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多年城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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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7日，河北省博物院文博讲坛第十四期以《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吗？》为题举行讲座，在文化界、网络界引起很大反响。河北省博客联盟东方可可于10月6日发出《关于开展“石家庄城市源头究竟在哪里？”大讨论的倡议》，引起广泛关注和呼应。倡议一发出，就得到了网友的支持，用不同形式积极参加讨论，有的撰写文章，有的在网上跟帖讨论。短短两个月，就发表讨论文章50多篇。为此，省博物院 “文博讲坛”于12月21日再次就石家庄的城市源头问题在第三十期开展了《石家庄从哪里走来》的讲座。讨论活动引起<河北地方志>杂志的关注，从讨论文章中精选了22篇文章，编辑了专集——2015年第三期。著名文物专家、河北省文物局谢飞为专集作卷首语《东垣故城是石家庄城市兴起的坐标原点》，做出结论：“现代石家庄是在古代东垣、真定、常山、真定、正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火车拉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为专集的画龙点睛之作。

在此，将从以上专集中陆续节选相关内容，并结合大量史料文献重点编辑古代石家庄市建城史与城市原点，东垣古城探秘与中山国，璀璨夺目的河朔雄镇真定府，开国第一城与成为河北省会的深刻历史渊源等四方面的内容，目的是使大家能够全面了解石家庄城市历史准确定位，因为这不仅关乎到石家庄的文化形象，进而关乎到石家庄人和外界对我们城市的认知、认同，更关乎到我们的文化自信。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进行石家庄历史文化源头的讨论，准确把握石家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更好地发挥城市历史文化的资源作用，寻求更深厚有力的文化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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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城市历史，探究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不能受主观感情的左右，也不能主观臆测，而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要依据考古成果，要依据历史典籍，也离不开对当地、当时的各种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分析，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
    从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可以明显看到，石家庄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石家庄具备的客观条件，必然形成河北中南部的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城市化过程，呈现了两种形态——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东垣（真定）阶段、真定-正定阶段、石家庄阶段。这也就是说，石家庄的城市原点不在旧火车站一带。石家庄的城市源头另有其地。

（一）石家庄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石家庄城市的出发点是滹沱河近岸。
石家庄历史悠久，母亲滹沱河孕育了一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无论是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还是辉煌璀璨的大量文物，都向世界展示着这块土地上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滹沱河中游的重要支流绵河畔井陉东元村发现了至今3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址，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石家庄历史源头。至晚6、7000年前，这里就开始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现市区内的长安区南杨庄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证明这里的先民己掌握了先进的粮食加工手段，粮食生产已在该地区产生。出土的陶质蚕蛹模型，经专家鉴定为家蚕蚕蛹，用无可争议的实物证据说明：野生桑拓资源丰富的滹沱河流域是中国蚕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文化遗址表明，滹沱河流域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从而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里从商周开始，出现了城市群。
石家庄的区位优势，也为中心城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城市的出现，直至中心城市的确立，都是战争的产物，是和政治、军事紧密相连的。石家庄西倚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平原，滹沱河是天然屏障，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重要的战场，各路诸侯都千方百计要占领这块战略要地，中心城市便应运而生。这个中心城市的源头，就是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第一阶段的东垣古城。

（二）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的两个阶段。

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经历了东垣（真定）阶段和真定-正定阶段。

东垣（真定）阶段。

东垣城诞生于战国时期。在战国七雄夹缝中顽强生存的千乘之国中山国，在滹沱河南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南高营一带置东垣城，这是中山国继灵寿都城之后的又一重要城邑，为后来秦在此置县、设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在原赵地实行郡县制，先是在东垣城设置东垣县，后又置恒山郡（因位于北岳恒山之南而得名），治所就在东垣城，管辖周边石邑、井陉（今井陉矿区天户村）、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鼓城村）、南行唐等十几座城邑，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汉代进一步强化了东垣的地位。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钦命将东垣更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在此置真定国，辖真定（东垣）、肥垒（今藁城城子村）、绵蔓（今鹿泉北故城）、藁城（今藁城丘头）四县。三国时期，真定城又成为常山郡的治所，管辖7个县。自秦，经汉、晋，直到南北朝时期，东垣一直是今河北中、南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真定-正定阶段。

正定取代东垣（真定）成为中心城市，始于南北朝时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98年率军灭掉后燕，入主河北平原地区，免不了要巡视一番。来到滹沱河边的重镇常山郡城真定，登高北望，河对面，在今天正定的地面上，是东晋时期创建的军事堡垒安乐垒，“嘉其美名”，一念之间，迁城的想法便产生了。大概古代帝王都有这个嗜好，把天下安危寄托在一城一地的名号上，刘邦据此将东垣改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而这位道武帝做得更干脆，索性将常山郡的治所从滹沱河南的真定搬到滹沱河北岸的安乐垒，希冀从此永享“安乐”。就这样，君王一念，时移事变，郡城北移，真定降格县治。虽然后来，在北齐、北周，常山郡一度又回迁河南真定城，但不久又北移安乐垒，后来连真定县的治所也渡河北去，到安乐垒享“安乐”去了。于是，安乐垒一下子成为州（常山郡或恒州）、县（真定县）两级政区的治所。
唐代，仍是郡（州）、县治所。只是唐穆宗李恒即位，“恒”字成了皇帝的专利品，不得已，恒州改镇州。而安史之乱后，军阀拥军自重，真定城成为成德军大都督府、州、县治所，成为控制河北中部的藩镇割据中心。在辽统治时期，升镇州为中京，并有一位辽帝——辽世宗耶律阮在真定即位。
到宋代，真定城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升格为省城（河北西路首府），并在此置真定府，成为路、府、县三级政权的治所。金、元仍为路、府、县治所。明朝，真定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的真定城，与同样拱卫京师的天津卫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模、历史文化积淀等，都远远超过天津卫，也比元代才开始兴盛的保定城地位高得多。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从公元398年起，到民国初，先后1500多年间，正定一直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现代中心城市形态——石家庄市兴起

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翻转着沉重的世纪之页，古老的华夏大地，涌起了民族复兴的浪潮。近代文明，不以清王朝冥顽不化的守旧意识为转移，席卷而来。一个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村一带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带来了一个区域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石家庄（石门）市在滹沱河南崛起，使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说是偶然因素，其实，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素，那就是石家庄所处的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位置。正因为如此，1902年，京汉铁路在正定设二等车站，为满足滹沱河南货运、客运的需要，在离正定不足十公里的石家庄，又设立车站。车站之小，不仅隶属于正定站，而且，因石家庄弹丸小村，没有名气，车站竟以石家庄附近的大镇枕头命名，叫枕头站。可是，没过两年，地理优势便使石家庄横空出世。那是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工程建设方法方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交通枢纽，开始了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进程。
撇开感情因素看正太铁路起点南移，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的、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虽然，此举的初衷，只不过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但是，正是这一决策，为后来修建石德铁路、沧石公路奠定了基础，才使河北中南部的中心城市永久定居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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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石家庄区域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虽然该中心城市的名称、城治几经变迁，但是，无论是古代城市形态，还是现代城市形态，从东垣（真定）到真定-正定，再到石家庄，是这一区域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如此结论，不是主观臆测，更不是受感情因素左右，而是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看到，从东垣（真定），到正定，从正定到石家庄，城治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三个城址的距离，没有超过十公里。变迁的真正原因，都是偶然因素起作用，第一次变迁，安乐垒取代东垣，不过是从名（真定）到实（郡[州]和县治所），全盘继承了东垣，不过是州府县衙搬了次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由真定改为正定，那已经是州府县衙从东垣迁移了1300多年后的事了，不过是避帝王名讳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第二次迁移，虽然是城市发展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是重起炉灶，但是，地缘联系和承继关系还是非常明确的。试想，没有正定作为中心城市，京汉和石太（正太）铁路交汇点会选在这一带吗？要知道，和京汉铁路交汇的、决定两个城市命运的这条铁路，筹划时的起点，就在正定，本名就叫正太路，而且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称为“正太路”，称呼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就是石家庄在1939年正式设市后，并不是完全和正定脱掉了干系，仍带有某些正定色彩。如，无论是日伪政权还是国民党政权，驻扎在石家庄的专署，却名为正定专署。至于文化上的联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造成割裂，完全是人为的因素，忽略了对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历史做深入研究，也不排除某些文人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标新立异，拿“天下第一庄”和“火车拉来的城市”做石家庄的形象标志，并广而告之，最终形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式。

将东垣、正定、石家庄作为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而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市政协编著的《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就明确提出这一结论。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学术界和领导层的赞同。如，时任石家庄市政协主席方秉钧在为《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所作的序言中，就指出：石家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环石家庄近郊而变迁，“随着现代交通和机器工业的兴起，石家庄崛起，不过是历代城治的延续。”1999年8月，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陈来立在为《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的总序中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来探求，石家庄成为华北重镇、河北中心，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这一地区历代中心城治的延续”。“这种延续，既是地缘上的延续，更是文化上的延续。”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中心城市起源、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专家学者的见解，他们一再明确提出石家庄城市发展经历了东垣（真定）、正定和石家庄阶段，肯定了三个阶段的延续关系，给石家庄的城市历史做了明确定位，确定无疑地告诉人们：石家庄不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中心城市的原点、城市发展历程的出发地就在东垣，石家庄的城市历史距今已有2400多年。

到这里，也许还有人不认同这一定论，其理由：现在的石家庄和东垣、正定，既没有同一的城址，也没有城市名称的传承，怎么能说是一脉相承的呢？表面看，似乎是一个理由，其实，这不过是从表象出发，内里，还是观念上的自我束缚。正如宋喜信先生对我们不客气的批评：“许多石家庄人，包括你们媒体，在寻找文化自信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眼光局限在市区，这无异于举刀自宫，割裂历史。”

批评尖锐，却直指要害。其实，对城市历史的探源，城址、城名的传承问题，不是只有我们石家庄遇到。
拿我们周边的城市来讲，大名鼎鼎的北京，现在的城址，是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至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营建的大都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到如今，多少年？800年不到。但是，北京却把城市源头追溯到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最早的城址遗迹在哪里？也不在现在的北京城区，而是在房山的琉璃河地区。而名称呢？先后称为蓟城、燕都、燕京、涿郡、幽州、南京、中都、大都、京师、顺天府、北平、北京等。这不妨碍北京理直气壮的宣称建城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再看我们的西邻太原，把城市源头定在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晋卿赵简子修筑的古城晋阳，城名称晋阳，也叫过并州，晋阳城旧址也不在现在的太原城区内，在今晋源区晋源镇古城营村一带。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北宋统治者一把火把晋阳城烧了个精光，于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又在汾河东岸重找了块地方，当时叫唐明镇（今西羊市一带），重建新城，距今多少年？1100多年吧。一样的，没有同一的城址、统一的名称，并不妨碍太原市在2003年迎来建城2500周年的辉煌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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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心城市的源头，东垣够格吗？

在认定石家庄市源头时，将东垣（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村）作为源头，除了要回答“为什么是东垣，而不是其他古城”的问题外，还遇到了另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东垣够格吗”？也必须予以理性的回答。回答这一问题，同样不能从感情因素出发，或是固守旧的观念，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到历史发展进程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从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考察，东垣是起源最早的城垣之一、且是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石家庄传承延续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是众多古城中的唯一城市。其次，从东垣（真定）作为中心城市的历史发展考察，东垣曾经是滹沱河流域河北中部区域的郡治、诸侯国都，延续了秦汉、两晋、南北朝，到隋代，其作为中心城市的历史跨度长达近千年。再次，从中国历史进程考察东垣的作用，东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认真解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据东垣（真定），定中原，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自从秦汉时期，东垣成为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也使以东垣（真定） 为中心的这一区域成为战略要地，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开基创业的风水宝地。
   作为战略要邑，曾经的历史时光，在这里演绎过一幕幕金戈铁马战滹沱的雄壮活剧，在古老的滹沱河两岸踏上了风雨剥蚀不掉的印迹。尤其是因了东垣的战略地位而结下的帝王缘，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几位开国帝王，在这里演绎了开基创业的历史活剧。风云际会中，经历了多少改变区域历史格局和影响华夏历史进程的事变，留下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奇。在这里，在赵国和中山国博弈争霸的长期征战中，赵武灵王攻取东垣，在东垣夜梦神女，建神女楼，令群臣赋诗填词以记之，留下千古传奇，也留下了千古悬疑；在这里，汉高祖刘邦亲征平叛，攻城月余，结束叛乱，成就了一番武功文治大业，将有历史记载的东垣走出的第一个政治人物赵佗推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钦命将东垣更名为真定，改写了东垣的历史，也留下令人唏嘘扼腕的孽缘；在这里，刘秀“走国”，通过和真定王刘扬政治联姻，奠定基业，登基建立东汉，同时也书写了一个真定（东垣）女子的悲喜人生；在这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与后燕军生死搏战，据真定（东垣），定中原，统一中国北方。
作为一方热土，这里既是枭雄豪杰开基创业的历史舞台，又是孕育英雄健儿的摇篮。这里是东垣传奇二赵—— 秦汉时的南越王赵佗、三国时名将赵云的故里，他们的文治武功、胸襟情怀、人格魅力，成为这座古城以至后来延续城市的文化符号，永久地镌刻在这块热土上，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在这个过程中，东垣（真定）凝结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架构石家庄市历史文化体系的重要源头和分支。这是历史留给石家庄市的宝贵文化遗产。要无可置疑地、理直气壮地将东垣（真定）历史文化纳入石家庄市城市历史文化体系，这必然使石家庄历史文化更加深厚，也必然使石家庄面对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和城市竞争的新格局，站在更宽阔的视野去构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只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见，长期以来，将东垣凝结的历史文化排除在城市文化之外，对这一段历史和文化疏于挖掘和研究，让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长期埋藏在历史尘封中。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历史发展需要我们有历史责任担当，有文化自觉，有文化智慧，来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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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古今的历史名城——正定

滹沱河从远古出发，西出太行，东奔大海，时而湍急，时而舒缓，日夜不息地流淌走了多少岁月。岁月淤积了沃野，岁月催生了文明之花，在这一区域出现了萌芽于商周，兴盛于秦汉的源远流长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中心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一直环绕滹沱河南北两岸，传承、延续了2500多年，凝结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城市文化，也造就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省会石家庄的前身——历史文化名城正定。

一、雄踞河朔的重镇

    太行山前滹沱河流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中山国在滹沱河南临河构筑了东垣城，秦灭赵后，在这里设立恒山郡，东垣成为郡治，拉开了中心城市起步、传承、发展的帷幕。西汉时，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平叛，两邻东垣，更名真定。从此，这里成为水陆交通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

时光流转。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北一带反复征战，滹沱河沿岸的战略地位就格外突出出来。公元350年，前燕大司马慕容恪率军进攻常山郡城真定（东垣），隔滹沱河，在河北岸修筑了军事堡垒安乐垒。在连绵不息的战争中，这座堡垒的地位日益加强，不断得到扩建，成为与常山郡城真定隔河相对的新的军事重镇。直到有一天，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安乐垒迎来了嬗变的新机遇。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灭掉后燕，兴致勃勃地登临常山郡城真定（东垣）隔河北望，看到对岸的“安乐垒”，“嘉其美名”，下令将常山郡治从真定（东垣）移到安乐垒。军事堡垒升格为郡城，到隋唐时，真定县治也北移安乐垒，安乐垒从名到实，全盘承继了真定。就这样，安乐垒从军事堡垒升格为郡州府城，开始了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发展的新阶段——真定（正定）阶段。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因为避讳皇帝胤禛名讳，改真定为正定，真定府和真定县从此改称正定府、正定县。从公元398年常山郡城移至此地起，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治，中京、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真定、中山、正定县治，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在北京之外的直隶地区，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直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

随着中心地位的确立巩固和不断提高，正定地位日益显赫，成为河朔重镇，为真定（正定）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正定城从小堡小城发展到名都大邑，城池规模不断扩大，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文化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滹沱河水泛滥，冲毁了恒州（真定）城，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重修城池，做了拓展，不仅城墙、城门、城垣门楼、箭楼、防水设施得到加强，而且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进入了中等城市的行列。

北宋时期，真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一切，都为真定城在金元时期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础。
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城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
到元代，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人口10万，与大都相同。马可·波罗赞誉真定是“贵城”。
明朝，真定的地位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真定城内一系列名寺古塔的修缮和利用，在客观上维护了真定城市景观的完善，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经过清朝200多年的经营和完善，正定城内的宗教建筑，不仅建筑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建筑物的艺术水平、景观价值，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正定这座文化古城中，宗教建筑不仅是城市的代表性建筑，而且是最重要的城市景观和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
在历朝历代的经营下，正定城垣规模宏大，这从正定城墙的规模可见一斑。城墙始建于北周，原是石城，唐代扩建，改为土城。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又扩建为周长24华里，高3丈，上宽2丈的土城。隆庆五年至万历四年（公元1571~1576年）改建为砖城，周长仍为24华里，高3丈2尺，上宽2丈5尺。城平面似旧制官帽，设四门，上建城楼，各门均建瓮城、月城，出人城须过3层门洞。城四角各建角楼。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西北角与北门间增开一门，俗称“小北门”。

　二、经济发达的大邑

真定（正定）处于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水肥土沃，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滹沱河流域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了农耕，发展了制陶、纺织等手工制造业，开创了和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同步的滹沱河流域农业文化。到中心城市移居到滹沱河北岸，进入真定(正定)阶段，这里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北方经济发达的大邑。

发达的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制陶业、纺织业已经比较发达，经秦、汉400多年的发展，至唐代已有很高的生产水平，成为重要的纺织业基地，细缣、绵纩是全国有名的纺织品，特别是孔雀罗、瓜子罗、春罗成为丝织佳品，直到五代时期，真定（正定）以“锦帛如山，美女如云”而名扬遐迩，引得北方契丹人垂涎三尺。北宋时期，真定（正定）的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时期，在纺织、冶金、建筑、农业水利等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朝廷在真定设绫锦院，云集了大批织紝高手，所织的锦绮绫罗享有盛名。元代设织染提举司和纱罗兼杂造局，明代设织染杂造局，真定仍是全国绢的主要产地之一。明初，正定一带开始种植棉花，棉纺织业逐渐发展。到清代，在正定设工艺局，纺织、刺绣、木器、砖瓦、制陶、锻造、铸造等行业都有较大发展。

富庶的农业。历史上的真定（正定）是农业生产播植百谷、种艺棉桑的多样性发展的发达地区，是北方农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到宋代，宋仁宗景祐年间，开始种植水稻。役畜的饲养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农耕恢复，役畜数量大增，唐宋时期，真定的家畜饲养得到很大发展。到元代，真定成为北方粮食主产区，作物以谷、麦为主，是朝廷征收税谷的重要来源。明代，真定府的耕地数量位居河北前列，占到15%。另外农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种植品种的增加。一是棉花种植推广，明清时真定（正定）已普遍种植，成为北方最重要的产棉区。二是果品、蔬菜种植也很普遍，蔬菜有四、五十种；果品有梨、桃、杏、黄梅、无花果、胡桃、枣、李、沙果、石榴、葡萄等十几种。

繁荣的商业。唐宋时期，是真定城繁盛时期，街市成了重要的商业场所。唐代，城南门外是繁荣的“市”场，宋代，市、坊合建，商业移至城内。宋代，河北西路转运使司驻此，官、民贸易兴盛，为全国21大商埠之一。定窑、磁窑的瓷器，太原的铜器，山东的水果等都由此转销外地；真定、定州的丝织品卖与外商，官方也从这里购粮秣供军需。金元时期，正定城是金朝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元代，不仅内地人来此贸易，西域人也来此经商。元朝统治者建立了真定路纱罗兼造局，这是官办手工业管理机构，劳动者是工匠，人数多、技术高，产品精制。在《马可波罗行记》中，马可·波罗记录了真定城中，民“恃工商为业，饶有丝，以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表明了真定有发达的丝纺织业。明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心城市的真定，商业空前繁荣。商贾云集，大批晋商、徽商到真定城行商。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集市贸易，城市集贸市场成为市场与城垣结合的典型形式。万历年间，真定城四个大门都开市场。除各行业商店以外，在城内街道和四关设市，十天一轮，周而复始。日用消费品交易的集市，真定城内几乎每天都有。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真定有一个知县叫徐天宠，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后来，他病逝于彰德府，真定城的百姓竟然罢市一天，来悼念他。可见，集市贸易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何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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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繁荣的名都

一个城市，如果只有官衙府署，只有发达的经济，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与政治地位相匹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还要有繁荣的文化。只有成为文化中心，才具备了中心城市的基本要素。

真定（正定）由于处于燕南赵北，是燕赵文化的结合点，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又是沟通中原和北方的连结地，成为各民族融汇的地域，特别是宋以后，成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会处，使得真定（正定）不仅以其河北中南部的战略重镇一跃而为河北中南部政治中心，以其滹沱河冲积扇平原的优越自然条件而成为经济中心，更以其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构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崇教尚学的育才基地。真定（正定）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至晚在宋代，真定城内就设有官学。元明时期，书院教育兴起，真定的书院教育也随之兴起，到清代有了很大发展。先后建起崇正书院、恒阳书院、风动书院、尊闻书院。恒阳书院因培育出梁清标、魏裔介（柏乡人）等名仕而闻名全国。梁清标、魏裔介为恒阳书院同窗，分别于崇祯、顺治年间中进士，先后入阁，分别拜为保和殿大学士。恒阳书院先后造就了两位保和殿大学士，这在真定教育史上也算是奇迹。除了书院官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家教、义学、私塾等其他教育形式，反映了正定教育的多样化和普及程度。康熙年间，正定建府义学、县义学各5所，使总数达到13所。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又筹建正定府中学堂，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春该校更名为正定府中学校。同年8月，更名为直隶省立正定中学校。
繁荣多彩的文化之乡。经济、教育的繁荣发达，孕育了真定（正定）璀璨夺目、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凝结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既有名噪华夏的元曲杂剧，流派纷呈的诗集文著，又有历久传承的民间艺术，使真定（正定）成为文化之乡。
真定（正定）是佛教文化繁盛之区。早在隋唐时期就建造了许多规模宏伟的寺庙。佛教禅宗的重要教派临济宗就是唐代高僧义玄创建于真定的。

真定（正定）最有代表性的古代文化，当属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高峰的元杂剧，成为仅次于元大都（现北京），却早于大都的元曲杂剧创作和演出中心，涌现了以白朴、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侯克中、汪泽民、史樟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群，白朴和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齐名，并称元曲四大家。创作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乘、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完整曲折、创作手法多样的经典之作。其中，白朴创作的《梧桐雨》被戏剧界列为中国古典戏曲十大悲剧之一，他的《墙头马上》被列为中国古典戏曲十大喜剧之一。真定的元曲成就，是本地区文学艺术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在文物古籍的收集、鉴定、整理、研究领域，正定名士梁清标、正定知府沈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梁清标既是一个著作家，在历史学、地理学、古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有较深造诣，同时又是一个收藏家，收集藏书多至数十万卷，而且尤以收藏历代书法、名画为最精，有“收藏甲天下”、“博物多识鉴赏精”之誉。另一位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沈涛，道光时任正定知府。他精于历史、文学、金石、考古，尤其重视地方文物的保护，在任期间他出资将各县不得保护的古碑移于正定崇因寺，并广泛拓印、抄录历代碑文，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编纂成《常山贞石志》一书，珍藏了一大批宝贵文化遗产，成为正定府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正定府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当地金石学的专著。由于他身体力行，促进了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使一些珍贵的金石碑刻得以传世。如元氏知县刘宝楠从王村废土堆边发现了东汉名碑《封龙山之颂》，使这一中华金石瑰宝得以重见天日。

在真定（正定）的历史文化中，流派纷呈的民俗文化，以其历史久远，代代传续而占有重要地位，尤以民间花会为最盛。正定民间花会种类繁多，有落子、布龙、高跷、竹马、旱船、跑驴、二鬼摔跤、春牛斗虎、狮子舞、花叉、腊会等一二十种。尤为著名的是常山战鼓和高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厚的文化遗产之区。真定（正定）城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城内，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各种文物遗存不下几十处，仅现在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8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这在全国县级城市是极其罕见的。还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馆藏文物4000余件。尤其是正定城保存完整的历代古建筑，荟萃了唐、宋、元、明、清不同风格的建筑，以其精湛高超的建筑艺术，构成了古城独特的建筑文化，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

四、昭彰千秋的人文精神

滹沱河养育了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使正定成为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之区，在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孕育出昭彰千秋的人文精神。

兼容开放的意识。真定（正定）处于燕南赵北之区，成为中原和大漠的连接点，从春秋战国起，这里就成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在长期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凝结成了兼容开发的意识。魏晋、隋唐时期，河北地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使真定一带成为民族融合典型的地区之一，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地区。宋辽时期，真定临近宋辽边界，成为贸易流通之区。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使真定成为多民族精英荟萃之地，带来了经济繁荣，南北文化交流，促进真定文化繁荣，成为元曲创作、演出中心。

崇信重义的情怀。正定地灵人杰，在上下2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滹沱河畔走出了以赵佗、赵云、李杲、范仲淹、梁清标等为代表的，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历史名人。在他们身上，彰显出爱国精神，昭示着忠信义德，凝结成了崇信重义的人文情怀，书写了正定传统文化瑰丽的一笔。为此，伟人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他还将南越王赵佗趣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尊崇科学的精神。正定历史上不仅崇尚教育，传承文化，而且在科学技术领域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在以金代真定名医李杲为代表的医学领域、以北宋真定高僧怀丙为代表的工程技术领域、以北宋著名科学巨匠沈括为代表的科考领域，都取得了在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科学技术成就，而载入史册，凝结了彪炳史册的尊崇科学的精神。

慷慨悲歌的气节。“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上下2000多年，从正定走出的历史名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成为一个时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威武不屈的精神。他们中，有成为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写照的赵子龙，有唐代“安史之乱”中，首举义旗，抗击安禄山叛军，有唐代“安史之乱”中，首举义旗，抗击安禄山叛军，父子家眷慷慨悲壮，英勇就义，被后世称为“常山英魂”的常山太守颜杲卿；有在金兵南侵，真定3万军民自动联合抗击金兵，两万名义士壮烈牺牲的真定群英，和率军抗击金兵，壮烈殉国的河北置制使种师中、真定知府李邈与真定府路都钤辖刘翊等。这些爱国英烈，在真定名城历史上，书写下慷慨悲歌的不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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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新中国奠基之城
1948年上半年，在石家庄的土地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华北两大军解放区在石家庄合并，中共中央进驻石家庄西柏坡。历史的发展，又一次把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联系起来。继“攻克石门”战役，开创了“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而载人中国革命史册之后，随着中共中央的到来，又一次奠定了石家庄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石家庄的中心地位更加凸显，并且有了新的内涵，新的历史使命。石家庄成了块热土。在这块热土上，立足着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块热土上，孕育着新中国的雏形，新中国的多项事业萌芽起步，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石家庄解放后，很快恢复了秩序，日益巩固的安定环境，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战略决战战场，指挥大决战，孕育新中国，举行了奠基礼。这一时期，石家庄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成为石家庄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新的政治中心
石家庄这座华北重镇回到人民手中，使晋察冀与晋冀鲁像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中心。
两大解放区合并
石家庄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有了石家庄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中心构想。早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在转战陕北时，就在一次党内通报中，明确提了出来。“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个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浦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的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299页。）
两大解放区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工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中央工委自1947年5月进驻西柏坡后，卓有成效地推进着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统一华北财经三大工作，同时还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了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奠基。
华北解放区的疆域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北平、天津二市，辖区有279个县，12个市。幅员广大，物产丰富，有16500万亩可耕土地，有100万以上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与几十万英勇善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它的基本地区是经过八年抗战又经过二年解放战争考验的老根据地。华北解放区之所以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两区的分界线，先是被日伪，后是被国民党封锁分割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划分上，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划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并各自为政。现在，石家庄已解放，正太、石德铁路线守敌已完全被消灭，两区割裂开来的客观原因已不存在。如果还坚持划分为两个解放区，则违反了地理、历史诸条件，将会严重妨碍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完全人为的障碍。如冀南、冀中、渤海三区同属河北平原，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三区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不统一，政策执行的先后与分量不同，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致，货币互不流通，贸易机关不能往来，相互之间的纠纷层出不穷，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产情绪与党内团结，内外敌人也在这里钻了很大的空子。若两区实行合并，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利益，机关可以精简，从中可抽出大批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对太原作战也有好处；财政可以节省，对财经之合并也有很大便利；这两大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5000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战争，其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74、375页。）
毛泽东于1948年2月20日致电刘少奇，同意两区合并的建议，并提议中央工委3月初召集会议，讨论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委于3月2日至3月27日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局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问题。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工委提出的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方针。根据这一原则，工委会议详细研究了合并的各项具体问题，并拿出了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采纳了中央工委会议的意见，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做出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各项合并工作顺利推进。两区合并，对解放区生产建设，国民经济发展，支援前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此，石家庄的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一些重要的机构陆续在石家庄落脚。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各部门先后搬入石家庄；其他机构还有：代行新华书店总店职责的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华北邮电总局、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等。
一些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政府全体会议、华北局扩大会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两边区文艺工作会议、两边区职工总会及各地区和华北公营企业工会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华北财经会议等。
一些学校、医院、企业也落户石家庄，先后有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制药厂等。
培养和输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建设人才，成为培养新中国治国人才的学校和干部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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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新使命
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石家庄地区的西柏坡。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启，迎来了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高潮，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时刻来临了，新中国的曙光就要从这里升起。
这时的石家庄成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成为中共中央的对外、对内接待站。
接待站
石家庄紧靠西柏坡，处于交通要道，又有机场，所以石家庄就成了进出西柏坡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了中共中央对内、对外的接待站。当时人们称西柏坡为“西边”，石家庄为“东边”，两地人员来往频繁，开吉普车或骑马一天就能往返一趟。由于石家庄又是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于是石家庄便成了前线的后方基地，各野战军首长到中央开会、汇报工作，都先到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然后再取道石家庄分赴各地。另外，这里也是中共中央和周边各地中直单位的后勤保障中心。
这样一来，石家庄的接待任务日益繁忙。为了适应这一需要，石家庄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交际处。据时任石家庄副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紧靠西柏坡，又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于是，石家庄便成了前线的后方基地，接待过往的中央领导、各野战军首长和国际友人，是重要的工作。那时，各野战军首长到中央开会、汇报，都先到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然后再取道石家庄分赴各地。不论谁来，我们都认真接待，妥善安排，他们赴前线时，我们都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以供在前线的军政人员应用，使他们感到我们手里也有了城市，有了后方保障。朱总司令曾在石家庄住过，他老人家很是平易近人，市里开干部会，请他，必到，有时还发表讲话，来指导石家庄的工作。我还接待过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彭老总生活朴素，有一次陪他吃饭，菜还没上全，他怕误了火车，饭没吃完，就起身乘汽车走了。毛主席也在石家庄住过，这事对外保密，外人谁也不知道。”（臧伯平《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载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另据当时柯庆施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野战军首长，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徐向前等都曾在石家庄小住。他特别回忆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石家庄看戏的情景。“当时，石家庄电影院（现人民影院）要算是市内条件最好的文化娱乐场所了，中央首长来到石家庄，都在这里看戏，由市领导责成文教局负责同志亲自挑选剧团和演员演出，安全工作由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应慈负责安排。1948年9月上旬，朱德、贺龙、任弼时、聂荣臻、刘宁一等几位中央首长在石影院观看演出时，门口由市警察大队第五中队长苏德卿率手枪排维持秩序，场内由便衣人员警卫。朱总看戏前与市委书记毛铎换帽子。戏票由文教局统一分发。采取这样严密的保卫措施，在当时那种尚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是十分必要的。
194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大雪刚停，寒风凛冽，大街上行人很少，但石影院内却是温暖如春，座无虚席。……观众的目光都投向台前三四排首长席，并小声议论：‘听说毛主席来看戏了。’
毛主席真来看戏了，不过没有坐首长席，而是和警卫员坐在楼下东侧黑影处一个位子上。毛主席穿一件黑色布大衣，戴着大口罩，脚穿一双包头毛皮鞋。附近的观众怎么也没有想到主席就坐在自己身旁。柯庆施市长也没有入坐首长席，而是坐在毛主席的后三排，我与他挨着坐着。”
杨振华还回忆，邓颖超也多次来石家庄。1948年6、7月份，到石家庄西郊大郭村看望郭兰英，表扬郭兰英等人宣传鼓动工作搞得活跃，促进了土改运动的开展。又到南郊塔冢看望在此参加土改的丁玲。到女工集中的大兴纱厂视察，参加了全市妇女大会。（杨振华《石家庄解放初期琐忆》，载《河北文史资料》第21辑。）
接待国际友人，也是大任务。如：1949年1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飞机就在石家庄机场降落。
石家庄还多次接待过国民党和谈代表、投诚起义人员和各界人士。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B—24型轰炸机中尉飞行员俞勃等五人，驾机轰炸了南京大桥机场和总统府后，驾机北飞，在石家庄机场安全降落，受到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华北军区负责同志的欢迎和接待。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陪同上海和平代表颜国庆、邵力子等4人，飞抵石家庄，中央和石家庄市有关领导同志在石家庄欢迎和接待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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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庄里人

这个我认为 石家庄作为移民城市  目前城市市民构成 大部分都是早先移民而来  真正的本地人 并是很多 所以 占石家庄市民大多数的移民者对本地石家庄的历史文化 更是很少的挖掘 造成了目前这种 所谓只有百年历史的 误区!   城虽百年史 但,地有千年岁  东垣 真定 石家庄  这都是我们石家庄的历史传承  不过当下 谁又有人去关注这些呢!  呵呵  只有在当下活得不杂地的人 才会重视以往 所谓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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