮在真定即位。
到宋代，真定城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升格为省城（河北西路首府），并在此置真定府，成为路、府、县三级政权的治所。金、元仍为路、府、县治所。
明朝，真定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的真定城，与同样拱卫京师的天津卫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模、历史文化积淀等，都远远超过天津卫，也比元代才开始兴盛的保定城地位高得多。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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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除顺天府外，其他府州皆废，由省辖县，正定降格为县，正定府的历史终结。
从公元398年起，到民国初，先后1500多年间，正定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现代中心城市形态——石家庄市兴起
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第一个因素：现代交通为先导
说是偶然因素，其实，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素，那就是石家庄所处的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位置。正因为如此，1902年，京汉铁路在正定设二等车站，为满足滹沱河南货运、客运的需要，在离正定不足十公里的石家庄，又设立车站。车站之小，不仅隶属于正定站，而且，因石家庄弹丸小村，没有名气，车站竟以石家庄附近的大镇枕头命名，叫枕头站。可是，没过两年，地理优势便使石家庄横空出世。那是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工程建设方法方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交通枢纽，开始了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进程。
撇开感情因素看正太铁路起点南移，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的、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虽然，此举的初衷，只不过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但是，正是这一决策，为后来修建石德铁路、沧石公路奠定了基础，才使河北南部的中心城市定居石家庄。
第二个因素：工商业奠基。
现代工业形成规模。工业化进程就是石家庄现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太路起点南移，是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石家庄现代化城市的开埠和发展，是伴随着现代化工业的起步和发展而一步步成熟的。没有现代工业在石家庄安家落户，充其量，石家庄不过是一个只有三等铁路车站的小镇（亦或大镇）。
当时，重要的工业企业有：
井陉煤矿。煤炭的开采、运输，是早期石家庄繁荣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井陉煤藏丰富，清末出现了机器化开采的近代化煤矿——井陉矿和正丰矿。正太总机厂。这是石家庄最早的大型工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1905年创建，1907年竣工投产，1932年和正太路一起收归国有。石家庄炼焦厂。在煤矿发展的同时，1914年开始在石家庄筹建炼焦厂，1925年11月投产。大兴纱厂。1922年春破土兴建，10月5日开工生产，是华北地区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纺织企业。电力工业。先是井陉煤矿、正丰煤矿、大兴纱厂、炼焦厂、正太铁路总机厂等企业陆续自建发电厂。1919年部分绅商集资开办电灯公司——中国内地电灯公司石门分公司，1927年更名石门新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中小工业。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3年前后，纺织、化工、机械制造业已初具规模。商贸服务业日渐兴盛。交通运输和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和服务业日渐繁荣、兴盛，成为石家庄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主要有：转运业。正太路建成通车，使交通闭塞的山西乃至大西北，打开了一条通道，石家庄成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由于京汉路、正太路轨距不同，一直不能接轨，货物转运业便应运而生，有些大公司也设立了转运字号。到30年代初有运输户29家，陆车发货业14家。服务业。早在1902年京汉路通车前后，石家庄即有饮食服务业开始经营。到30年代初，旅馆客栈和饭店就有80多家，照相馆5家，澡堂9家，理发店14家。金融业。1907年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开办。到1933年，共有银行8家，银号和钱庄24家。邮政电讯。与交通一样，是城市化的先导和重要条件。1907年石家庄设电报房，1916年升为二等电报局，1919年设长途电话局，1933年开办了市话，市话用户50余家街区拓展。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新街区开辟，由不足0、1平方公里，到1933年扩展为18平方公里。
人口变化。人口由19世纪末的不过600余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猛增到6.3万多人。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商户占居民总户数的15％，到20年代末，石家庄的职工总数已有16000余人，占总人口的25%。
第三个因素：人文因素的催化作用
城市化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文因素既丰富了城市的内涵，又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扩张力。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石家庄随着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工潮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组织诞生和发展，逐步成为了冀中、冀南一带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使石家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
（四）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石家庄区域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虽然该中心城市的名称、城治几经变迁，但是，无论是古代城市形态，还是现代城市形态，从东垣（真定）到真定-正定，再到石家庄，是这一区域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如此结论，不是主观臆测，更不是受感情因素左右，而是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看到，从东垣（真定），到正定，从正定到石家庄，城治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三个城址的距离，没有超过十公里。变迁的真正原因，都是偶然因素起作用，第一次变迁，安乐垒取代东垣，不过是从名（真定）到实（郡[州]和县治所），全盘继承了东垣，不过是州府县衙搬了次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由真定改为正定，那已经是州府县衙从东垣迁移了1300多年后的事了，不过是避帝王名讳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第二次迁移，虽然是城市发展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是重起炉灶，但是，地缘联系和承继关系还是非常明确的。试想，没有正定作为中心城市，京汉和石太（正太）铁路交汇点会选在这一带吗？要知道，和京汉铁路交汇的、决定两个城市命运的这条铁路，筹划时的起点，就在正定，本名就叫正太路，而且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称为“正太路”，称呼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就是石家庄在1939年正式设市后，并不是完全和正定脱掉了干系，仍带有某些正定色彩。如，无论是日伪政权还是国民党政权，驻扎在石家庄的专署，却名为正定专署。至于文化上的联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造成割裂，完全是人为的因素，忽略了对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历史做深入研究，也不排除某些文人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标新立异，拿“天下第一庄”和“火车拉来的城市”做石家庄的形象标志，并广而告之，最终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式。
将东垣、正定、石家庄作为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而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市政协编著的《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就明确提出这一结论。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学术界和领导层的赞同。如，时任石家庄市政协主席方秉钧在为《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所作的序言中，就指出：石家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环石家庄近郊而变迁，“随着现代交通和机器工业的兴起，石家庄崛起，不过是历代城治的延续。”1999年8月，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陈来立在为《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的总序中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来探求，石家庄成为华北重镇、河北中心，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这一地区历代中心城治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是地缘上的延续，更是文化上的延续。”
如果说，以上领导的认定，有着职务考量的因素，有人会提出客观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当数著名文物专家、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谢飞的认定。早在2010年7月，在总结河北省文物部门发掘平山水帘洞遗址文化成果时，就指出：“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为石家庄市增添了含金量较高的文化名片。我历来不赞同石家庄市没有文化的说法，石家庄市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建城历史并不亚于河北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水帘洞遗址的发现，为更深入研究和追溯该区域文化的历史，理清文化发展的脉络，必将留下非常浓重的一笔，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片。”
而在2012年他在给本人的著作《东垣传奇》所作的序中，分析了石家庄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大致受滹沱河泛滥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城市伴滹沱河南北迁移，最终又回到了他的发祥地石家庄（东垣）。其名字最早称东垣，而后称真定，称常山，称真定，称正定，称石家庄。难道还不是一脉相承吗？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城市的发展史人为地割断了，特别是把石家庄孤立出来，而忘记了其前身。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滹沱河流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只有一个，她既是活态的，也是连续的。因此，所谓的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百年历史’，‘百年石家庄’，‘没历史’，‘没文化’的说法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现代石家庄是在古代东垣、真定、常山、真定、正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火车拉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毫无疑义，谢飞先生以一个中国文物界著名专家的学养和长期对河北历史文化的执著研究把握，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说到这里，也许还有人心里不免低估：领导、专家都是本乡本土的，自家人，自话自说，外人怎么看？有外地专家的意见吗？
问的好。我也可以明确作答：有，而且不是一般人。是谁？是一位城市规划专家，来自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开封市建委副主任、开封市规划专家组组长宋喜信，曾以“建设部驻石家庄规划督察员”的身份，于2008年9月参与《燕赵晚报》关于石家庄城市内在魅力讨论时，明确建言：“凡了解石家庄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家庄建城要从东垣古城算起，经历正定时代，到如今的市区时代，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中心城市起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专家学者的见解，他们一再明确提出石家庄城市发展经历了东垣（真定）、正定和石家庄阶段，肯定了三个阶段的延续关系，给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做了明确定位，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石家庄不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中心城市的原点、城市发展历程的出发地就在东垣，石家庄的城市历史距今已有2400多年。
到这里，也许还有人不认同这一定论，其理由：现在的石家庄和东垣、正定，既没有同一的城址，也没有城市名称的传承，怎么能说是一脉相承的呢？表面看，似乎是一个理由，其实，这不过是从表象出发，内里，还是观念上的自我束缚。正如宋喜信先生对我们不客气的批评：“许多石家庄人，包括你们媒体，在寻找文化自信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市区，这无异于举刀自宫，割裂历史。”
批评尖锐，却直指要害。其实，对城市历史的探源，城址、城名的传承问题，不是只有我们石家庄遇到。拿我们周边的城市来讲，大名鼎鼎的北京，现在的城址，是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至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营建的大都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到如今，多少年？800年不到。但是，北京却把城市源头追溯到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最早的城址遗迹在哪里？也不在现在的北京城区，而是在房山的琉璃河地区。而名称呢？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涿郡、幽州、南京、中都、大都、京师、顺天府、北平、北京等。这不妨碍北京理直气壮的宣称建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再看我们的西邻太原，把城市源头定在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晋卿赵简子修筑的古城晋阳，城名称晋阳，也叫过并州，晋阳城旧址也不在现在的太原城区内，在今晋源区晋源镇古城营村一带。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北宋统治者一把火把晋阳城烧了个精光，于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又在汾河东岸重找了块地方，当时叫唐明镇（今西羊市一带），重建新城，距今多少年？1100多年吧。一样的，没有同一的城址、统一的名称，并不妨碍太原市在2003年迎来建城2500周年的辉煌庆典。
而我们呢？用“火车拉来的城市”作刀子，举刀自宫，一刀剁掉了我们这座城市整整2300年的历史。
我们仿佛听到，滹沱河在呜咽，东垣在哭泣。而正定呢？被排除出现代中心城市，借用宋喜信先生的话，“珍贵的财富”“囿于一隅”，不会开心吧？而作为现代中心城市的石家庄，失却了历史根脉，更当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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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正定城 半部佛教史
正定，与佛有缘。佛家讲，利他无我为“正”，心地无念为“定”。“正定”是佛教八正道之一，只有“正定”，才能达到致心一处、不动不乱。是一个人经过修炼，达到心神合一、世事洞明的最高境界。
　　曾考察过世界三大宗教文明的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正定发出慨叹：“正定最大的亮点是中华文化最兴盛时期的佛教重镇，在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最高的东方智慧。”“一部千年文明史、千年佛教史在正定大地激荡。”
　　到正定看什么，看大佛。正定有中国早期最高铜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是当今僧徒最多的佛教临济宗发祥地，四塔八大寺已成为正定地标，支撑正定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8处国保单位，有6处是佛寺建筑。因此，正定城历来被称为中国“佛教重镇”，誉为一方圣土、大佛之城。正定城的历史就是半部中国佛教史。
　　佛教地位———临济祖庭
　　自达摩西来，禅宗在中国大兴。禅宗，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慧能，于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出现了临济、云门、法眼、沩仰、曹洞等五宗并弘的局面。
　　临济宗鼻祖是义玄法师，义玄是慧能的六世法孙。唐大中八年（854年），义玄从江西黄檗，入镇州（今正定）临济院。应用三玄要、四宾主、四料简、四照用等一系列禅宗新的理论和接引学佛人的方法，禅风峻烈，以棒喝著称，大喝一声、当头一棒，顿悟成佛。
　　义玄提出只要一心向佛，人人可以成佛。隆兴寺的转轮藏就是实证，转轮藏就是能转动的存取经书的橱架。识字的和尚诵读经书能修成正果，不识字的和尚推动转轮藏一圈，等于诵经一遍，照样能修成正果。义玄这种平民化的求佛理念，使得学侣云集，门叶繁荣，逐步发展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宗派，以寺为名，称为临济宗。五代后，禅宗五家中的云门、法眼、沩仰先后失传，唯有临济、曹洞二家有传承。而其中的临济宗成为禅宗的主流，所以在中国各大丛林禅院中，十有八九属临济宗。
　　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日本僧人荣西来宋参学，把临济宗传入日本，镰仓时期（1192 － 1333年），日本佛教24流派中有20派属于中国临济宗系统。根据义玄法师讲经整理的《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畅行世界。在佛教界有“临济儿孙遍天下”之誉。
　　1986年5月19日临济寺举行澄灵塔重修落成暨大雄宝殿奠基法会。中日及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僧众三百余人隆重庆典，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额“临济寺”、“大雄宝殿”、“不二”等。
　　佛历2533年（公元1990年），纽约东海禅林众弟子敬献一石质鼎炉，上刻《临济祖庭》，立于临济寺澄灵塔北侧，临济宗风，大为弥彰。
　　佛教建筑———寺塔林立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95岁高龄的郑孝燮老先生曾说：“正定的古建筑，按分类佛教建筑居多。佛教文化成为正定城历史文化的一条主线。”
　　中国佛教寺院，向有“唐寺宋塔”之说，而正定的八大寺，有3处建于唐之前，5处建于唐。四塔全建于唐代。寺、塔均开佛教之先河。
　　敦煌第61窟西壁北侧有一幅《五台山图》，为五代时期（907 - 960年）所绘。该图右下部为镇州城(今正定)，城西有大悲寺，城内有寺塔，呈现了正定唐代佛教建筑的胜景。
　　正定的“四塔八大寺”，是中国最兴盛时期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信号及中华文明最辉煌时期的图谱和证据。八大寺的方位恰好又与天罡七星方位相符，可谓天地合一：长达三里的南大街为勺星的勺柄，由南而北依次排列着广惠寺、临济寺、开元寺；从十字街向东是天宁寺，再向东是隆兴寺；由隆兴寺向北再向西是崇因寺，再往西便是洪济寺、舍利寺，后四寺形成勺形。佛教寺院按道教方位排列，既是千古奇观又是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融合的实证，也是正定成为佛教重镇的渊源之一。
　　隆兴寺 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年代较早、气势雄伟而又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建筑群，被誉为“海内宝刹第一名区”、“海内名刹第一”。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著评道：“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隆兴寺。”
　　隆兴寺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初名龙藏寺，唐改龙兴寺，清赐“隆兴寺”，俗称大佛寺，沿袭至今。隆兴寺现存面积8.2万平方米，主要建筑由南向北分布在一条长616米的中轴线上，依次是照壁、三孔石桥、天王殿、大觉六师殿遗址、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大悲阁、弥陀殿、毗卢殿等十余座殿阁。主次分明、错落有致，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范例。寺内有六处文物堪称全国之最:被梁思成先生誉为世界古建孤例的摩尼殿；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坐观音；我国早期最大的木制转轮藏；被推崇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举高21.3米、42只手臂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设计巧妙、富于变化、做工精细、无一雷同的千佛尊。
　　广惠寺华塔 建于隋，兴于唐，又称多宝塔。主塔高33.35米，分四层，一至三层平面呈八角形，第四层平面略呈圆形，塔身周围交错雕塑着形态各异的菩萨、力士、象、狮等。主塔底层四隅各附建一座扇六角形亭状小塔，小塔环抱主塔一、二层，高低错落、主次相依，相映成辉，故亦称多宝塔。著名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称其为“海内孤例”。
　　天宁寺凌霄塔以木结构为主，俗称木塔。塔高40.98米，八角九级，塔内中空，有阶梯可直攀顶层。登塔远眺，古城风光尽收眼底。该塔的独特之处，是从第四层中心部位开始，竖立一根长17米擎天柱直通塔顶，外面紧围8根抱柱，这对稳定塔身极为有利。此种塔心柱式结构，国内现存实物仅此一例。
　　临济寺澄灵塔是义玄禅师的衣钵塔。高30.47米，实心密檐八角九级。远远望去，形貌青幽，俗称青塔。梁思成先生称青塔“清晰秀丽，可算塔中上品”。
　　开元寺须弥塔始建于唐贞观十年（636年），史称雁塔，俗称砖塔。其形制与建于公元652年的西安大雁塔相似，但比大雁塔还早了16年。塔平面呈正方形，高42.5米。塔身简洁端庄，坚实大方，四角九级，全部砖砌，整个塔身留有唐代遗风。
　　正定城内除八大寺之外，尚有龙王堂、观音堂、三角堂、关帝庙、裴昌庙以及白衣庵、永寿庵等几十处佛教场所。
　　佛教传人———高僧大德
　　正定佛教兴盛，寺塔林立，是高僧大德风云际会之地。
　　智贤：东晋时期，生于真定的僧尼智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皇帝赏赐的锦衣圣尼。
　　慧净：唐贞观六年(632年)，真定籍高僧慧净对《大庄严论》撰文注疏，西域高僧三藏法师给予激赏，称其是“东方菩萨”。
　　慧光：唐广德元年（763年），常山慧光法师曾劝降恒州节度使携五州降唐。永泰元年（765年）唐代宗特为慧光法师在真定敕建“永泰寺”，意即从此天下永久安泰。
　　义玄：在临济寺住持并创立了临济宗。
　　桂琛：真定籍唐代高僧桂琛创立了法眼宗。
　　息庵：真定籍高僧息庵为曹洞宗第19代传人。
　　怀丙：宋代真定人怀丙不仅是位高僧，还是著名工匠。他曾“偷梁换柱”，扶正了即将倾倒的凌霄塔。
　　南无：元宪宗四年（1254年），印度高僧、蒙古国师南无大师曾住持龙兴寺并补修转轮藏。
　　胆巴：元元贞元年（1295）,藏族高僧、金刚上师胆巴应众僧坚请住持龙兴寺，并施白金千两重修大觉六师殿。大书法家赵孟頫奉元仁宗之命撰并书《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
　　圆仁：日本高僧圆仁曾西渡大海，来正定求法圆梦。
　　意定 1900年，隆兴寺住持意定和尚巧妙处理义和团及法军关系，受到慈禧太后嘉奖。
　　佛教信徒———帝王情结
　　正定寺庙居位较高，除临济祖庭地位显赫外，隆兴寺则为皇家寺院，有替僧代皇帝出家。所以敕建皇封、御笔题额、书丹镌石，比比皆是。
　　隋文帝：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一万多人修建龙藏寺。隋仁寿二年（602年），又奉敕迎舍利于寺内安置。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诏令龙藏寺改额为龙兴寺。
　　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敕建“永泰寺”、修“慧光塔”。
　　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圆寂，其弟子收其衣钵建塔以葬。唐懿宗谥义玄为“慧照”禅师，赐塔“澄灵”。
　　宋太祖：北宋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颁昭在龙兴寺重铸大悲菩萨金身并盖大悲宝阁。一组宋代建筑从此拔地而起。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赵光义敕撰《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立于大悲阁前东侧。
　　宋徽宗：颁昭改“永泰寺”、“慧光塔”为“天宁寺”、“凌霄塔”。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1183年），颁诏重修临济寺。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赐“临济正宗”玉印。
　　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敕命赵孟頫撰文立《临济正宗碑》。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为生母慈圣皇太后御制铜铸毗卢佛，供奉在崇因寺内，现移至隆兴寺。
　　清康熙皇帝：曾六次巡幸正定，三次驾临隆兴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龙兴寺重修后，敕改“隆兴寺”，次年亲书“敕建隆兴寺”等各殿匾额共19方。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亲书《隆兴寺碑文》，立于大悲阁前东侧。
　　清雍正皇帝：雍正十二年（1734年）敕封义玄为“真常慧照禅师”，并将谕旨嵌于澄灵塔上。
　　清乾隆皇帝：七次驻跸正定，六次游览了隆兴寺，每次都赋诗述怀，分别刻于3通御碑之上。四次驾幸广惠寺，两次登上多宝塔，并挥毫书就四篇诗作和“妙光演教”匾额。二次巡幸崇因寺，赋诗2首，并颁诏重修。还曾敕修天宁寺。
　　清嘉庆皇帝：嘉庆十六年（1811年），驾幸隆兴寺，留有嘉庆御碑《隆兴寺敬叠皇考九言诗韵》立于慈氏阁南。
　　清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西逃返京途中，驻跸隆兴寺，颁赐“大慈大悲”匾额悬于大悲阁。
　　佛教事业———继往开来
　　中国佛教，禅宗最盛。禅宗发展有三座丰碑式大师：达摩、慧能、义玄。达摩把禅宗传入中国；慧能把禅宗中国化；义玄把禅宗平民化。
　　中国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顶峰，正定城一度成为全国佛教中心。这一方面得益于佛教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有赖于正定城的良好生存环境。
　　义玄法师在正定创立了临济宗，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语言、动作来传递佛法信息；与学人交流思想、悟境，灵活自如；相信自己“本心”与佛祖无别，无需向外求佛求祖，主张修行不离日常生活。正是由于义玄的平民化成佛理念，使得临济宗声名大振、门庭若市。义玄法师还经常与其它寺院交流禅机，共存共荣。县城之内，寺庙几十座，僧众数千人。
　　佛教在正定的兴旺发达还得益于正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正定古城自北魏皇始三年（公元398年）起，一直是郡、州、路、府、县治所。唐朝的成德军，大辽的中京，元朝的五路兵马帅府，明代的“三关雄镇”帅府，清初的直隶省会都在正定办公。政治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积淀、商贸的流通，战争的频仍、移民的迁入，必然促进佛教的传播，使正定古城成为佛教重镇。
　　特别在唐朝，正定是成德军驻地。成德军第一任节度使李宝臣，笃信佛教，在任期间，他创建了城西大悲寺和城内永泰寺，并建慧光塔，同时佑护了其它寺院。此后在藩镇割据年代，集军政于一身的成德军势力最强，足以与日渐衰落的唐王朝分庭抗礼。
　　唐会昌四年（844年），唐武宗李炎憎恶僧尼，下诏灭佛。全国拆寺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对于唐武宗的诏令灭佛，成德军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继续修庙建寺。众多大德高僧云集正定，很长一个时期，正定成为全国佛教中心。
　　五代末期，周世宗又一次大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毁佛铸钱。但不久，北宋开国，宋太祖一心向佛，以在龙兴寺重铸大悲菩萨为始，迎来了正定佛事的中兴。
　　《马可·波罗游记》载：“哈寒府（真定府）是一贵城，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信仰佛教），人死焚其尸。”
　　《正定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全县有较大寺庙45座。为了管好众多佛教组织，金、元、明、清设置的僧官就达44位。正是这些僧官处理着佛教事务和与道教、儒教等教会组织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佛事兴隆、香火不断，开创了千年佛教文明。
　　千年等一回，正定古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随着省会北跨，新区建设，正定将按照梁思成先生“修旧如旧”的原则，逐步恢复古城风貌。
　　不久，正定古城将再现历史名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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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的因果
在正定县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名录上，最显眼的当属始建于宋代的『中国十大名刹』之一——隆兴寺。然而在当地，人们更习惯称其为『大佛寺』，除了因为寺院以大佛闻名，更因为似乎只有『佛』字，才能道尽这古刹的玄妙与因果……


俯瞰众生
这座矗立在大悲阁的千手观音，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古代铜铸站立式佛像，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径4.8米的仰莲座上。观音法相庄严，眼目低垂，观照世间。故明代有文人见此大悲菩萨后特著文赞曰：『以象大圣应变之法，阴阳莫测之神。宇以层阁，翼以重楼。仰而望之，如仙人宫殿。


灭佛，还是留佛？
一位已故正定文化研究者武威振先生曾留下这么一句话：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初闻此言，我稍感讶异。静卧在华北地界的正定小城，既非圣地名都，又非佛教东来的要冲，竟能演说中国佛教文化的半部历史吗？

此话可以从正定隆兴寺，当地人称之为“大佛寺”说起。

大佛寺中有一大悲阁，阁内供奉一尊大菩萨。这大悲阁里的大悲菩萨可不简单。

当地有句民谣：“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要说佛寺中供奉的佛像像身大过人身，这很正常，而这尊大悲菩萨像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古代铜铸站立式佛像。这座观音菩萨身高19.2米，立于2.2米高、直径4.8米的仰莲座上，除胸前合十的一双手臂外，身侧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菩萨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护持众生，观照世间。故明代有文人见此大悲菩萨后特著文赞曰：“以象大圣应变之法，阴阳莫测之神。宇以层阁，翼以重楼，仰而望之，如仙人宫殿。”

中轴线上的艺术
从远处遥望，大佛寺的主体建筑群，在中轴线上对称地铺陈开来，高低错落、主次分明。学者王鲁湘曾感叹到，中国的寺院到处都是，但是像大佛寺这样，在『类似紫禁城那么长的一条中轴线上，高低起伏着像交响音乐的旋律一样精致优美的布局，这是我看到的北中国最大最雄伟的。』照片中最高大的五檐三层建筑，名为大悲阁，修建于开宝四年（971年），著名的千手千眼观音即供奉其中。摄影／高温钧

大佛寺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大悲菩萨像，且历史也傲人，在上述明人文中，还历数了它的千变万化：“由隋而唐，唐而宋，宋而我朝，七百余年矣。而寺与像罗乱世而废，逢治世而兴，废兴之数，仰有系于天者欤！”

文中所说的“由隋而唐”，是说这座大佛寺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开皇六年（５８６年）所建的龙藏寺，一般被看作是这座佛寺的开端。后来到唐朝，唐中宗李显从母亲武则天手中复辟了大唐社稷后，年号神龙。为了标榜中兴大唐的功德，李显诏令全国各州都要敕建中兴观、中兴寺。这时有位大臣叫张景源的上了道疏，说叫“中兴”不如叫“龙兴”，“神龙”兴盛嘛！中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又颁诏各州的寺观都改名“龙兴”。现在的正定，在当时叫做恒州，城中的龙藏寺也由此定名为龙兴寺。

话说到了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北汉，遇北汉名将杨继业的顽强抵抗，出师未捷不得已退兵驻跸镇州（今正定）。听说此地大悲寺内的铜铸千手观音久负盛名，便前往瞻礼。谁知此铜佛历经契丹战火和后周世宗毁佛，已成泥像。这时一位僧人对太祖皇帝说，当时周世宗毁佛铸钱时，看到佛像下面写有一行字：遇周则灭，遇宋则兴。这句谶言很对太祖的心思，于是太祖下令于城内另选大寺院重塑金身。龙兴寺遂成为这尊铜铸观音的重塑新址。史载，开宝四年（971年）七月二十日，太祖派军器库使、卫州刺史等官员做监修，三千兵役聚于真定城龙兴寺，开始铸造这座大佛像，修筑大悲阁。历时四年，直至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工程才告竣。

修铸如此高大的铜佛在宋朝自然不是易事。据说大佛是分成七段铸成的，第一节铸下部莲花座，第二节铸至膝盖，第三节铸至脐下，第四节铸至胸部，第五节铸至腋下，第六节铸至肩膊，第七节铸至头部。最后添铸四十二臂。

菩萨的手均为木雕而成，其上裹布，一重漆，一重布，然后再用金箔贴成，工艺相当繁复。而最难之处是佛像头部的铸造。那时可没有厉害的大吊车，在地上熔炼的铜水被运送到躯干上部，便已冷却，如何再用来浇铸？关于其中的奥妙，民间有个传说，说正当工匠们百思不得其法而停工不前时，工地上来了位白发老人。工匠们见此老者气质不凡便上前请教，谁知老人笑道：我这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朽，能有什么好办法？话落竟不知所踪。监工官员们听罢顿时醒悟：这人莫不是鲁班爷！随即令人在铜像一侧屯土堆成高大的土坡，沿土坡将冶炉运至佛像肩部，然后在高台上熔炼铜水，终于完成了佛像头部的修铸。当然这只是传说，至于这座工艺精湛无比、分段铸造却天衣无缝的庞大宋代铸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仍是未解之谜。

不过另有个问题急需一探究竟：宋太祖敕令重塑大悲菩萨，龙兴寺因此得宋代帝王青睐，促它成为北方重要的皇家寺院，保留下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1933年，梁思成先生寻访古建行至正定时，盛赞其为“首推”的“京外名刹”。个中因缘，真的就是那老僧在赵匡胤耳边忽悠的一句谶言？

这还得从后周世宗毁佛这事儿说起。佛教在中国汉地传播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发起人分别是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以及唐武宗李炎和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其中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的毁佛被看作王权绝对权威的体现，“结束了佛教教团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特权，预示着北宋国家权力完全控制佛教教团局面的到来”。黄淮学院一位学者陈文英在其书中这样评述。

大悲阁里的沧桑
大悲阁中的这座千手千眼观音，除胸前合十的一双手臂外，身侧各有二十只手臂，每只手中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菩萨的四十只手、四十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境界的二十五『有』，恰得『千手千眼』，护持众生。可惜两侧40双铜手臂经历代损毁已经残缺，在上世纪40年代大修时改为木制，仅前胸两臂为原铸。

此图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落架重修时，在大悲阁内发现的铭文望砖，其上记有数位高僧募资重修大佛寺的记录。（供图／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

迅先生说，别的佛像是“把人神化”
而这尊倒坐观音像是“把神人化”了
盛赞她为“东方美神”
梁思成先生也为之倾倒，说“她多么富有人情味”
在古代，政、教之间的关系很难撇清。佛教在两汉之间东来之初还是靠高僧个人魅力的影响去传播，所以传播较为缓慢。直到魏晋时期，因为统治者开始信奉佛教并助长佛教传播，中国佛教的发展才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潮。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事实上远超于此，史载宋、齐、梁、陈共建佛寺一万多所，两晋也建寺两千余所。然而佛教的发展旺盛也带来了弊端，其中一项就是影响了皇家对普天下人力、财力和土地的占有。僧侣不但不用纳税服役，关于僧众“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营求孜孜，无暂宁息”的记载也时有所见。南朝时的名臣郭祖深更曾向梁武帝上奏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于是帝王们又不得不为了自身利益，由“敬佛”转向了“灭佛”。前文那位明代文人感慨寺与像“废兴之数，仰有系于天者”云云，与天无关啊老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间帝王对灭佛与留佛的掌控。

毁了龙兴寺大悲菩萨的后周世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的主导者。时至北宋，鉴于隋唐五代佛教政策的经验教训，帝王对佛教采取了既扶持利用又约束限制的政策。所以，在真定府重塑大悲菩萨、扩建龙兴寺，绝不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时之兴，而是乱世之后统治者利用佛教安定人心的必要之举。但北宋政权在停止了后周世宗废毁寺院的同时，却也下诏声明，各路州府寺院经后周世宗被停废者，勿复再置，目的就在于限制僧侣数量的增长，控制佛教势力的发展。

或许，这种权衡利弊的中间政策恰恰达成了政教之间的某种平衡，使佛教从此在汉地继续发展开来。而正定龙兴寺的那尊世间最高大的站立式铜铸大悲菩萨，正是站立在佛教发展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

东方的美神，东方的佛寺
因为铜铸大佛而被民间称作“大佛寺”的这座隆兴寺，并不只因大佛而闻名于世。寺里还供奉着一位“东方美神”。

1923年7月3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其中“山本照相馆”是由当年的著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在王府井附近霞公府街上开办的，鲁迅先生提到的那套正定的老照片也正是由山本本人所拍摄。可能鲁迅先生没跟山本详谈这套照片，又兼他也根本没去过正定，所以日记中“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的说法是错误的。尽管是错误的，却也成就了正定大佛寺的又一荣光：鲁迅先生因为极爱其中一张“木佛像写真”，便将其镶进相框，安放在书桌上，并誉之为“东方美神”，使其盛名远扬。直到现在，这张“东方美神”的老照片仍旧摆放在北京鲁迅故居的书桌上。

东方美神
摩尼殿北壁上，一尊五彩观音倒坐在普陀仙山之中。『倒坐』是指观世音面背正殿，表明观世音菩萨不渡尽众生，永不回头的大慈大悲。这座高3.4米的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如纱的披巾自肩下垂，仅以璎珞项饰遮胸，露臂赤足；她面目清秀，柳叶眉下，凤目微睁，面露笑意，俯视众生。鲁迅先生倾倒于这尊佛像『把神人化』的独特魅力，盛赞其为『东方美神』。

她当然不是木佛像，而是泥塑五彩佛像；她也远比那20世纪初的摄影技术下拍摄出来的照片要美得多。倘若鲁迅先生当真去正定大佛寺看了照片的实景，不知比“东方美神”更惊艳的赞叹会是什么？

她的真身在大佛寺的摩尼殿中，被叫作“倒坐观音”。因为她不坐在大殿面南的正中央，而是在背对大殿供奉的释迦牟尼像的后壁上，重重泥塑五彩悬山中，面北而坐，以示观世音菩萨不渡尽众生永不回头的大慈大悲。这一壁宋代的泥塑五彩悬山俨然是一个极乐世界：在一大片彩色悬雕上，模拟了大海以及海中的普陀仙山，修行的凡人与仙人、鸟兽罗列其间，山中静修的罗汉和威武的天神各具风姿；山石突兀起伏，祥云缭绕其间，碧波鳞鳞。而我们的“东方美神”就倚坐在这片普陀仙境正中。

这座高3.4米的自在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如纱的披巾自肩下垂，仅以璎珞项饰遮胸，露臂赤足；右足屈膝搭左腿，右手绕膝抚左腕，头微微右侧，身体略向前倾；她面目清秀，柳叶眉下，凤目微睁，面露笑意，俯视众生。当时的匠人为使得菩萨稍微下视的目光，能够在任何角度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相交汇，特地采用流光四溢的琉璃珠为观音“点睛”，可谓匠心独到。
(下转第七页86楼）

小庄有记

正定很牛，但正定没那么牛，正定可以解决石家庄缺乏历史沉淀感的问题，但是正定的复兴只能建立在强大的石家庄都市基础之上

石门英杰

回复 13# 小庄有记


    别在论坛说：石家庄的未来不在正定.小心封你10天。

楼海

正定历史的科普贴，很棒，存下来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