雉堞城闉旧，浮图烟霭笼。星斗依稀里，人烟聚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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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紧靠滹沱河，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密集的人类聚集区。因其地处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路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公元398年常山郡城移至真定起，真定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治，中京、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真定、中山、正定县治，其地位日益显赫。这把河北中南部地域的头把交椅，一坐就是15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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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心地位的确立巩固和不断提高，为正定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促使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城池规模不断扩大，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文化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唐朝是真定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作为藩镇成德军的治所，除兴建府第衙署外，还广建寺院，现存临济寺、开元寺、广惠寺、天宁寺等，均为唐代所建。古代园林——潭园也已具有相当规模。
      北宋时期，是真定府、赵州一带城市相对集中、中心城市的城垣建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真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县三级行政官署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官署、官仓、义仓、常平仓及驻军营所等建筑显著增加，园林、商业也随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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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龙兴寺内的最宽大之处重铸真定大悲菩萨铜像，同时兴建了高大宏伟的大悲阁，这处唐代兴起的名刹由此成为皇家重点扶持的寺院，各种配套建筑相继建成，逐渐成为拥有天王殿、大觉六世殿、大悲阁、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等六座恢宏殿阁的北方名刹，也成为真定城内一座代表性建筑和重要建筑景观。高达十丈的大悲阁及阁内身高72尺的全国最高的站立式铜菩萨像，重檐九脊四面抱厦的摩尼殿，以及转轮藏阁及其阁内高大精美的巨大木结构转轮藏经橱，都是当时国内佛教设施的极品，名扬全国。真定的园林也名冠大江南北。大凡记述中国园林建筑史的著作，无不提到真定的潭园、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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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为真定城在金元时期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础。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城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至元时，更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人口10万，与大都相同。在元代，在真定设置真定路，隶属于中书省。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泽及其侄子史枢等人治理真定期间，注重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培植人才，为真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和宗教的多元化。此间，重修了前期创建的重要建筑阳和楼、十方定林禅院、观音院，创建了道教宫观——玉华宫。唐宋时期名冠全国的丝纺织业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以来开掘的纵横交错的人工河渠到元朝继续发挥排灌和漕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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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真定的地位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真定府城，不仅作为政治中心发挥着管理5州和11县的行政作用，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之后，为了培植根据地的实力，频繁向河北地区调兵，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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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的真定城，军事中心的地位，与同样拱卫京师的天津卫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模、历史文化积淀等，都远远超过天津卫，也比元代才开始兴盛的保定城地位高得多。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由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名人别墅、达官宅第等，构成了真定城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由于真定卫、神武右卫等卫所的设立，不仅强化了真定城的地位，也带动了真定城市建设的发展。真定府和真定卫、神武右卫的官署以及军政官员的宅第，成了真定城最显赫的城市建筑。雄伟恢宏的龙兴寺大悲阁，是真定城规模最大、建筑结构最具魅力的大型建筑，碧瓦红墙，掩映在绿树修竹之中。天宁寺的凌霄塔，平面呈八边形，通高41米，是当时真定城内最高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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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入关之初，行政体制基本沿袭明朝旧制，直隶真定府仍辖领5州13县。由于清政权还在巩固阶段，为了控制各省局势，还是把真定列为军事重镇之一。所以，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设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山海关、宣府六镇总兵。真定镇总兵官（正二品）驻真定府，除镇守真定府各军事要地外，还辖制大名协营军事。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北京之外的直隶地区，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从真定徙治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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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 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道梁、宋，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小乐

唐明是正定的，也是汉族的光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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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 、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 、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 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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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山保卫战，是真定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常山太守颜杲卿率部反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失败后，史思明用宝剑按住颜杲卿次子颜季明脖子，威逼颜杲卿投降，并让他制止河北各郡县抵抗。结果颜季明大骂贼酋，史思明恼羞成怒当着颜杲卿和常山将士的面，将季明乱刀砍死，并将颜杲卿和其家属押至洛阳。安禄山劝颜杲卿投降，颜杲卿威武不屈，痛骂安禄山，结果被割下舌头挂在兵戈之上，并把其幼孙颜诞、侄子颜诩、幼子颜询等人，手足砍掉，割肉刮骨。颜杲卿最后被凌迟至死，时年65岁。颜氏一门宁死不屈，一家三十余口慷慨就义，洛阳百姓无不落泪，颜杲卿被百姓赞誉为“常山英魂”。在颜杲卿的精神感召下，“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500多年后，民族英雄文天祥路过真定，怀念忠烈：“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咽喉……人世谁不死，公死千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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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正定一带反抗契丹、抗金战争连绵不断，真定军民英勇无畏，形成了一条“边关防御线”。靖康元年，真定府知府李邈面对强敌以一当十，招募真定民众数千人抗击数万金兵，坚持战斗40余天，城破李邈被俘，绝食不降，怒火满腔，大骂不止；金兵用火燎其须眉和两髀，亦不屈；金兵以沧州知府衔相诱，李邈笑而不答；金兵打其嘴，打得满口鲜血，李邈用嘴里的血吐向金兵，边吐边骂。李邈遇害之时，他颜色不变，向南再拜，最后“谈笑赴市，至死不改”，金兵将士也敬其“高节不可曲”。这种忠勇爱国、慷慨悲歌的精神发展成为正定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拱护神京”、“畿南保障”，北城门的匾额赫然入目。风雨中，城墙身上留下的炮弹伤痕依稀可见，古城铁骨铮铮。正定儿女也演绎过抗日传奇。正定城北的高平村，在抗战时期，全民皆兵，发明地道战，创造了抗击侵略军的杰出战法，为电影《地道战》提供了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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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正定古城为明代遗址，其平面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除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外，凹处可以起到减缓滹沱河河水冲刷城墙的作用。古城周长24华里，高3丈2尺，宽3丈，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设内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此种格局在国内古城中甚是罕见。据记载，正定屯兵的瓮城比西安、南京旧城都大很多，足见其在明代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
    正定城墙的内墙四周还筑有暗门，当城被敌兵围困时，由此可派出侦探或骑兵偷袭敌人。从城外看，隐而不见，从城内看，即为城墙洞。城外护城河宽10丈多，深2丈多，护城河外，筑有护城堤，长4420丈，高1丈多。护城河上，在四城门外筑有石桥，桥上车马通行，桥下可以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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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垣上最宏伟壮观的要数四座城门。每座城门洞长约5丈，高2丈，都是用青条石铺道。城门门板厚半尺，有铁皮封包。每座内城门上都建有高大雄伟的城楼。每座城楼都是飞檐斗拱，雕 梁画栋，蔚为壮观。南门月城上另建有城楼，叫“看花楼”，也叫“望河楼”。据记载，古时正定南城外绿水环流，芰荷弥望，堤柳掩映，鸬鹜回翔，胜似江南水乡。有诗赞曰：“镇州荷花一万柄，正对城门是酒家。下马当垆更斟酌，醉临明镜看吴娃。”
    此外，“天人和谐”的城建理念，也铸就了正定古城建筑风格。有谁会知道，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大平原上，在正定古城的历史烟云深处，曾经出现过一座让欧阳修、沈括等名人贤士流连忘返、梦萦魂牵的古典园林——潭园。历史记载真定“府治后有潭园，围九里，古木参天，台沼相望。”欧阳修对潭园流连忘返，发出“明年今日更来游”的感叹。沈括笔下也曾提及这处“名冠诸州”的秀美园林——“镇阳(今正定)池苑之盛，冠与诸镇……皆甚壮丽，谓之潭园。”金代海陵王为营造自己的宫殿，“近取真定府潭园材木”，拆毁建筑，砍伐古木，一代名园尽遭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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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滹沱河绕城而过，古驿道在此交汇，九省通衢交通发达，在成就正定古城雄镇地位的同时，也带动了正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南宋、金、元互相攻伐的时代，这座“河朔重镇”作为战略和物资集散基地，渐渐发展成了“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
       宋代学者吕颐浩在《燕魏杂记》中记载：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正定的富庶，“哈寒府(今正定)是一贵城，其南有一大河(滹沱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元大都，今北京一带)。”城中居民“恃工商为业，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